政府出台的收费政策循环反复

一、政府出台的收费政策循环反复

为减轻政府财政预算压力，缓解各高等学校因国家教育经费投入不足而引起办学经费异常紧张的矛盾，国家先后出台了《高等学校接受委托培养学生的试行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招收自费生的暂行规定》等政策，允许高等学校招收单位委托培养学生和自费学生。1993年，我国高等教育招生并轨改革先在少量高校试点，初见成效后逐步推广到部属高校，再到全国所有的高校。到1997年，高等教育招生并轨试点改革结束，国家取消了公费生和自费生的差别，所有高校学生都要缴费上学。

最初，我国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的学费标准是由各高等学校根据年生均日常运行成本来核算，报地方政府审批后确定。但由于我国高等学校生均培养成本没有形成统一的核算标准，学校哪些成本属于学生培养成本，哪些不属于尚存在很大的争议，学术界也没有统一的看法。比如学校实验室、食堂、学生宿舍等基本建设项目、科研经费的支出等等是否属于学生培养成本，没有统一的说法。因此，各高等学校在确定生均培养成本时就存在很强的随意性，往往是高估培养成本，而使得高校学费标准不断上扬。我们都知道，1997年全国招生并轨改革试点结束后，高等教育收费就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的时期。据统计，全国各大学对2000年大学本科生的学费都进行了大幅度地提涨，由1999年的3000元左右，涨到4500元的水平，平均涨幅在1500元左右。如北京地区1999年普通高等学校一般专业的学费标准为每生每年不超过3200元，外语、医学类专业为每生每年不超过4000元；到了2000年，一般专业学费为每生每年不超过4200元，外语、医学类专业不超过5000元。学费增长了1000元，增幅为20％。上海市1999年一般专业的学费为每生每年3800元，2000年上涨为每生每年5000元，增长了1200元，涨幅为24％^[1]。在收费过程中，有的高等学校采取降低录取分数线的办法，对扩招部分的学生收取高额的学费或者建校费。有个别高等学校甚至对扩招部分的学生收取赞助费，收费金额高达数万元。高校收费又出现了“双轨制”。

伴随高校收费标准大幅上涨而出现的另一个问题，是大量农村和城镇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因贫困缴不起高额的学费而上不了大学，被挡在大学校门之外，勉强上学的也成了高校里的贫困生，没办法支付日常的生活费用。据原国家教委的统计调查，1995年在校生中，20％的学生为贫困生，10％的学生为特困生^[2]。2001年秋天，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包括高职）在校生人数达700万人，其中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占20％～30％，特别困难的学生占10％左右^[3]。并且，这一现象有越演越烈的趋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社会各界强烈呼吁政府加强高等教育管理，整顿、规范高校的收费秩序。

针对高等学校向学生收取的学费和杂费大幅度上涨，以及部分高校出现高收费、乱收费，甚至“双轨”收费的现象。1999年，国家计委、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出台了《关于普通高等院校扩招有关收费问题的紧急通知》，严禁各高等学校借扩招之机，以各种名义收取物价部门核定之外的任何费用。同时，针对贫困生上学困难问题，国家也逐步健全和完善奖学金、助学金、特困生补助和贷款等制度，落实学费减免政策，并要求各地区和高等学校配合国家政策落实，确保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

由于我国高等教育生均培养成本没办法准确核算，高等教育收费制度放开以后，地方和高等学校普遍高估培养成本，大幅度提高收费标准或以各种名目乱收费，并且这种乱收费行为又屡禁不止。在这种情况下，2001年，教育部、国家计委、财政部联合颁布《关于2001年高等学校招生收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为统一、规范高等学校年生均日常运行费用标准，今后由教育部、国家计委、财政部实行定期公布高等学校年生均日常运行费用的制度，在每一新学年开始前公布上一学年的相关费用水平，作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和调整当年学费标准的依据。各地区不再确定高等学校年生均日常运行费用标准。”此后，教育部和财政部连续每年都发出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高等学校在向学生收取学费、杂费和住宿费上要保持稳定。自此，政府把已经赋予地方政府和高校确定高等学校年生均运行成本的权力，重新收归国家统一管理和制定。

我国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学费标准的制定，由最初的学校根据年生均日常运行成本核算、地方政府审批确定，转变为现在由国家统一规定学生培养成本的制度，实际上是国家加强了对高等学校收费标准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