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访欧美亚非国

二、出访欧美亚非28国

1936年7月初，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决定，委托陶行知乘出席世界新教育会议之便，前往欧美亚非各国宣传抗日救国、发动侨胞共赴国难。同时，全国学联决定派清华学生代表陆璀出席青年和平大会。陶行知与陆璀乘英国邮船“可尔夫号”于15日抵新加坡。8月7日至14日，陶行知出席在伦敦召开的世界第七届新教育会议，并在会上作《中国救亡运动与小先生制》、《中国普及教育》等报告。他的报告深受各国代表欢迎，认为这是殖民地人民发展教育的好方法。8月24日，陶行知与陈铭枢、胡秋原发表《告海外同胞书》，倡议举行全欧华侨抗日救国大会。

8月底至9月初，陶行知、钱俊瑞、陆璀参加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青年和平大会。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的问题》的指示。蒋派居正、程潜、朱培德赴南宁谈判，蒋许诺领导抗日，两广事件最后结束。9月3日至7日，陶行知参加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首次会议，当选为中国代表团主席、大会主席团成员、世界和平理事会中国执行委员。陶行知与陈铭枢、钱俊瑞等致书国际和平会议主席，请求国际和平大会常务委员会尽速派代表到中国，以利于同中国委员会的联系。

到巴黎，正值中国学生会召开“九一八”五周纪念大会，陶行知参加并演讲。这时潘汉年送去了毛泽东给陶行知等四人的亲笔信，并附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这是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文件。9月25日，全欧华侨抗日救国大会召开，到会者有来自英、法、德、瑞士、荷等国侨胞代表及各地来宾400余人。会上成立了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陶行知演讲《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之再度说明》。在长达数小时的演讲中，陶先生那一片赤诚的爱国心、科学的分析、诚恳的态度和那无可置疑的论说，使侨胞深受鼓舞。这个演讲自始至终又充满了诗，不少论述以诗来表达，使人听来不觉疲惫而兴奋不已。

作为外交使节，陶行知的工作日程是排得满满的。他每到一地，要参加有关国际反法会议、调查当地社会情况和华工生活情况、接见当地华侨抗日救国会、后缓会领导人、会见留学生、会见社会名流、政界要员及著名学者、会见当地社会群团组织领袖、接受有关新闻媒体及记者采访、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起抵制日货运动、为抗战募捐。但是耗时最多的是频繁的演说，他演说的题目大致有：《怎样才能救中国》、《中国问题》、《远东问题》、《中国现状》、《今日欧洲》、《中国的战争》、《中国的和平与民主》、《禁运与抵制日货》、《教育在中国为自由而战斗的地位》等。

1936年11月22日，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王造时、史良、沙千里、李公朴“七君子”在上海被捕。陶行知动员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等人致电蒋介石，表示对“七君子之狱严重关注”。12月21日世界和平会理事会决议，向南京中央政府抗议，电文如下：我们对于世界和平会中国分会委员章乃器、王造时、邹韬奋、沈钧儒、李公朴及其他和平运动者之被逮捕，深感痛心；我们出于保障世界和平之诚意，希望释放他们。1937年1月，陶行知与在美华侨冀朝鼎（《今日中国》社领导人）等33人发起救援“七君子”及马相伯运动，发表《旅美华侨告海外同胞书》，旅美华侨300多人响应签名。2月初，又继续联络世界知名学者、教授，发起援救“七君子”，由杜威、孟禄、爱因斯坦等16人致电蒋介石，表示严重关注。

1937年3月，陶行知出席美国洗衣工会联合会议，建议印制“请不要买日本货”卡片，放在洗好的衣服里。后于11月15日，陶行知与胡敦元（清华毕业，后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甘林霖（美援华联合会代表）等发起组织《中华经济研究会》，从事研究美国军用物资输出与日本军用材料购买之经济。陶行知在世界各地发起抵制日货运动，在1938年5月4日，在洛杉矶5000人的大会上严正指出：日本在中国杀死100万人中，有54.4万人是美国提供的军火杀死的。当即震动会场，表示禁运的决心。

“七七事变”后，陶行知宣传抗日救国的任务更重了，17日在美国西雅图基罗广播电台上演讲15分钟。在国外做外交使节，又关注着国内，他指示生活教育社同志将“国难教育运动”改为“战时教育运动”，把《生活教育》，改为《战时教育》。在洛杉矶会见杨虎城将军，又于8月在旧金山，会见杨虎城及其夫人谢葆贞，在旧金山，他第一次会见白求恩大夫，并参加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总会成立大会及反法西斯大会，组织华侨合唱会。

10月22、25日又两次会见和访问白求恩大夫。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白求恩受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率一个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到中国解放区，1938年4月到延安。

1937年12月6日，陶行知为杜威草拟宣言，并拟致甘地，罗素，爱因斯坦，罗曼·罗兰电稿，征求联名，13日，宣言发表，强烈谴责日本侵略中国。

1938年1月23日，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在武汉成立，宋庆龄任荣誉主席，周恩来，董必武，郭沫若，陶行知等为理事，2月10日，陶行知与吴玉章出席世界反侵略大会，在技术委员会议上提出了对日禁运。15日，陶行知与吴玉章同去拜谒马克思墓。

中国抗日轰动了全世界，爱国歌声也响遍了全球，哪里有爱我中华的歌声，哪里就有抗日救国会或抗日联合会，抗日后援会，即使在意大利罗马也有抗日会。1938年3月14日，陶行知第4次赴加拿大，便在温哥华组织成立了“华侨歌咏团”，并举办募捐活动。5月5日，在洛杉矶参加中华会议时，陶行知教大家唱《义勇军进行曲》。6月1日至14日，陶师了解纽约抵制日货运动，并会见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6月24日离伦敦赴巴黎，在英期间，陶行知曾与李信慧第三次拜谒马克思墓。1938年7月27日，在离埃及去印度的船上，有一件事是陶先生记忆中最深刻的——在尼罗河畔，夕阳笼罩着的金字塔下，一曲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传向沙漠的边际，这是31个中国回教徒留学生的歌声。谁也不曾想到，在古国的沙漠里，竟能听到我们民族的吼声。

在行将结束出国访问的任务，8月10日，陶行知到达印度加尔各答，在这里他访问了诗人泰戈尔，印度人民的领袖甘地。甘地希望陶先生撰文向印度介绍中国的大众教育运动及小先生制。陶先生欣然应允。

1938年8月28日，在越南西贡中国戏院演讲，这是陶行知出国访问的最后一次演讲。8月30日，陶先生回到香港。在历时两年一个半月中，他走访了28个国家。他把演讲，歌唱所得的钱和外国朋友、华侨捐助的财物，全部通过宋庆龄转给了八路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