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筹措办学经费，做到有理有据有节

（一）积极筹措办学经费，做到有理有据有节

政府的教育拨款是现代教育发展最重要的保障之一，也是筹措办学经费的重要途径之一。但众所周知，陶行知面对的政府可以说是千疮百孔且官僚主义盛行，他不得不时常与政界官员疏通、周旋，最大限度地争取政府的教育拨款。1922年，时任东南大学教务长的陶行知前往财政总长罗钧任处，要求按照内阁会议通过的决案，催促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筹措各自应该担任的东南大学的教育经费，但遭到各种借口的推诿。陶行知在给同事郭秉文的书信中详细叙述了此事的经过，他感到“气极了”，但也只能心平气和地据理力争，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他说：“预算是行政的主要工具，各省应有预算，国家亦应有预算。现在各省虽有预算，但没有被中央军费所破坏亏空的究竟有几省？中央在各省滥支军费，并未曾得省民的承认，独于教育经费就要得各省的承认吗？国家经费在各省开支应当依照各该省的财力，这是此时最切要的问题。如果中央有减各省军队军费之决心，各省对于教育经费之接济是很容易办到的。现在东南大学的学生以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为最多，子弟是四省的，而独要江苏担负费用，岂得谓平？现江苏已决计不肯独任并且无能力独任。我们还是让学校关门呢，还是逼令此四省的父兄的代表人担负相当的责任呢？”^[1]1940年，陶行知在重庆北碚地区草街子镇办育才学校时可谓异常艰难。当时盐价每市斤重庆为二角，北碚为三角，而草街子镇则为八角，盐价如此悬殊，使得办学更为困难，并造成“全校儿童患营养不良”。陶行知亲自致信盐务局局长缪秋杰，陈述理由与利害，以求可借五百人食用之食盐运输护照，从重庆购买食盐，“得由渝运至草街子”，为学校节约了大笔开支。^[2]

积极进行社会募捐是陶行知筹措教育经费的另一个重要途径，并且在艰难时局中显得尤为重要。在陶行知的来往书信中，他募捐办学经费有两点令人印象深刻。一是募捐对象不拘一格，既有如张治中、卫立煌这样的国民党政界名流，也有如周恩来、邓颖超这样的中共领导人；既有如杜月笙这样的社会名流，也有如楚图南这样的学界名流；既向校友募捐，也向杂志社的投稿作者募捐。二是陶行知在募捐前与获得资助后，必亲自致信，或阐述办学的意义，或告之所取得的成就，或诉说面临的困难，或致谢，或说明捐款之用途。如1940年在收到张治中的捐助后，他立即复信，代表学校表示诚挚的感谢，并承诺及时将收据奉上。^[3]

收取学费本是办学者筹措经费的途径之一，但陶行知一生办学面向劳苦大众，并称学校为平民学校或难童学校，是典型的“非赢利性质的民办学校”。因此，陶行知所办的学校一般是不收取学费的，但对富人子弟坚持酌情收取一定的学费，他认为这样既合情又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