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群体道德形象低下对大学生德育的启示

精英群体道德形象低下对大学生德育的启示

魏彩霞⁽¹⁾

摘　要:精英群体作为社会成功人士，掌控着社会资源，占据着社会主导地位，享受着社会崇高威望，因而也应该成为社会大众的道德楷模，但社会民众对其的道德评价并不高，之所以造成这种印象，某些做出败德行为的精英脱不了干系，同时普通民众的补偿心理也影响了对其的评价。对大学生德育的启示意义表现在提升辨识能力、打造公平社会、提升监督效能。

关键词:精英群体　败德行为　补偿心理　社会公正

一、社会精英群体应该成为包括大学生在内道德的楷模

心理学家韦恩·卡肖曾说:许多知识和技能是人们通过观察他人学到的，当别人的行为导致理想结果时人们便会去仿效他们。美国社会认知心理学家班杜拉在多年的研究后也证实:“示范观察学习一直被认为是传递价值、态度以及思想和行为模式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²⁾为大学生树立学习榜样是德育的主要方式，但什么样的榜样更能激发大学生的模仿热情呢？在多年的观察中班杜拉发现:“有地位、有能力、有影响力的榜样要比那些地位低下的榜样能更好地促使他人以类似方式行事。”⁽³⁾也就是说，相比于社会下层和弱势群体，在社会上享有崇高声誉和丰富资源的精英群体更能成为大学生模仿的道德楷模。

这是因为:“道德的终极目的和标准是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利益的总量，它决定着任何社会最应该模仿的道德榜样，只能是那些给社会和每个人带来最大利益的人，只能是那些努力奋斗、成名成家的人。”作者得出的结论是:“经济成功和道德两者呈负相关。”⁽⁴⁾他们因给社会和每个人带来最大利益而具有最大道德价值，从而是最主要、最重要和最真实的道德榜样。

然而，在社会大众和大学生思想认知中，中国精英群体的道德水平和其社会地位却并不相称。例如，有学者统计了近年17个社会主要阶层才能和道德的分布情况，聚类分析图显示如下:精英群体德行越低。⁽⁵⁾这一结论和其他学者的观察是一致的。例如，有学者调查了2007年53名荣获“全国道德模范”的阶层和社会经济等级分布情况，发现社会中下层及底层的道德模范数量很大（占43%），如果加上社会中层，比例达到87%，因此得出结论:“不是拥有令人羡慕的职业，就会拥有令人称赞的道德；不是拥有更高的文化程度，就一定拥有更好的道德水平；不是拥有上层的社会地位，就会拥有上乘的道德品质。”⁽⁶⁾

图1　聚类分析图（才能＋道德社会性）

二、精英群体道德形象低下的原因

对于为什么受过良好教育、并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精英群体道德水平却低下，有学者分析认为:“个体道德教育的状况只是一个‘道德矢量’而已。它仍然需要和其他‘道德矢量’整合一起并相互作用后才能决定一个人的道德水准。如果一个人接受了系统的高水平的道德教育，同时这个人又接受了大量的社会陋习和不良的社会意识，那么这个人的‘道德矢量’可能为‘中’，甚至为‘负’（或趋向于‘负’），表现在道德行为上，这个社会地位较高、文化水平较高的人就不会表现出良好的道德行为，甚至可能作出一些有违道德的行为。”⁽⁷⁾

除此之外，还有以下原因:

1.现实原因:部分精英的失德行为与民众期望的落差影响了人们对其的积极评价

模仿是人类行为养成的一种普遍方式，但人们通常都回避那些遭遇痛苦结局的榜样。心理学家研究发现，消极信息会降低目标对个体的吸引力，很难说服人们去接受出现在消极情景中的目标:“目标的相关线索包括实现目标的方法和背景相关线索被赋予消极情感时，人们会把该目标看作是无吸引力的或不值得追求的，进而会影响个体对该目标的追求。”⁽⁸⁾道德榜样牺牲太大，也就缺乏道德感染力，相比之下，“人们更喜欢选那些从好结局中受益的榜样”。⁽⁹⁾因为人们愿意做出对自己有益的事:“人们总是倾向于做那些能给予他们自我满足和自我价值感的事情。”⁽¹⁰⁾精英群体作为社会成功人士，掌控着社会资源，占据着社会主导地位，享受着社会崇高威望，自然成为普通大众羡慕和模仿的对象。正如某些专家所说:“他们由于在社会中所享有的特殊地位而对公众具有特殊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本身决定了他们应该负有更多的社会责任（包括道德责任）。”⁽¹¹⁾然而，部分精英不但没有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反而成为社会道德的破坏者。虽然下层民众也会做出失德行为，但由于精英群体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其失德行为具有更大的社会示范效应。这些年，道德败坏、世风日下虽然是整个的社会问题，但不可否认，部分精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例如，作为拥有“制定和引领社会道德规范、确定道德评价标准并对社会各种道德取向进行意识形态化和制度化评判之权力”的政府官员们本该以身作则，但这些年层出不穷、数额巨大、性质恶劣的以权谋私、贪污腐化案件极大地刺激着国民的神经，不但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威信，也极大地败坏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侵蚀着民众对精英群体的道德信任。而作为市场经济中领潮人的经济精英，享受国家政策先富起来后本应该还利于民或带领普通民众共同致富，但近年来持续曝光的三鹿奶粉等食品安全事件、环境污染造成的癌症村现象，都给社会留下了其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的印象。而作为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群体中也出现了剽窃造假、出卖良知的现象。因此，虽然有大量精英群体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利用慈善等各种渠道回报社会，但仍无法消解部分精英群体的失德行为，大量的研究也证实“客观上的损失比等量获益产生的心理效用更大”“损失产生的心理效用约是等量获益的两倍，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甚至表现在非真实发生的损失情境。”⁽¹²⁾从而，在现实社会中，无论是从重义轻利的传统道德、还是强调公平正义的现代道德来评判，精英群体的整体道德形象都与其社会地位和民众期望形成强烈反差。

2.心理原因:普通民众的补偿心理

道德心理学家在研究道德心理时发现，社会中普遍存在着道德伪善现象（Moral Hypocrisy），最一般表现形式就是，当个体评价自己与他人的道德水准时会出现“优于平均效应（Better Than Average Effect）”，即当人们将自己与他人比较的时候，通常会在一些积极的个人特质（如智慧、诚实）上给自己打出高于平均值的分数。例如，心理学家在一项慈善捐款之后要求捐款者报告自己的捐款数额，并将这一数字与他们的实际捐款数额进行比较，结果报告的数额比实际的捐赠额高了很多。对此，不同的学派作出了不同的解释。认知偏差理论认为:“人们在对自己和他人道德判断上的双重标准来源于人们在评价自己的行为的时候，更注重行为意图而非结果；但在评价别人的行为的时候则正相反，关注结果而非意图。”这是因为:“人们很容易获得关于自己意图的信息，且容易感知到自己意图的真实性，因此最后决定判断的只是那些容易被感知到的信息。”⁽¹³⁾对于这种认知偏向，心理学研究证实，“即使内省也无法使被试更多地认识到自己的偏向，更不会减少个体在知觉过程中使用这种偏向。”⁽¹⁴⁾也就是说，我们认为自己更道德，更公正，即使内省我们也很少认识到自己的这种偏见，在评价他人道德行为时，我们总是会认为自己是道德的，自己比他人更高尚。这种心理在他人表现比自己出色而自尊受损时更为突出，此时，人们的心理就会启动自我保护机制，“会通过给他人在道德维度上打较低分数的方法补偿自己在积极自我概念方面的损失”⁽¹⁵⁾。在对他人的行为意图作出道德判断时也比较消极和负面，出现诺布效应（Knobe effect）:“当副作用在道德上是好的时候，人们倾向于判断行为实施者是无意图地导致它的发生；但当它在道德上是不好的时候，人们却倾向于判断行为实施者是有意图的。”⁽¹⁶⁾因此，在面对精英群体时人们内心情绪复杂，既对其社会成就和名利地位充满羡慕，但在评价其道德行为时则有意无意地不以为然，特别是精英群体做出败德行为时更能群加挞伐，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道德优越感。而为了自身的利益，掌握着信息话语权的媒体也在其中推波助澜，虽然精英群体的败德行为需要揭露，但媒体在报道社会负面事件时也会夸大其词甚至极力渲染，在满足民众好奇心和道德优越感的同时站上道德制高点，精英群体成为众矢之的，道德形象不佳。

三、对大学生德育的启示

社会学家调查发现:“十几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正处于人生重要时期，在此期间形成的态度和观念很可能到中年都一直保持稳定。”⁽¹⁷⁾大学教育现在虽然普及化、平民化，但不可否认，大学生毕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其未来有一部分会经过自身的努力进入社会高层，成为社会精英，如果不能养成其坚实的道德认知能力和践行能力，不但不能扭转社会风气、拯救社会道德，甚至还会成为败坏社会道德的罪魁祸首。

1.提升大学生道德辨识能力

有学者调查，在大学生6类18种基本需要中，“强度最大的前4位需要依次是友情的需要、维持生存的需要、自尊自立的需要、身体素质开发的需要，属于优势需要；强度最弱的4种需要是奉献的需要、性的需要、权力需要、减低压力的需要。”⁽¹⁸⁾市场经济下，激烈的竞争让生存成为大学生最为关注的需要，而传统道德中强调的奉献精神则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对于大学生来说，应该应该积极肯定大学生的自利要求。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¹⁹⁾，“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²⁰⁾追求个人利益是每个人的天性和权利，特别是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如果还是宣讲重义轻利的传统道德规范，只讲奉献不求回报、只重义务不讲权利，可能会引起学生的反感，甚至产生信念固着的刻板效应，事实上，“效果不佳的劝说，不但达不到目的，反而会引起听者的防御心理，使得他们对于随后的劝说变得更加‘铁石心肠’，不为所动”。⁽²¹⁾因此，在实现自身利益、体现社会价值的角度应该肯定精英群体对大学生的引导作用。

但是，面对精英群体道德形象低下的现象，也要培养学生的辨析能力。大学生经过近二十年的人生经验和知识积累，抽象逻辑思维能力增强，具有一定的道德认知力和判断力，但理性思维还不成熟，容易夸大社会的不足与问题，而“一旦人们为错误的信息建立了理论基础，那么就很难再让他们否定这条错误的信息”⁽²²⁾。这时，就必须及时理性地给大学生以引导，多角度、多层次地分析精英群体道德优点和存在的问题，让大学生对精英群体形成全面客观的认知，理性地看待问题与不足。同时，可以发挥大学生的热情，监督社会以及精英群体。这对大学生来说，也是一种自我监督和成长，因为，心理学家证实，“当我们主动用自己的语言去解释某些事时我们会记得最牢，……直到我试着讲出自己的见解我才真正理解它们。”⁽²³⁾社会心理学家在调查中也发现，人们学到了他们所读到和听到的20%、他们所看到的30%、他们所说的70%、他们所传授给别人的95%。⁽²⁴⁾任何知识仅仅是听来的效果远远比不上自己收集、整理、讲解的印象深刻，特别是公开发表某观点更能促进人们对其进行理解和思考，厘清错误观念，提升道德认知的层次，从而也更能激励人们的行为，社会心理学证实，公开谈论某个问题，也对促使人们遵守自己的道德原则，这是因为:“当人们对论点进行仔细思考的时候，他们依赖的不仅仅是信息自身所具备的说服力，同时也依赖自己对信息作出回应时的想法。当某个论据引人深思的时候，它才最具说服力。那些经过人们深层而不是肤浅的思考之后所产生的态度变化会更加持久，更能对抗反击，并且更能影响行为。”⁽²⁵⁾用当代著名的阿诺德情绪理论中人们的认知—行动序列化公式来表示就是:感知—评价—产生情绪—需要—思考—行动。正如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只有能够激发学生去进行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²⁶⁾

2.培养大学生道德监督效能、打造公平社会

和普通民众处于弱势地位相比，社会精英群体掌握着社会资源和话语权，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监督，仅仅靠自省是很难让其遵守社会规范的。多项研究也证实，“权力会促使权力拥有者更加伪善”⁽²⁷⁾，也就是说，权力高的人会表现出更强的道德虚伪倾向，“这可能因为权力是跟获取资源的渠道联系在一起的，权力高更有可能获取额外的社会资源。而权力低的人获取社会资源的渠道更少，他们采取阳奉阴违的道德虚伪策略很可能带来较少收益，招致更多损失。”⁽²⁸⁾自我服务偏见让人们会道德推脱。所谓道德推脱就是指:“个体产生的一些特定的认知倾向，这些认知倾向包括重新定义自己的行为使其伤害性显得更小、最大程度地减少自己在行为后果中的责任和降低对受伤目标痛苦的认同。”⁽²⁹⁾通过道德辩护、委婉标签、有利比较、责任转移、责任分散、忽视或扭曲结果、非人性化、责备归因八个相互关联的机制使人们即使做了不道德行为而没有明显的内疚和自责。虽然研究显示:“受教育程度也是影响个体道德推脱的重要因素，受教育程度越低，其道德推脱水平就越高”⁽³⁰⁾，但是，如果精英群体处于优势地位，没有强有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和氛围，很难让人们自觉遵守高标准的道德规范。即使他们有很高的道德认知，但并不一定就做出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社会心理学家证实，一般情况下，内心的态度会影响人们的行为，拥有某个态度也不一定就会做出某个行为，但在具体的观察研究中，心理学家也发现:“即使人们已充分认识到该做什么，他们也经常不去最大限度地做出这种行为。”⁽³¹⁾群体动力学对此作出解释:人的行为是人格与环境的函数，“在任何场合下，引导我们做出反应的不仅仅是我们内在的态度，同时还有我们面对的情境。”⁽³²⁾行为是态度与情境压力二者的函数，公式:B＝f（A，S），也就是说态度（A）和外部情景压力（S）共同作用结果决定了人的行为（B）。大学生作为易感人群，如果精英群体道德低下，对大学生也是一种消极的影响。因此，应积极发挥社会广大民众的舆论监督功能，提升大学生的辨析能力，消解社会负面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应该积极发挥大学生的朋辈效应，在同龄人的相互学习和促进中，提升大学生的道德认知和践行能力。心理学家也证实:“同伴关系却为人们提供了相互尊重的机会。正是通过这种平等的合作，个体才不再将道德视为一种外化的行为，内化才可能得以实现。同伴关系不仅使人们发现了自己与他人分离的界限，而且真正理解了道德的起源。他们在与同伴的交往中学习理解他人和为他人所理解，自律从而代替了他律。”⁽³³⁾

【注释】

(1)魏彩霞，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道德哲学、伦理学、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2)［美］A·班杜拉，庞维国等译:《思想和行动的社会基础:社会认知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3页。

(3)［美］A·班杜拉，庞维国等译:《思想和行动的社会基础:社会认知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0页。

(4)王海明:《论道德榜样》，《贵州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5)高明华:《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的修正与发展——源于大学生群体样本的调查结果》，《社会》2010年第30卷。

(6)严蔚刚、张澍军:《道德矢量及其教育启示》，《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9期。

(7)严蔚刚、张澍军:《道德矢量及其教育启示》，《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9期。

(8)王爱娟、汪玲:《目标感染研究述评》，《心理科学进展》2009年第19期，第71页。

(9)［美］A·班杜拉著，庞维国等译:《思想和行动的社会基础:社会认知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1页。

(10)［美］A·班杜拉著，缪小春等译:《自我效能:控制的实施（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11)廖小平:《论道德榜样——对现代社会道德榜样的检视》，《道德与文明》2007年第2期。

(12)刘欢、梁竹苑、李纾:《行为经济学中的损失规避》，《心理科学进展》2009年第4期。

(13)孙嘉卿等:《道德伪善的心理机制:基于双加工理论的解读》，《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2年第4期，第20页。

(14)张玮、佐斌:《“旁观者清”还是“旁观者不清”？——偏向知觉的非对称性研究》，《心理科学进展》2007年第4期，第15页。

(15)孙嘉卿等:《道德伪善的心理机制:基于双加工理论的解读》，《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2年第4期，第20页。

(16)杜晓晓、郑全全:《诺布效应及其理论解释》，《心理科学进展》2010年第1期，第18页。

(17)［美］戴维·迈尔斯著，侯玉波等译:《社会心理学》，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年版，第195页。

(18)牛勇、邱香:《北京工科大学生需要结构调查研究》，《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2年第7期，第20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

(20)同上，第439页。

(21)［美］戴维·迈尔斯著，侯玉波等译:《社会心理学》，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年版，第206页。

(22)同上，第75页。

(23)同上，第121页。

(24)转引自［美］戴维·波普诺著，李强等译:《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8页。

(25)［美］戴维·迈尔斯著，侯玉波等译:《社会心理学》，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年版，第183页。

(26)［苏］霍姆林斯基:《少年的教育和自我教育》，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79页。

(27)沈汪兵、刘昌:《道德伪善的心理学研究述评》，《心理科学进展》2012年第20期。

(28)吴宝沛、高树玲:《道德虚伪:一种机会主义的适应策略》，《心理科学进展》2012年第20期。

(29)杨继平、王兴超、高玲:《道德推脱的概念、测量及相关变量》，《心理科学进展》2010年第4期，第18页。

(30)杨继平、王兴超、高玲:《道德推脱的概念、测量及相关变量》，《心理科学进展》2010年第4期，第18页。

(31)［美］A·班杜拉著，庞维国等译:《思想和行动的社会基础:社会认知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51页。

(32)［澳］迈克尔·A·豪格等著:《社会认同过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0页。

(33)石伟:《友谊和道德发展关系的理论和研究》，《心理学动态》2000年第2期，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