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华图专开办档案专业教育的意义

1.2　文华图专开办档案专业教育的意义

文华图专作为我国档案学专业教育的摇篮，在我国近代档案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对我国档案学的贡献和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1.2.1　开拓和发展了我国档案学专业教育

我国档案管理虽有三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但历代档案管理多是经验管理，代代相传，始终没有系统的教学机构和课程设置。文华图专在毫无先例可循的条件下，开设“档案管理特种教席”，教材编写和课程设置只有参照国外档案管理的理论与方法，老师也只能“借用”图书馆学的老师，但正是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开启了我国档案学教育的大门。开设档案管理特种教席是为了适应当时文书档案改革环境下培养档案管理人才的需要，但是文华图专并没有在档案教育的道路上就此止步。时任中文档案管理课的老师毛坤先生认为档案管理应成为一门单独的学科，而不应附庸于图书馆学⁽¹⁾，而且文华图专经过几年的档案管理专业教育，在师资和教学经验上都有了一定的积累，具备了提高档案管理专业教育水平的条件。于是文华图专于1940年9月26日呈文教育部，拟请设立档案管理专科，同年10月17日得到批准，由此档案学在我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加以研究和教学，档案学教育真正踏上了专业化的轨道。不可否认，文华图专在我国档案学教育史上具有无可取代的地位，没有文华图专，就没有我国第一批档案学人才，就没有对档案学理论的尝试性探索，就没有初现端倪的档案工作改革，更没有新中国成立后档案学教育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文华图专将我国档案学教育的历史往前推了几十年。虽然后来文华图专的档案学教育有所中断，但是从没有档案学教育到初具规模的专业化档案学教育，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飞跃，它为我国以后的档案学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石，摸索出了道路。

1.2.2　为我国档案工作和档案教育培养了第一批优秀人才

文华图专从1934年到1949年期间，开设档案教育达15年之久，成为当时我国档案管理专业教育的最高学府，先后为档案部门输送了数百名档案专门人才。据梁建洲先生统计，在文华图专学习过档案管理课程的人员，包括图书专科和图书本科中修习档案管理课程的学生、档案管理专科生和培训班结业生，一共有582人之多⁽²⁾。绝大多数档案管理专科毕业生和档案管理职业训练班结业生后来都服务于各个档案管理部门，从事档案管理工作，并且在档案队伍中发挥了骨干作用。例如20世纪30年代初，文华图专毕业生周连宽在内政部从事档案管理工作，他协助内政部次长甘乃光推行文书改革运动，对文书档案工作进行大胆改革，取得了非常可观的业绩，为文书档案改革的顺利推行立下了汗马功劳。与此同时，周先生还一直潜心研究档案学理论，他的《县政府文书处理法》和《县政府档案处理法》是我国现代最早将档案管理和文书处理分别论述的著作，1942年他又写出了《公文处理法》和《档案管理法》，这两本著作1958年同时被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作为档案学旧著十三本之一翻印，周先生在我国近代档案学史的地位可见一斑⁽³⁾。又如:程长源也是文华图专讲习班的成员，1934年于文华图专毕业后任浙江省兰溪县政府档案室主任，在兰溪县的文书档案改革中屡立功劳，特别是他根据该县政府档案的实际经验写成的《县政府档案管理法》，在我国档案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该书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58年被中国人民大学列为十三本档案名著之一再次翻印。此外，文华图专还有很多优秀的校友如黄彝仲、汪长炳、梁建洲等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优异的成绩。

文华图专的学生基础扎实，业务知识面广博，动手能力强，他们利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在实际工作中加以改进和创新，为推动我国的档案管理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因此，文华图专的毕业生深受社会好评，影响颇大，形成了一股强大力量，史称“文华集团”。

1.2.3　涌现了一批有影响的档案管理著作和不少可贵的档案学思想

文华图专师生的档案管理著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程长源的《县政府档案管理法》(商务印书馆出版，1936年)，周连宽的《县政府档案处理法》(正中书局出版，1935年)、《公文处理法》(正中书局出版，1947年)、《档案管理法》(正中书局出版，1947年)，黄彝仲的《档案管理之理论与实际》(南京德新印务局出版，1947年)，傅振伦的《公文档案管理法》(文通书局出版，1946年)等。文华图专师生的著作，是我国近代档案管理宝贵经验的总结，是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最早成果，在我国档案学的形成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成为档案学史上宝贵的遗产。我国近代档案学教育的先驱——文华图专档案管理科主任毛坤先生除编写了《档案经营法》、《档案行政学》、《档案编目法》、《检字法》等讲义外，还撰写了多篇有关档案管理的论著，这些讲义和著作，是他吸取外国精华，结合国内档案实践和经验的结晶，也是毛坤先生独特档案学思想的集中体现。毛坤先生在《档案处理中之重要问题》中率先突破机关档案管理的研究局限，提出建立全国国家档案管理机构体系的设想，并将该系统分为全国档案管理处、全省档案管理处和全县档案管理处三级;他结合外国档案管理原理，首先在我国提出了“尊重档案群”的原则(与现在的全宗理论相一致)，还主张在尊重档案群的前提下，档案须按性质分类。这些思想受当时档案工作实际情况的限制没有实现，但事实证明，这些思想都是极具价值和生命力的，并且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启示和引导了后来档案学的发展。从以上可见文华图专师生的档案学理论研究水平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在我国近代档案学史上可谓“一枝独秀”，影响深远。

1.2.4　独具特色的教学方法启迪了现代档案学教育

文华图专在档案学研究和档案学教育方面的特点，在于三个结合:国内实际与国外经验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

文华图专的教材和课程设置中，充分融合了国外档案管理的先进理论和方法，文华图专的图书馆不但收藏有国内有关档案管理的参考资料，而且还收藏有较丰富的外国有关档案管理的书籍和期刊⁽⁴⁾，所以文华图专的学生不仅对国外的档案管理理论和实践了解颇深，而且英语水平也较高。这种开放的学术态度对后来档案学的发展大有裨益，是我国档案学发展如此之快的重要原因之一，现代档案学教育也传承此传统，西方档案学概论、外国档案管理等课程基本成为档案学必开课程，不仅使中国档案学学生开阔了视野，同时为中国档案学走出国门打下基础。毛坤先生认为:“档案学与其称之为纯粹科学，毋宁称之为应用科学。与医学相仿佛，乃混合其他各科学之一部及从实际经验中得来之原理、原则与方法技术而成之学。”⁽⁵⁾所以文华图专十分重视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在档案管理专科及档案管理短期职业训练班每周安排两小时的实习，平时学生还经常在老师的带领下到机关档案管理部门参观学习或见习。在学好专业知识的基础上，文华图专还创造让学生进行学术研究的机会，不仅创办《文华图书科季刊》和出版《文华图书科丛书》、《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小丛书》为文华师生提供学术园地，还有计划、有组织地安排学生选择档案学课题进行研究，正是因为如此，文华师生才会在档案学上有精深的造诣，文华师生的一大批档案管理著作就是他们学术水平的最好证明。除此以外，文华图专自档案教育课程开设之日起就特别重视档案职业素质道德教育，毛坤先生认为，“档案管理人员第一须有学术上之资格，方可对于档案物质上之护持，及人事上之护持，两方面竭尽其力。第二须有法律上或地位上之资格，方可护持档案，不致为大力者负之而趋，兼以取信于现在及将来”。⁽⁶⁾不仅从专业知识上还从职业道德方面对档案管理人员提出了要求，仅此可见文华图专教学之严谨，毛坤先生对档案工作之审慎与负责。

文华图专是我国档案事业历史上光辉的一页，档案学人应该永远铭记。如今文华图专虽已不复存在，但是文华精神却得以传承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