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理想的日本人”

60年代前半期，保守党和文部省从两方面下手合力围剿教科书，一是企图改变多种教科书并存的状况，控制教科书市场；二是文部省全面修改《高等学校学习指导要领》，制定严格审定社会科教科书的新措施。

首先，1963年4月文部省实施向小学新生免费发放教科书的政策，为控制教科书做铺垫。教育工作者对战前国定教科书制度造成的惨痛教训记忆犹新，立即作出反应。5月，日教组、出版工协等36个工会团体组成“粉碎国家统制教科书法案推进会议”，掀起反对运动。12月，日本政府颁布《义务教育诸学校教科书无偿措施法》，由国家负担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教科书的所需费用，同时推行指定教科书出版社和广域选定教科书的制度。这部法律既有积极促进义务教育的一面，也有不利于教科书多样化的一面，是国家加强控制教科书的重要步骤。此后，在各都道府县教委的主导下，教科书实施广域选定制。1964年4月青森县教委开创“县选教科书”的先例，全县学校使用1种教科书。实施指定教科书出版社制度后，资金及规模较少的出版社被排挤出局。广域选定教科书制度则促使在销售上投入大量资金的出版社占据市场优势，导致教科书种类减少，教科书趋向垄断化，这样一来更加有利于文部省控制教科书，为右翼保守势力篡改教科书创造了条件。

其次，文部省通过全面修改《高等学校学习指导要领》，采取严格审定社会科教科书的新措施，对表述侵略战争内容的教科书，采取审定为“不合格”、删改或要求编写者删改等强制性措施，甚至对一部教科书提出300条以上的修改意见。更重要的是，学习指导要领并非审定教科书的唯一标准，文部省同时还按照机密文件规定的“内部标准”进行审定，原文部省教科书调查官高桥史朗首次公开了三份关于教科书审定指针的机密文件。其中，《中学社会科教科书（历史领域）审定调查注意事项草案》（1964年10月7日）规定，按照学习指导要领，教科书关于1854年日本开国到1945年战败的历史表述，至少必须注意遵循五项标准，如“中国的国情与东亚的稳定有很大关系，由于欧美各国侵入、革命发生混乱，陷日本于不安之中”；“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流露出对日本的抵抗”，因此，“将大东亚战争表述为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或把学习指导要领的内容‘反省这次大战’，误解成‘日本向世界道歉’进行表述都是不妥当的，要注意改正”，尽管学习指导要领要求“思考战争带给人类的不幸’”，但在教科书内刊登“残酷的照片”，“亵渎战时国民认真劳动的表述和照片说明”都是“无益”之举，“注意不许刊登。”[8]与公开发表的学习指导要领相比，这种机密文件是文部省秘密执行的审定标准，外界不了解这个情况，往往批判文部省官员无视史实恣意审定。教科书编撰者容易躲过指导要领的“明枪”，对这类“暗箭”却防不胜防，无论怎样修改教科书原稿，只要与其要求相悖必定“不合格”。逆来顺受的教科书著者终于忍无可忍，于1965年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运动。

60年代中期以后，自民党努力复活天皇制意识形态，1966年6月不顾在野党反对，利用自民党在国会内的压倒优势修改节日法，制定“建国纪念日”。这个节日并非自民党首创。1872年11月15日，明治政府在《太政官布告》中宣布，将《古事记》传说中的首位天皇“神武天皇”即位的日子“辛酉春正月庚辰朔”转换为太阳历，即，每年1月29日为“神武天皇”的即位日。1873年3月，明治政府又把这一天命名为“纪元节”，同年10月4日再次发布《太政官布告》，把“纪元节”改在每年的2月11日。《古事记》成书于公元712年，是按照元明天皇明确表述“皇统”的意图编写的。《古事记》记载了从“神代”的“神统谱”到推古天皇时期的天皇在位年代和天皇的宗谱，其中包括许多关于日本建立国家的神话传说，在日本“建国诸神”与天皇之间建立“血统”关系，加强天皇的神权权威才是其真正的政治意图。因此，《古事记》并不是记载事实的史书，据此确定“建国纪念日”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至于“神武天皇”是否确有其人，《古事记》与日本最早的敕撰史书《日本书纪》记载的“纪年”并不一致，与推古时代的历法也不相符合。1948年盟军驻日占领军总司令部在战后改革过程中明令废除了“纪元节”。1951年日本缔结媾和条约后，右翼势力虽然掀起恢复“纪元节”的运动，但在学界和在野势力的一致反对下未能实现。1966年6月，自民党终于用“建国纪念日”恢复了“纪元节”。

在这种政治形势下，文部省判断否定战后和平民主教育的时机已经成熟，在“第二次教育改革”的口号下发起进攻。为了达到教育为国防服务的目的，文部相向“中央教育审议会”下达了设计“理想的日本人形象”的指示，1965年中央教育审议会发表了“理想的日本人形象”的基本定义：“日本国与日本国民的总和是象征性的天皇实体，所以，爱日本国就要爱日本国的象征。敬爱天皇与敬爱日本国是同一含义。”[9]1966年中央教育审议会在国会提出扩充后期中等教育方案，公布了《理想的日本人形象》的中期研究报告，提出“敬爱天皇与爱日本国相同”的国家培养人才的目标。中央教育审议会长森户辰男，在文部省刊物《文部时报》（1966年11月增刊）上，发表《后期中等教育与理想的日本人形象》一文呼吁说：“我们不是有必要准备在有事之际充实自卫力量吗？那时，国民不是应该有尽全力保卫祖国的决心吗？……建设和平国家的根本力量，不是和平观念和所谓的和平运动，而是对祖国、民族及其传统的殷切关心和热爱”。因此，“有必要从根本上反省战后的‘和平国家与和平教育’”，否则不能实现建立“新日本”的目的。[10]1967年文部省教育课程审议会又在国会答辩中提出“改善小学教育课程方案”，决定在编撰小学教科书时记载“神话”。文部省推行的“第二次教育改革”贯穿教育必须为国防服务，必须为国家军事战略服务的方针，企图将“爱天皇”纳入爱国、爱民族、爱传统的教育，提高青少年对国家与国防的认识，创造有利于扩充军事力量的必要条件。执政党与文部省一系列复活天皇制意识形态的活动，遭到国民的猛烈批判，培育“理想的日本人”的计划半途而废。[11]

在反对日美安保条约斗争结束后的数年间，教育领域承受了防卫厅、文部省及自民党的多重打压。军方试图推翻“文官节制”制度，按照国防的需要改变教育内容，文部省要全面否定现行教育、实现国家控制教科书，自民党则企图否定战后民主化的成果，复活天皇制意识形态。在日本统治集团看来，教育及教科书问题不仅关乎政权的稳定，而且与日美同盟及日本军事力量的发展密切相关。60年代初期各界民众反对修改日美安保条约的民众运动，尤其是各所高校学生组织的突出表现，是引发右翼政治势力合力围剿教科书的重要因素。自民党在国会内外动用警察力量甚至右翼暴力团体镇压游行示威民众，践踏议会民主制度的行径，表明日本国家政治加速右倾，美国发动越南战争推行反共战略，则是促使军方侵犯民主制度、干预教育的主要外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