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音乐教育

1.音乐实为理性享受

关于音乐，我们已经提出过若干问题见《理想国》第八卷第四章。；对这些问题我们现在要重提并进一步加以申论；我们的话可以作为关于这一主题的这次或任何其他一次讨论的序曲。要决定音乐的性质，或者说明为什么任何人都应具有音乐的知识是不容易的。我们是否可以说是为了娱乐和舒畅，像睡眠和喝酒一样，它们的好处不在本身，但却是令人愉快的，而同时又如幼里披底幼里披底（Euripides），亦译欧里庇得斯，公元前480—406年，是希腊的三大悲剧作家之一。说的“使人烦虑俱消”呢？因而人们也把音乐派作这个目的，并对所有三者，即睡眠、喝酒、音乐——此外有人加上跳舞——全一样看待。或者我们是否可以主张音乐对德性有所裨益，依据的理由是它能陶冶我们的心灵，并使我们习惯于真正的愉快，正如我们的身体靠体操而形成某种性格一样呢？或者我们是否可以采取第三种设想，说音乐有助于闲暇时间的享受和精神的修养呢？显然，对青年们并非为了他们的娱乐，也不适合于那种年纪的男孩子，因为这种享乐是最后的标的，而尚未达到完善境界，就不可能完成这种标的。但也许有人说男孩子们是为了他们将来长大时应有的娱乐之故而学习音乐。如果这样，为什么他们要自己学习，而不像波斯194的和米太195的国王们一样，享受从听别人演奏而来的快乐和教诲呢？（因为无疑地以音乐为职业的人们将比仅仅投入有限时间从事学习的人能成为更好的演奏者。）如果说男孩子必须学音乐，基于同样的原则他们也应学烹饪，这虽然是荒谬的。即使假定音乐可以陶铸性格，这个反对的理由依然存在：为什么我们要自己学习呢？为什么我们不能从听别人的演唱得到真正的愉快和形成正确的判断，一如拉西第蒙人呢？——因为他们虽然没有学音乐，但仍然能够正如他们所说的，正确地判断旋律的好坏。再者，如果说音乐可用以增高兴致和洗炼理智的享受，这种反诘仍然存在，为什么我们要自己学习而不去欣赏别人的演奏呢？此处可以用我们关于诸神的意想来解释我们这里所说的话，因为在诗中，宙斯196自己并不唱歌和弹竖琴。而且我们称职业演唱者是卑贱的。没有自由民要弹琴或者唱歌，除非他是喝醉了，或者出于诙谐。不过这些事情可以暂且丢开不论197。

第一个问题是音乐应不应成为教育的一个部分。在我们讨论时提到的三件事之中，音乐究竟产生哪一种呢？——是教育，还是娱乐，还是理智的享受，因为它可以被列在所有三者之下并且似乎具有所有以上三者的性能。娱乐是为了舒畅，而舒畅当然是甜美的，因为它是由于劳作而致的苦痛的一种解脱；而普遍认为理智的享受包含一种不仅是高贵的而且是愉快的因素，因为幸福是由二者所构成的。所有的人们都同意音乐是最愉快的事情之一，不管有歌唱还是没有歌唱，正如矛西士198说的：

“歌唱对于凡人说来，是一切事情之中最甜美的。”

所以把音乐应用于公共集会和宴会上是很有理由的，因为它能使人们的心地喜欢。正是基于这个理由，我们才认为年青人应当受音乐方面的训练。纯洁的愉快不仅是与人生的完美目的相谐和的，而且它们也给与一种舒畅。……既然他们并非专为更远的目的，而且也是为了愉快的缘故，那末让他们时常从音乐中得到休养，倒是很好的事。有的时候发生人们把娱乐作为目的的情况，因为目的也许含有一些愉快的因素，虽然不是任何一般的或低级的愉快；但是他们往往误把低级的作为高级的，并且在寻求其中之一时却找到了其他，因为每种快感跟行动的目的有着一种相似之处199。因为目的并不是为了任何未来的好处之故而被选取的，我们所描写的愉快也不是为了未来的好处而存在的，而是为了过去之故，这就是说，它们是对过去种种劳作和痛苦的安慰。于是我们可以推论说，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从这些愉快中追求幸福的理由。但是音乐所追求的，不仅仅是对过去劳苦的一种安慰，而且是必需的修养。而且谁能说具有这种用处的音乐，就不可以再有更高尚的一种用途呢？谁能说在人人能感觉和分享的这种普遍愉快之外（因为音乐所给与的愉快是自然的，所以对所有的年龄和性格都是适宜的），对性格和灵魂不再有什么影响呢？音乐必然会有这样的一种影响，如果性格受了它的熏陶的话。它们受到熏陶这一点可以用许多方法加以证明，神山奥林普斯歌所发挥的这种力量更是不小，因为毫无疑问这些歌能鼓舞热情，而热情则是灵魂的伦理部分的一种情绪。加之，当人们听到模拟歌曲时，即使离开旋律和调子的本身，也能在他们的情感上触发同情心。既然音乐是一种愉快，而德性包含着正当地喜、爱和恶，于是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再没有什么比获得和培养正确判断的能力，以及喜好善良性情和高尚行动的能力，会使我们更加关注了200。节奏和旋律可以作出对愤怒和和蔼的模仿，对勇敢和克制的模仿，这些品质正如我们从自身体验中所了解的那样，几乎逼近真实的情感。因之在倾听这样的曲调时，我们的灵魂就为之潜移默化了。纯然从演出中所感受到的愉快和痛苦的体验与关于真实事物的同样感情是相差不远的201。举例来说，如果任何人不过因看到一个雕像的美而喜悦，那么看到了雕像的模特儿也一定会使他愉快。其他感觉（如味觉和触觉）与道德品质没有任何相关之处；视觉和道德品质有稍许关联，因为形象属于某种道德性范畴，而且全都参与它们的感情方面。再者，各种形象和颜色不是道德习惯的模仿，而是它们的记号，是由身体作出的感情状态的表示。它们跟道德（行为标准）的联系是微弱的，但既然是有些联系，就应该教导青年人不要去观看包森（Pauson）的作品，而去观看帕立拿德（Polygnotus）的作品，或者表现了道德观念的任何其他画家和雕刻家的作品。另一方面，即使在单纯的旋律中也有一种性格的模仿，因为音乐调式本质上是彼此不同的，并且听音乐的人们所受到的感染也各不同。它们之中有些令人悲伤和忧郁，如像所谓里亭杂调；另一些可以使心灵柔弱，如伊奥宁调；再有一些产生一种温和的和安定的性情，这似乎是道瑞斯调的特有的效果；而佛里基亚调鼓舞热情。整个主题已被哲学著作家们在教育的这个分枝上很好地加以论述了；并且他们用许多事实肯定了他们的论据。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节奏：一些具有静的性质，另一些则有动的性质，并且后者之中又有一些比较庸俗的乐章，而另一些则是比较高贵的乐章。为了证明音乐有一种形成性格的力量，因而应列入年轻人的教育之中，我已说的够多了。音乐学习适宜于少年时期，因为年轻的人们将不会忍受——如果他们能避开的话——任何不含有乐趣并使其感到甜美的任何事情的，而音乐是具有一种自然的甜美的，似乎在我们内心有一种对音乐的曲调和节奏的爱力，它使得有些哲学家说灵魂便是一种调谐，另一些哲学家说灵魂具有一种调谐作用。

（亚里士多德：《政治论》第八卷第五章，摘自张焕庭主编：《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附录，人民教育出版社1964年版，第565—570页。）

2.音乐能提高儿童的鉴别力和适应力

现在我们解答前面所提到的问题，即是否应教儿童们学习唱歌或演奏的问题。显然由于这种艺术的实际练习，儿童们在性格上会有显著的差别，没有经过艺术锻炼的人，要对别的表演作出良好的评判，虽非绝不可能，但毕竟是困难的。此外，儿童必须要有些事情做。人们用来逗小孩玩，使小孩不致于打破室内其他杂物的阿奇泰式摇鼓202，是一种绝妙的发明，因为小孩总是好动的。摇鼓是一种适合幼儿心理的玩具，而音乐教育本身就是一种为年龄较长的儿童所设计的摇鼓式“玩具”。由此我得出结论：应该教儿童学习音乐，使他们学会不仅成为评判者，而且也成为演奏者。

关于音乐对不同年龄儿童在程度上的适合与不适合问题，是容易回答的。同时对于那些认为学习音乐是庸俗的事的异议，也不难回答。关于第一点，我们的答复是：作为一个评判者应该也是一个演奏者，他们应该从小就开始练习，虽然到他们成长以后，也许就可以免去这种操作。由于幼年学会了这种知识，他们就能鉴别音乐的美，并从中感到乐趣。关于第二点，即认为学习音乐会有庸俗化的结果，只要我们考虑到正在培养成为具有政治的德性的自由人应该学习音乐到哪种程度，准许他们学习哪种曲调和旋律，并使用哪种乐器演奏（因为在乐器的使用上是有大差别的），这个问题就不难答复了。对于反对的意见的答复，要靠这些差别来决定，某种教授和学习音乐的方法确实可能产生堕落的结果。显然，音乐的学习，不论是对当时的体格锻炼或后来的学业、成年时的事业，都不应当妨碍。不能使身体受到损害，不要令其不符合民事的或军事的义务。

青年们学习音乐，应有一定的限度，不应进入专家们竞赛的范围，因此，音乐专家们在竞赛中所表现的惊人绝技，不应该是青年们追求的鹄的；此等绝技，因流行一时，现已成为教育的一个部分。让青年们学习音乐，直至他们能感受和欣赏高尚的曲调和旋律，而不是仅仅学会每一奴隶或儿童、甚至某些动物也会从中感到喜悦的那一部分普通音乐。

从上述原理，我们可以推知哪种乐器应该为他们所使用。“笛”或需要高度技巧的任何其他乐器，例如竖琴，不准许在教育中采用。只有那些能启发学生学习音乐或其他教育门类的智慧的乐器，才准使用。此外，笛的音调过于紧张激动，不是一种能表达道德品质的乐器。当表演的目的不是为了教育，而是为了缓和情感，才是使用笛的适当的时候。还有一种反对的理由，就是笛的吹奏会阻碍声音的使用，因而贬低了它的教育价值。因此，古人禁止年青人和自由人吹笛是有理由的，虽则他们是曾经一度准许过的。因为当时他们的富裕使他们更加倾注于闲暇的生活，并使他们具有高远的生活理想。这是由于他们因在波斯战争前后，所获得的成就而意气洋洋，使他们的热情胜于明辨，追求多种知识，也就把笛介绍到教育中来。在拉西第蒙有一个歌舞队的指挥用吹笛领导歌舞；在雅典，笛更为流行，大多数的自由人都会吹笛。……后来人们从经验中能判断某种乐器对德性有裨益或某种乐器对德性无裨益，笛和其他多种古代乐器，如立第亚203式的竖琴、七弦琴、“七角琴”、“三角琴”、“古竖琴”以及诸如此类，才为人们摈弃不用。这些乐器的目的仅在给听者以快感，而且需要有得心应手的非常技巧，才能演奏自如。古代曾有一个颇有意义的神话，说笛原为女神雅典娜所发明，随即把它扔掉了，这一想法并不错。据说女神之所以不喜欢笛，是因为笛会使吹奏者的面容显得丑恶；但是我们还有更好的理由来解说：雅典娜所以摈弃吹笛，乃因奏笛的艺能对心灵无所裨益；而我们的知识和艺术都是归功于雅典娜的。

因此，我们摈弃以音乐为职业者所用的乐器和以追求职业为目的的音乐教育方式（“职业”一词是指竞赛中所采用的方式）。因为在竞赛中演奏者之表演这一艺术，不是为了自身有所长进，而是为了给予听众以喜悦，并且是一种庸俗化的喜悦。根据这个理由，这类音乐技巧的表现，不是自由人分内的事，而是演奏者赚钱的手段。其结果使演奏者变得庸俗，因为他们的目的所在就是不纯正的。观赏者的庸俗性驱使音乐和演奏者的品格也跟着下降，演奏者仰赖于观赏者，观赏者决定一切，他们甚至使自己的身体动作也如观赏者所期望的样子表现出来。

（亚里士多德：《政治论》第八卷第六章，摘自张焕庭主编：《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附录，人民教育出版社1964年版，第572—573页。）

3.“中庸为贵”

我们也应该考虑一下旋律和韵调及其在教育上的使用。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一切旋律和韵调都用在教育之中，还是应该有所区分？这种区分的方法是不是对于意在从事教育工作而习音乐的人也可以同样适用，还是应该采取其他的区分方法？我们既然知道音乐是由曲调和旋律所生成，那就必须分别了解两者对于教育具有何种影响。曲调的优美和旋律的优美究竟应以何者为重？对于这一问题，当代许多音乐家虽研究得很透彻，而富有音乐教育经验的哲学家亦有所论述。如果要对这一科目作深入的研究，那么这些音乐家和哲学家的论点，便可供参考引证。我们现在所谈论的，只能仿效立法者的态度，涉及一般原则而已。

我们同意一些哲学家们把曲调分为伦理的曲调、动作的曲调和激情的或鼓动的曲调，并同意他们所说，每一种曲调配有相符的旋律或韵调。但是我们进一步主张：音乐之所以必须学习，不是只为了一种益处，而是为了许多益处，这就是说：（1）为了教育，（2）为了心灵的“净化”（“净化”一词的含义姑不作解释，以后讨论诗歌时，再作较明确的论述），（3）为了理智的享受，为了紧张劳动后精神的宽弛和休养。因此，显而易见，一切韵调都必须为我们所采用，但并不是以同一的样式运用一切的韵调。在教育方面，应该选择伦理性的曲调，但我们也可以倾听别人演奏的富于动作和热情的曲调。因为像怜悯、恐惧或热情等情感，在有些人的心灵中往往特别强烈，并且或多或少地影响到所有的人。我们常见到有些陷于宗教狂热的人，由于神圣曲调之结果（当其使用这种曲调把灵魂激发到神奇的狂热时）而回复过来，仿佛得到了治疗和净化。那些受怜悯、恐惧以及各种情绪冲动影响的人，也有类似的经验；其他在不同程度上感情易受激动的人，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得到净化，使心灵轻松而愉快。富于净化作用的曲调同样给人类以纯洁无暇的喜悦。这些曲调和旋律应该是剧场中奏乐的人所竞相演奏的。但因为观众有两类：一类是自由而受过教育的，另一类是庸俗的群众，包括匠师、工人及其他类似的人。因此亦应该设置各种竞赛和演出，以供第二类的人消遣之需。音乐的曲调原与他们的心灵相适当，由于他们的心灵是陷于悖离自然之状态，因而就产生了浮夸的曲调和使情绪紧张的、加以不自然的渲染的节拍。一个人总是从与他的本性相适合的事物中感到乐趣的，因此，可以准许职业音乐家在低级类型的观众面前演奏这种比较低级的音乐。但是，为了教育的目的，如我曾经说过的，必须选用富于伦理性的旋律和曲调，如道瑞斯调等，虽然我们可以把受过音乐教育的哲学家们所中意的其他曲调包括在内。柏拉图《理想国》一书中提及的苏格拉底，仅仅把佛里基亚调跟道瑞斯调保留下来，这是一种错误，他又摈弃用笛，更是不对，因为音调中有佛里基亚调，正如乐器中有笛一样，两者都是令人兴奋而有激动情绪的作用的。诗歌证明了这一点：祭酒神时的狂欢和一切类似的情绪，用笛来表示是最合适的，而用佛里基亚调比用任何别的音调更为和谐合拍。例如，204被公认为佛里基亚调，音乐欣赏家们曾对这一事实提供许多证明。他们说，菲洛芝纳斯（Philoxenus）曾试图制成他的迈西亚205曲，作为多利亚调的酒神颂歌，试制不成，而不得不顺其自然音节，仍回到较合适的佛里基亚调。所有人都同意，道瑞斯的音乐庄严雄壮，无与伦比。我们常说，任何事物，应避免走极端，以中庸为贵，道瑞斯调介于其他音调（佛里基亚调和里亭调）之间而居中庸，对我们的后一代应该授以道瑞斯调的音乐，这是显而易见的。

有两个原则必须记住：一个是什么是可能的；另一个是什么是适当的。人人均应以此作为鹄的。但是这两点跟人的年龄有关系。老年人因精力衰退，不可能悦耳动听地歌唱过于急促激动的音调，造物主似暗示：他们宜于歌唱较为缓慢的乐调。音乐家们也公正地非难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拒绝把缓和弛慢的旋律列入教育上所用的乐调之中，认为它易使人“沉醉”，而所谓“沉醉”并不是指通常意义的沉醉（因酒亦能使人兴奋），而是就那种声调中颓唐无力的特点来说的。因此，鉴于年龄的关系，人们进入老年时期，应当演习一些比较柔和的曲调以及其他等等。此外，还有那些适合于幼年儿童并且兼具幽雅和教育因素的任何曲调，例如里亭调似乎就胜过其他种种。由此可见，教育必须基于三个原则——中庸、可能和适当，如此而已。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摘自张焕庭主编：《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附录，人民教育出版社1964年版，第573—5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