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三杰”的教育思想

 

 

 

古希腊“三杰”的教育思想

张法琨

 

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三位伟大的哲学家、教育家，在世界教育史上被誉为古希腊“三杰”，他们的教育思想是古希腊教育繁荣发展的主导思想，为后来欧洲各国教育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现代世界各国教育改革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分析研究古希腊“三杰”的教育思想，既是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历史任务，也可为我国今天的教育改革提供借鉴。

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前399）出身于雅典的一个手工业者家庭，父亲是雕刻师，母亲是助产士。他在探究哲学和追求真知的论战中度过一生。他常在街头与青年讨论有关人生处世的各种问题，常与论敌争辩有关社会政治的各种问题。由于他对雅典当时存在的社会弊端不满，七十岁时被人控告不信神并腐蚀青年而被判极刑，饮鸩而死。他的著作皆已流失，其活动和思想，只能从古希腊有关文献记载中得知。柏拉图的《申辩》、《斐多》、《美诺》、《会饮》、《泰阿泰德》，色诺芬的《回忆录》，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等著作，对于苏格拉底的学术见解，都有许多叙述和评论。

柏拉图（Platon,公元前427—前348）出身于雅典贵族奴隶主家庭。二十岁开始跟随苏格拉底学习哲学。苏格拉底死后，柏拉图周游了意大利、埃及等地，并曾三次去意大利南部的西西里岛从事政治活动，企图影响叙拉古城邦的僭主，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公元前387年回到雅典，在阿卡德米（Academy）创办“学园”，讲学、著书立说达四十一年。他用对话体裁写了不少著作，传世的就有四十余篇，如《申辩》、《斐多》、《克里多》、《美诺》、《会饮》、《斐德罗》、《普罗泰戈拉》、《泰阿泰德》、《巴门尼德》、《智者》、《理想国》、《法律》等。

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公元前384—前322），出生于希腊北方斯塔吉罗斯，父亲是马其顿王的宫廷侍医。他十七岁到雅典，跟随柏拉图学习哲学达二十年。柏拉图逝世后，他到小亚细亚爱索斯一带讲学。公元前343年任马其顿王太子亚历山大的教师。公元前335年回到雅典，创办吕克昂（Lyceum）学园，在此讲学和著书达十三年。他一生写下了大量著作。其前期著作大都流失，后期著作则大都传世。他的著作涉及内容极广，包括逻辑学、物理学、生物学、伦理学、政治学等许多方面。主要著作有《工具学》、《物理学》、《论天》、《论生灭》、《论灵魂》、《伦理学》、《形而上学》、《政治学》等。

下面按问题对“三杰”的教育思想及其批判继承关系加以介绍。

 

一、教育与国家政治

 

公元前四五世纪，希腊半岛上形成大大小小许多个城邦（State），各城邦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其中最大、最著名的城邦之一就是雅典。公元前五世纪末，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惨败而告终，希腊各城邦奴隶制开始走向衰落，奴隶主民主派和奴隶主贵族派争夺政权的斗争加剧。这时，雅典的民主政治日渐走向极端化。奴隶主民主派统治阶层滥用“民主”作为拉帮结派、争权夺利的工具。这种政治混乱的局面导致了希腊半岛于公元前338年被新兴的马其顿王所统治。这时，柏拉图已死了十年左右。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正是处于这种奴隶制趋于崩溃的时代。为了寻求良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为了建立“理想之国”，他们都把教育与政治密切联系起来。

苏格拉底在政治上倾向于贵族政体，对民主制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他认为治理国家只能依靠少数优秀人物，而这种优秀人物必须具备高贵的品德。当时雅典在民主制度下，从上到下，道德堕落，政治极端腐败。为了掠夺奴隶和财产，战争频繁，统治者贪得无厌地追逐财富，挥霍浪费，败坏社会风气。在这种情况下，苏格拉底一生“不发政论，不做官，不参与国内阴谋和党派之争”。他认为，他要做对雅典人民有益的事，那就是从事教育工作。他自称自己的使命就是“教人为善”。为此，他巡游各地，走遍街头，为的就是劝告雅典人不要沉溺于财产和享乐，而忘记了智慧、真理和灵性的最高修养。他还认为，公民是国家生养的，受国家的教育，应当具有高贵的品德修养，事事听从于国家，效忠于国家。他身体力行，爱国爱民，最后为了国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柏拉图继承苏格拉底关于教育的社会政治作用的思想观念，在他一系列的著作中，都集中论述了如何通过教育培养具有良好德行的国家统治者的问题。特别是他在公元前377年前后写下的一篇最长、最成熟的对话——《理想国》，可以说是一部专门而系统地讨论教育与政治问题的巨著。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一开始就讨论“正义”（或“公道”，justice）的问题，阐明什么是正义，及其与理想国家的关系，进而论述教育与个人和国家的关系，并提出教育工作的总目标是建立适应于人们主持正义需要的国家。

《理想国》第一章，主人公苏格拉底与对话者们谈论关于正义的一般看法。他们提出：友而善当报以善，敌而恶当报以恶；非为己之利，当供人以利；明哲而多智慧地对待一切人和事。这就是正义。同时，他们揭露了诡辩派（智者派）的强权即正义的谬论。柏拉图认为，国家是否健全，是否合乎理想，主要就是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建立在正义的原则上。而一个国家是否能主持正义，关键在于政府的“舵手”，即国家统治者。舵手不同于普通水手，他是水手们的支配者，他要照顾的不应是自己的利益，而应是他部下水手们的利益。“在任何政府里，一个统治者，当他是统治者的时候，他不能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属下老百姓的利益，他的一言一行都应为了老百姓的利益。”1

《理想国》第二章，继续讨论正义与国家和个人的关系。柏拉图认为，无论一国、一城、一家、一人，都应主持正义，否则就会引起各种争端，甚至彼此残害。因此，人人都应当把“正义”看作国家和个人的最大利益和固有特性，并自幼年开始加以训练。这如同一种技艺一样，“需要有最多的知识和最多的训练”。

在柏拉图看来，对国家来讲，正义就是每一个公民按其天性做他适合的工作，每个人在国家中执行一种最适合于他天性的职务，国家给予每一个人的也是一种最适合于他天性的地位或岗位。每个人只能做与其天性相合的事，而不能干预他人的事，也不能任意交换。柏拉图的理想国由三个阶级的人组成，即执政者、军人和生产者（平民）。这三个阶级的人都能各司其职，并协调共济，即执政者善于利用军人和统治平民，军人又善于竭诚辅助执政者，而平民也能很好地服从统治者的意志，这样的国家和人民就是正义的和幸福的。

但是，国家要能成为正义的国家，人民要成为正义的人民，关键就在于“智慧”、“勇敢”和“节制”三者能否成为国家和人民的“固有特性”。这也就是苏格拉底所说的“高贵品德”或“高尚美德”。柏拉图与苏格拉底一样，认为这些高贵品德是国家和人民必须具备的，但三部分人各有侧重。智慧只有国家的极少数人即统治者才会具备和必须具备，执政者应是智慧的化身。勇敢的品德主要体现在军人身上。节制就是对于欲望的控制，是一般的公民都应该具备的品质。柏拉图在其著作中又常常把这三者统称为“理性”。

那么，一个国家如何才能实现正义、智慧、勇敢和节制呢？柏拉图认为根本的问题是需要有良好的国家教育制度作保证。这也就是说要通过教育培养“爱学习和爱智慧”的人，使“一个真正善的城邦护卫者的天性里，把爱好智慧和刚烈、敏捷、有力这些品质结合起来。”2

柏拉图继承和发展了苏格拉底关于教育与政治问题的思想观点，把教育看作国家正义与否的决定因素；把实现国家的正义，建立理想之国，认作教育工作的总目标。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第七、八卷，《伦理学》第一、二卷，《形而上学》第一篇第九章和《物理学》第二篇第三章等著作中论述教育问题时，也高度评价教育对于社会政治所起的重大作用，即也把教育看作使人民生活美好和国家治理良好的必要手段。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论述“理想国及其教育”时，也是从国泰民安的基本因素讲起。他说：首先“让我们试图确定一个幸福而治理良好的国家需要什么和由何种分子来组成。一切幸福都包含着两件事：一件是选择行动的正当目的，另一件是发现足以达到目的的行动方法。方法与目的，可以相符，亦可以不相符。……在一切艺术和科学中，我们对目的与方法，应同样能够掌握。”3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所讲的“目的”就是指国泰民安的基本因素，“方法”就是能够实现这些基本因素的良好教育。

亚里士多德也曾分析总结了希腊奴隶制社会所存在的各种政治体制，论证了各种政体的优劣。他认为由一两个或少数贤明的德才兼备的优秀人物治理的国家是最理想的，但在当时这样的国家并不存在。亚里士多德主张奴隶主中产阶级最适合于做国家的统治者，因为中产阶级是国家最安分守己的阶级，他们不觊觎别人的东西，别人也不觊觎他们的东西，他们不害别人，也不被人所害，最根本的就是他们最能体现“正义和智慧”。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正义和智慧是良好国家和人民的美德。国家政治的优劣就取决于这个国家是否具备正义和智慧的美德。而国家是由人民组成的，国家能否取得正义和智慧的美德，则取决于组成国家的人民是否具备这些美德。

那么，如何使组成国家的人民具备优良的美德呢？亚里士多德指出：“有三件事情能使人善良而有德行，这些就是天性、习惯和理性。……人类除天性与习惯外，尚有理性。由于天性、习惯和理性不能常常一致，这就必须使他们互相调和。”4而要使它们互相调和一致，除了立法之外，就要靠教育。

亚里士多德说：“没有人将怀疑立法者应首先注意少年人的教育，因为忽视教育就会危害政制。应陶冶公民使他们的生活适合于政府的形式，因为各种政府都有原来形成它的并继续保持它的一种特性。有民主主义性质，就会创造民主政治；而有寡头政治性质，就会创造寡头政治；总之，性质愈好的，其所创造的政府亦愈好。”5政治性质决定教育，教育必须适合政治性质。良好的国家政治形式及其特性，必须依靠良好的教育来维护它、巩固它。其中，关键之所在就是通过教育来陶冶人民的品格和特性。

为此，亚里士多德提出，“教育应由法律规定，并且应是国家的事业”。“教育事业应该是公共的而不是私人的。……凡与共同利益有关的事物，大家都应受到相同之训练。我们也不应当以为任何一个公民是属于他自己的，因为他们都是属于国家的，人人都是国家的一分子。所以，对于各个分子之照顾，与对于全体之照顾是不可分开的。”6

从以上“三杰”对教育与政治之关系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

1.“三杰”都从维护奴隶主的统治，建立理想的国家，训练人民的“理性”的需要出发，来考虑教育问题，并高度评价教育的政治作用。

2.“三杰”都提出教育应当以陶冶人民的美德，训练人民的理性，以适应国家政治统治的需要，作为它的总目标。教育工作的任务，应在于训练人民具有“正义”、“智慧”、“勇敢”和“节制”的品德。正义、智慧、勇敢、节制是善良人民理性的表现，理想国家的美德之所在。

3.“三杰”都主张教育应是国家的事业，教育事业应是公共的而不是私人的，国家应当使其每一个分子从幼年时开始就受到适当的教育，最后培养出极少数优秀分子，即“理性”特别高超、“德行”特别高尚的人，来担负治理国家的责任。

在教育与政治关系方面的思想，“三杰”的不同之处，集中表现在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即“理性”的含义和标准的问题上。

苏格拉底是一个有神论者。在苏格拉底看来，支配和安排世界万事万物的就是神。神在创造人的时候，为了使人有用，便在人的身体中安排了能思考的“灵魂”。人借助灵魂，便可领悟神的意志——“善”。而“善”是世界万事万物都要追求的目的。因此，苏格拉底所说的理性或智慧就是“善”。人的灵魂中的“善”，包括节制、正义、勇敢、敏悟、强记和豪爽等等美德，而这些美德都系于智慧和理性。它们都是通过正确的教育，给人的灵魂以正确的指导和训练才能获得的。可见，苏格拉底是从神的意志——“善”的角度和高度来看待教育与国家政治之密切关系的，显然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

柏拉图当然也是一个有神论者，但是他没有停留在苏格拉底的“善”的哲学原则上。他不仅把“善”当作人的意识（灵魂）所要追求和完善的东西，而且把“善”本身看作永恒不变的、至高无上的存在。柏拉图认为，“善”是一切真理的源泉，它先于一切事物的存在。柏拉图以“理念”的概念来代替苏格拉底的“善”的概念。在柏拉图看来，理念高于一切，而且人们只有掌握辩证法和利用辩证法才能认识理念。这也就是说，人通过发展人的心灵的高级部分，才能认识理念和接近理念，从而达到善的境界。人接受教育，在灵魂中具备正义、智慧、勇敢和节制这些理念，便成为有理性的人。他说，在进行高级教育活动的过程中，“人（在这过程中）决不靠使用任何感性事物，而只使用理念，从一个理念到另一个理念，并且最后归结到理念。”7柏拉图把真正掌握理念、接近理念的人称之为“哲学王”。由这样的哲学王统治的国家，便可理性至上，正义、智慧成风，那就能国泰民安了。可见，柏拉图是从他的理念论的角度和高度来阐述教育对于国家政治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这显然保留了苏格拉底的神秘性，并赋予了更多的思辨性，使之富有更强的哲理性和可实践性，更易于指导教育的实施，并使之更好地应用于教育实践。

到了亚里士多德，他在“第一哲学”中提出了关于实体的学说，对柏拉图的理念论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亚里士多德认为，事物总是个别存在的，而个别事物决不是由于有什么在它之外、且与它相分离的理念存在而后存在的；而处在事物之外、与事物相分离的理念，也决不能产生个别的事物。把理念看作离开个别事物而独立存在的实体，这是极端荒谬的。因此，亚里士多德在讨论人如何组织成为国家，和人按什么规范行动时，已经抛弃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神秘观念和思辨性质。他强调人是理性的动物，应富有“理性智慧”，善于“理性沉思”，会过“理性生活”，这个“理性”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那就是人的“美德”。亚里士多德著作中也常常使用“善”或“至善”或“善德”等名词，都是指人的具体的美德或德行。亚里士多德还赋予人的美德或德行以“中道”的性质。他说：“美德是一种适中”，“过度和不足是恶行的特性，而适中则是美德的特性”。8而这种“适中”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要掌握“中道”，则要靠每个人的智慧和见识。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实践智慧”。它是通过每个人不断的实践活动、训练摸索出来的。亚里士多德说：“我们是由于行为公正而成为公正的，由于行为有节制而成为有节制的，由于行为勇敢而成为勇敢的。”9

可见，亚里士多德所论述的关于教育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其中的核心概念——“理性”或“理性生活”，有着非常明显的实践性和现实性，大大发展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关于“善”、“德行”和“理性”的理论。

 

二、教育与心理发展

 

古希腊“三杰”教育思想的批判继承，最为集中地表现在教育与人的心理发展之关系，即关于对人的心灵本质及其发展的一系列论述上。

对于人的心灵本质及其发展问题的看法，这是一切教育理论家论述教育种种理论问题的基础。教育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如何理解和发展人的心灵的问题。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苏格拉底在欧洲哲学史上，第一个完成了“把哲学从天上拉回到人间”的任务，使哲学第一次在真正的意义上发现了“自我”，转向了“人的心灵”。苏格拉底把“爱智”与“认识你自己”相结合，从而揭示了人的心灵的本质，即人通过心灵的存在和发展，能认识自己所能认识的一切。在柏拉图的《裴多》篇里，苏格拉底首先提出：人死了，肉体固然要分解而消亡，而灵魂是否也会分解像烟云一样消散于太空之中呢？苏格拉底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他把人的心灵看成与自然物质在本质上不同的精神实体，而且具有单一的和不可分割的特性。苏格拉底认为人之所以为人，不仅仅是由于他有感觉、欲望、情欲等，更重要的在于人有灵魂、有思想，能思维。人不仅能直接地感受自然，而且能用思维去理解自然。人不仅能感觉到自然的个别现象，而且能认识自然的规律。因此，苏格拉底首先发现了人的精神力量、人的主动性，把人看作能动的主体。从而，他揭示了人的心灵之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地位——人的心灵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是人的本质所在。凡是人都要凭着其心灵的发展才能真正成为人。这一思想贯串于整个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教育学说之中。

以知识论或真理论为例。在柏拉图的《裴德罗》等对话篇中，苏格拉底详细地描述了人的心灵在何种条件下才能达到“真实的存在”。人只有通过心灵才能掌握知识本身。这种“知识”，在苏格拉底看来，就是对“事物的本质”、“真实的存在”，即对“真理”的掌握。光靠感觉是得不到这种知识的，必须通过“心灵”的活动才能掌握它。苏格拉底在这里所说的“心灵”的活动或心灵活动的条件，就是指教育。苏格拉底正是这样地从论证“美德即知识”，进而肯定“美德是可教的”。这就是说，只有通过教育，使人的心灵得到发展，才能把人培养成一个高尚的人。那么，如何通过教育来发展人的心灵？苏格拉底说：“我以为正如一个人的身体生来就比另一个人的身体强壮，能够经得住劳苦一样，一个人的灵魂也可能天生得比另一个人的灵魂在对付危险方面更为坚强；因为我注意到：在同一种法律和习俗之下成长起来的人们，在胆量方面是大不相同的。不过我以为，人的一切天生的气质，在胆量方面，都是可以通过学习和锻炼而得到提高的。……我看，在所有其他方面，人和人之间也都同样天生就有所不同，而且也都可以通过勤奋努力而得到很多改进。因此，很显然，无论是天资比较聪明的人，或是天资比较鲁钝的人，如果他们决心要得到值得称道的成就，都必须勤学苦练才行。”10苏格拉底肯定人的心灵在天赋上所存在的差异，但不论天赋如何，都必须受到适合的教育，才能成为具有高尚品德的人。“禀赋最优良的、精力最旺盛的、最可能有所成就的人，如果经过教育而学会了他们应当怎样做人的话，就能成为最优良、最有用的人，因为他们能够作出极多、极大的业绩来；但如果没有受过教育而不学无术的话，那他们就会成为最不好、最有害的人，因为由于不知应该选择做什么，就往往会插手于一些罪恶的事情，而且由于狂傲激烈、禀性倔强、难受约束，就会作出很大很大的坏事来。”11苏格拉底从论证教育对于人的心灵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进而对于教育充满信心，认为“任何人间所称之为美德的东西”，都是可以“通过学习和实践”来增进心灵的发展而实现的。

柏拉图在《理想国》等对话篇中，充分地表述了对“知识”和“真理”的看法。柏拉图认为“心灵原有思维能力以及所用以见到真理的机能”。“学习就是回忆”。教育就是使人通过运用思维，回忆心灵中原有的知识，获得真知，富有理性，以善行事。《理想国》第七章，柏拉图以“洞穴”之喻，说明没有知识的人就好像洞穴内的囚犯一样。教育就好比使洞穴里戴着锁链的囚犯，从无知识，面向洞穴黑暗的尽头，只能看见模糊的影子，到有知识，摆脱脚镣，转过身来，摸索着走向洞口，看见太阳光辉所照耀的现实世界一样，是转变人的心灵的艺术。这一转变的过程，就是人的回忆过程。这一回忆过程，就是“从杂多的感觉出发，借思维反省，把它们统摄成为整一的道理”。12这种“反省作用”就是“回忆”。“只有借助妥善运用这种回忆，一个人才可以经常探讨奥秘，来使自己完善，才可以真正改成完善。”13

柏拉图肯定人能通过心灵活动获得知识，认识真理。但是，他认为人的心灵包括高级部分（理性部分）和低级部分（无理性部分）。人是通过心灵的高级部分，而不是通过心灵的低级部分认识真理的。人的心灵的低级部分，即意气和欲望，不仅不能认识真理，还会干扰人对理念世界的认识。人必须不断地通过心灵高级部分的活动——理性活动，即教育，排除意气和欲望的困惑，从而使心灵得到“纯化”，才能接近理念世界，洞察真理，获得真知。

在《泰阿泰德》篇中，柏拉图假托苏格拉底之言，把人的心灵比作一块蜡版，来说明人是如何通过心灵的活动而获得知识和掌握真理的。他说：“假设我们心灵中有块蜡版，或较大较小，或较刚较柔，或较纯较驳”，“我们所见所闻，或念之在心者，若要记住，便将此版置于知觉意念前，把知觉意念刻于其上，如打印一般。痕迹尚存，所刻能忆能知；刻后磨灭，或者刻不成者，便弗忆弗知。”14又说：“以蜡版比方心地，心地宽厚平坦、刚柔适度，则入自感官者铭于其上为印象，淳淳而耐久。”15此等人谓之智者。

在柏拉图看来，人之优劣，归根结底是人的心灵“纯化”到何等地步。通过一种适当的教育，使人的心灵得到“纯化”，各种人就可以尽其职、安其位了。柏拉图说：一国之人，“老天在铸造他们的时候，在有些人身上加入了黄金，这些人因而是最可宝贵的，是统治者。在辅助者（军人）的身上加入了白银。在农民以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了铁和铜。但是，又由于同属一类，虽则子女天赋相承，有时不免金父生银子，银父生金子，错综变化，不一而足。所以，上天给统治者的命令，最重要的就是要他们做后代的好护卫者，要他们极端注意在后代灵魂深处所混合的究竟是哪一种金属。如果他们的孩子心灵里混入了一些废铜烂铁，他们决不能稍存姑息，应当把他们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上去，安置于农民、工人之间；如果农民、工人的后辈中间发现其天赋中有金有银者，他们就重视他，把他提升到护卫者或辅助者中间去。”16天赋金质、银质和铜铁质三种人，可能互相混杂，错综变化，其决定因素就是教育。教育在改善心灵、改造人性上，有着巨大的威力。教育与遗传和环境，包括人的生活状况、经济条件和政治地位等等，共同对人的心灵之“纯化”发生作用。

在柏拉图看来，世界分可见世界和可知世界。前者由无数事物构成，是现象，可通过目力感知；后者由无数理念构成，是真实的存在，善、美本质，必须通过努力加以领悟。通过教育，从前者只能获得“意见”，从后者才能获得“知识”。知识与意见不同。人之心灵纯化、心理发展，不能靠“爱意见”，而只能靠“爱知识”。这就是说，教育要能有效地纯化人的心灵，促进人的心理发展，不能使人停留于感性认识，而应使人进入理念世界，获得理性的认识，最后掌握真理。

亚里士多德的知识论和真理论，也是和他关于心灵的学说密切相关的。亚里士多德把人的全部认识都看作是人的心灵功能作用的结果。

在《论灵魂》中，亚里士多德断言，一切有机体都是由“质料”和“形式”构成。有机体的躯体是质料，有机体的灵魂是形式。灵魂是有机体的运动的原因和实质，是其现实和真正的存在。凡有生命的地方就有灵魂。人的灵魂是统一的实体，包含两个部分和三方面的功能。两个部分一是非理性灵魂，其功能是本能、感觉和欲望等；另一是理性灵魂，其功能是思维、推理等。三个方面是“营养的灵魂，感觉的灵魂和理性（思维）的灵魂”，“它们相应于植物的、动物的和人的生命。营养的灵魂，当单独存在时，是属于植物的——植物性的灵魂；如果它同时还能感觉，就是动物的灵魂；如果既是营养的，又是感觉的，并且也是理性的，那就是人的灵魂。”17在人的认识过程中，灵魂的主要功能是感觉和思维。感觉在人的认识中不可缺少，但是通过感觉只能认识个别事物的现象，不能认识普遍事物的本质。人在认识中，最重要的在于通过思维活动，了解事物的普遍性，掌握事物的本质。

心灵中的思维活动是如何进行的？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中也曾形象地把心灵比喻为“蜡块”，认为心灵进行思维活动时，思维对象在心灵上留下了痕迹，好比文字刻于蜡版上那样。他说：“心灵所思维的东西，必须在心灵中，正如文字可以说是在一块还没有写什么东西的蜡版上一样：灵魂的情形，也完完全全就是这样。”18虽然，亚里士多德不仅承认外界事物为认识对象，外界事物经过感官的作用，会在心灵上留下痕迹；而且肯定心灵的内在功能，即心灵还有自身的纯粹的思维活动，也正是由于心灵还有这种思维功能，感觉的事物成了思维的对象，因而才可能在心灵上留下痕迹。

亚里士多德肯定感觉是人认识的起因。没有感觉，就没有认识活动，就不可能有知识。但是亚里士多德的认识论，从整体上来说，也是强调普遍性知识的价值，归根结底还是要使人通过教育，能运用概念进行思维，获得理性知识，真正成为“理性的动物”。

亚里士多德还提出，良好的教育，要能对人的心灵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必须依照人的生长进程，遵循人的自然行程，加以合理安排。他说：“教育的目的及其作用，有如一般的艺术，原来就在效法自然，并对自然的任何缺漏加以殷勤的补缀而已。”19

从以上“三杰”关于人的心灵的学说，我们可以看到，“三杰”在教育与人的心理发展问题上有着许多共同的基本看法。

1.“三杰”都从“自然哲学”观出发，认为人的心灵天赋有别，但其变化和发展都与教育密切相关。他们都非常重视人的自我之自然存在，承认人的心灵的存在及其活动在认识过程中的重大作用。他们都对人的心灵结构提出了种种假想，企图说明只有灵魂或理智才能使人明辨是非，只有灵魂高尚或理智高超的人才是至高无上的人。一国之人，其天赋的心灵千差万别，无论要保持心灵天赋不变，或使天赋心灵得以改变，都必须依靠转变心灵的艺术——教育。他们不仅强调只有通过良好的教育才能使人的心灵转向善、转向真理，而且强调完善的教育必须“效法”自然，依照人的心灵及其发展的自然结构和行程进行。

2.“三杰”都认定人的心灵好比蜡块，感官是认识的门户，一切知识的获得和真理的掌握都必须以感性认识为基础。同时，他们也肯定心灵的思维功能作用，心灵进行思维活动时，心灵所思维的东西如同文字刻在蜡版上一样，在心灵上留下痕迹。心灵正是由于具有思维的功能，才可能成为感觉的接受器。“三杰”的教育学说都非常强调纯思维活动在发展心灵、培养心智方面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三杰”关于心灵的学说所阐发的哲学和心理学观点，都是他们的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3.“三杰”都崇尚理性教育，认为人的心灵的高度发展，根本上要依靠理性教育。他们对于知识和真理都给予了非常广泛而又重点突出的理解。所谓知识，不应是对于可见世界的认识而获得的一般感性知识，而应是对于可知世界的领悟而获得的理性知识，包括美德的知识和自我的知识等，是关于事物本质的知识，是关于事物存在和发展之必然的普遍的真理。他们都把人看作理性的动物、能动的主体，其根据就是人具有其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特点，即理性。教育要把人培养成高尚的人，即富有理性的人，根本上就在于改善心灵、陶冶心性、纯化灵魂，使心灵排除可见世界纷纭莫测的干扰，从感性事物中解脱出来。

“三杰”在教育与人的心理发展方面的思想观点有所不同和后者比前者有所发展之处，主要在于对人的心灵本质知识含义的理解上。这主要的也是由于后者的哲学观有所发展而存在的。

苏格拉底把世界万事万物的原因归之于神，认为人是神创造出来的。神特别给人的身上安排了能思考的灵魂。人有了灵魂就能知道一切，就能获得知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能够追求到神在安排一切的时候所根据的原则——“善”。显然，苏格拉底是纯粹从神道主义来论证人的心灵之存在的，对心灵本质和知识的理解充满了神秘主义的性质。在苏格拉底看来，人的心灵是神特别赐予的，就像神给人造的两手可做事、舌头可说话一样，是获得关于“善”的知识的工具。同时，苏格拉底又说，一切“善”的东西都是有益的，而美德是善的，并且“美德即知识”，因而美德也是灵魂的一种性质。这样便把人的心灵与“美德即知识”完全联系在一起了。一切美德（知识）都系于灵魂，而灵魂自身的一切也都系于美德（知识）。苏格拉底正是从这个完全是以神秘主义假设的心灵论和知识论来肯定教育对于心理发展的重大意义和作用的。

柏拉图在苏格拉底完全神性化的心灵论和知识论的基础上，提出理念主义的心灵论和知识论，给人的心灵和知识以天赋的和哲理的性质。柏拉图继承和发展了苏格拉底关于“善”的见解，不仅把善当作人的心灵所追求的东西，而且把善看作先于一切存在的知识源泉，并代之以“理念”的概念。柏拉图断言：现实世界中一切可感觉的事物都不具有真理性，只有“理念”才具有真理性。理念是事物的本质，事物是理念的摹本。世界所有事物均有其自己的理念，而最高的理念就是善的理念。只有善的理念才给予认识的对象以真理性，并给予认识的主体以认识能力。这也就是说，善的理念给人的心灵以智慧，使它能够认识真理；而人的心灵则必须倾注于理念世界，认识善的理念，从而洞察真理。柏拉图以他的理念论为根据，提出“学习即回忆”和主张“灵魂轮回”说。他认为，人的心灵本来就拥有神给予的所有事物的知识，通过教育，借助本身的思维反省作用，便使人回忆起这些已有的知识。人通过教育而激起的心灵活动——心灵高级部分的活动，回忆知识，认识真理，认识理念，从而走向“善”的世界。柏拉图的心灵论和知识论并未能摒弃苏格拉底的神秘主义性质，甚至还使其天赋的色彩更加浓厚了；但是它更具有理论的意义和思辨的性质了，与全部理念论相联系，就为其理性教育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亚里士多德批判继承了柏拉图的理念论，使他的心灵论和知识论更富于现实性，更便于指导理性教育的实施。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实体”的概念，并把个别事物称为第一实体，把事物种属称为第二实体，还认为第一实体是第二实体的基础。亚里士多德尖锐地批判了柏拉图把理念当作事物之外唯一最高独立实体的理论。但是，亚里士多德又认为“个体”由“形式”和“质料”组成。“形式”即每一事物的本质，“质料”只是组成每一事物的材料。任何事物的本质是它存在的基础，因而“形式”是事物存在的基础和起点，“形式”是事物统一的根源。最后，亚里士多德提出“形式”先于物质，是“第一推动者”和“永恒实体”的结论。这样，亚里士多德又与柏拉图殊途同归了。但是，不管怎样，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切有机体都是由质料和形式构成。有机体的灵魂是形式，有机体的躯体是质料。凡有生命的地方就有灵魂。灵魂是统一的实体，并具有多种不同的功能，以适应生命的各种需要。人的灵魂包括两部分，一是非理性灵魂，行使其本能、感觉和欲望的功能；一是理性灵魂，行使其思维、推理的功能。在人的认识过程中，灵魂的主要功能是感觉和思维。通过教育，激励人的灵魂之主要功能——感觉和思维的运用，获得知识、洞察真理，以致最后使人的理性达到至善至美的境地。亚里士多德的这些理论，尽管还重复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灵魂不死的思想观点，但是给人的心灵及其发展提供了较能运用于教育实际的假设和说明，把理性教育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

 

三、理性教育与和谐发展

 

古希腊“三杰”教育思想的批判继承还突出地表现在他们对理性教育与身心和谐发展问题上的一系列论述。

理性教育，就是注重训练心灵和启发智慧的教育。这是“三杰”教育思想体系的核心。为了实现理性教育的最终目标——培养理性高尚的人，围绕理性教育，“三杰”还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促进青少年身心和谐发展的思想观点。

苏格拉底毕生寻求人间的美德，探求如何培养以追求“善”为人生目标的人。他认为，最根本的就是要使人通过教育走上“自我实现”的道路，成为一个有理性的人。这种有理性的人，就是知识广博、品德高尚的人，也就是富有善德的人。较具体地来说，这种人的心灵中具有节制、正义、勇敢、敏悟、强记、豪爽等优良品质。苏格拉底指出：“节制是一切美德的基础。”“只有能节制的人才会重视实际生活中最美好的事情，对事物进行甄别，并且通过言语和行为，选择好的，避免坏的。”任何人如果希望成为高尚的人，就都要把节制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只有如此，“才能成为最高尚的、最幸福的和最有推理能力的人。”20此外，正义、勇敢和友谊等，也是作为一个对社会有用、能为家庭和国家作出贡献的人所应具备的美德。所有这些“美德”，都必须通过合适的理性教育加以训练才能获得。不论天赋好的还是天赋坏的人，都必须受到合适的教育，才能真正成为有理性的人。

“美德即知识”。苏格拉底认为只有知识才能使人变得有智慧，而智慧就是最大的善。苏格拉底强调，“自知无知”，酷爱求知，热爱智慧，追求善德，这就是“自我实现”理性高尚之人的道路。因此，苏格拉底把“学习”看作人生的首要之事。

但是，作为一个有益于社会和别人的人，不仅要智慧聪颖、心灵高尚，而且要有健康的身体。苏格拉底认为健康的身体是人生成就的最大保障。“由于身体不好，健忘、忧郁、易怒和疯狂，就会猛烈袭击许多人的神智，以致把他们已获得的知识丧失净尽。但那些身体健康的人却有充分的保证，他们不会遭受由于身体不好而遭受的危险。与此相反，由于身体健康则很可能获致和身体衰弱完全相反的有益效果。”21

柏拉图《理想国》前半部分主要是阐述关于青少年身心和谐发展教育的思想，其后半部分主要是阐述关于理性教育的思想。以理性教育论为核心，以和谐教育论为基础，两论结合便构成柏拉图教育理论的主体。《理想国》第四章说明理性包括智慧、勇敢和节制三要素，以及在此三要素基础上形成的公道和善德。接着的三章说明理性本质，理性既是先天授予的，更是后天培养的。最后三章论述理性生活，通过各种政体和政治生活的比较，说明理性至上，理性生活最为快乐。

柏拉图认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训练人的心灵和培养人的理性。较具体地说，就是通过教育，使一国之人能以“公道”处世、以“理性”行事，从而各本其位、为国尽力。柏拉图把公道（或正义）、智慧、勇敢和节制等理性品质当作人的心灵最重要、最基本的要素加以培养和训练，并把理性教育看作发展心灵能力和掌握理性知识相结合的过程。

求得知识和明察真理是启发智慧、培养理性的基础。柏拉图非常重视数学、天文、几何等学科教学对于培养人的理性的重要作用，尤其强调辩证法的学习是理性教育及其完善的顶峰。柏拉图说：“辩证法是唯一科学的研究方法，能够不用假设而一直上升到第一原理22本身，以便在那里找到可靠的根据。当灵魂的眼睛真的陷入了无知的泥沼时，辩证法能轻轻地把它拉出来，引导它向上，同时用我们所列举的那些学习科目帮助完成这个转变过程。”23并说：“辩证法像墙头石一样，被放在我们教育体制的最上头，再不能有任何别的学习科目放在它的上面……我们的学习课程到辩证法也就完成了。”24通过辩证法的学习，使人至善至美，洞察理念，掌握真理，富于理性，柏拉图的理性教育过程才算终结。

理性教育是柏拉图理想教育的后一阶段或最高阶段。其前一阶段或初级阶段就是以品格训练为主的和谐发展教育，其中包括音乐教育和体育。音乐教育包括读、写、算的教育，相当于现在的智育，主要通过眼睛和耳朵为媒介，通过文学——主要是诗的感化，着重训练儿童心灵的“智慧”。柏拉图认为，史诗和悲剧之类的神话和英雄传说等文学作品，对儿童最富于感染力，能在儿童心灵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对儿童的性格发生重大影响。但是，柏拉图对当时的文学教育极为不满，对荷马史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提出必须对大部分都不健康的希腊文学作品加以审查，并禁止其流行，同时对文学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以及对音乐本身的要求和标准，都提出了详细的规定。体育也是不可缺少的，其主要内容除了体操外，还包括饮食卫生等。体操教育，主要是通过身体操练，不仅锻炼强健的身体，而且训练“勇敢”等心理品质。柏拉图认为，修养心性、培养善德和操练身体、增进健康两方面的教育是互相影响的。教育的问题无非在于调整人的身体和精神两者互相影响的种种因素，使两者相互调和、协调发展。综合音乐教育和体育，就可以使人的心灵得到和谐一致的发展，为青少年品格形成和进一步接受理性教育打下良好的基础。

亚里士多德高度崇尚理性、注重现实，极其重视理性教育，同时也把品格教育和体育置于重要的地位。亚里士多德虽然批判了柏拉图的理念论和回忆说，但他也把“理性”看作人的心灵的高级部分（嗜饮等本能为低级部分）。亚里士多德说，只有人类除天性与习惯外，尚有理性。人的本能（嗜饮等），只有通过发展理性，才能加以矫正。唯有通过培养人的“理性”，才能使人有德行。所以，亚里士多德也主张教育应以培养“理性”为主。至于身心和谐教育思想，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自由教育”的主张，并指出要使青少年身心和谐发展，则必须防止学习科目的狭隘性和实用性，而应注重品德陶冶和理智训练。

在《政治学》第七卷中，亚里士多德指出：“有三件事情能使人善良而有德行，这些就是天性、习惯和理性。……由于天性、习惯和理性不能常一致，这就必须使他们互相调和。”25“公正”与“节制”同为事业和闲暇所必需。“那些生活似乎优裕和拥有一切幸福的人，就特别需要公正和节制。”26

“教育应是自由的。”这是亚里士多德自由教育论的通俗概括。亚里士多德说：“显然有一种教育，为父母的应该用以训练其子者，不是因为它有用或必需，而是因为它是自由的和高贵的。”27所谓“自由”，亚里士多德认为就是“不偏狭”、“不鄙俗”，也就是适合于自由民的身体和心灵发展之需要者。28自由教育的科目包括“（一）阅读、书写，（二）体育锻炼，（三）音乐，有时还增加（四）绘画。”29通过这些科目的教育，使人们不仅能把工作做好，而且能善于利用闲暇。

对于音乐和体育在教育上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亚里士多德也有许多论述。亚里士多德认为，音乐是为了快乐和舒畅，有助于闲暇时间的享受和精神的修养，能陶冶我们的心灵。体育在于锻炼儿童的身体，而不应独一无二地或主要地为了训练某种体育竞赛技能。因此，亚里士多德提倡比较柔和的体操练习。避免粗劣的膳食和痛苦的劳作，使身体的生长受损害。亚里士多德认为，儿童心灵的劳动与身体的劳动应当交替进行，“不应当在同一时间内既用他们的心灵又用他们的身体去劳动。”30否则，会彼此妨碍，有害于身心的发展。

从以上“三杰”关于理性教育与和谐发展教育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三杰”在如何促进人的健康成长，培养理想的人方面，有着许多共同的基本主张。

1.“三杰”都把“正义”、“智慧”和“节制”等优良品德作为理性教育的基本目标和基本内容。他们都把理性教育看作全部教育工作的核心，把培养人的正义（公道）、智慧和节制等德行看作教育的最高目标。

2.“三杰”都主张人的心灵和身体的和谐发展，既重视知识教育，也注重身体锻炼。他们都把知识的获得与品德的修养一致起来，二者相互联系，彼此促进，以形成高尚的心灵。同时，他们也把心灵的高尚与身体的健康一致起来，主张音乐教育与体育相结合，特别还注意到体育对于培养优良品德所起的作用。

3.“三杰”都把人的身心和谐发展教育看作基础阶段的教育，把理性教育看作高级阶段的教育，并把两种层次的教育有机联系和统一了起来，构成了形成和发展理想的一代新人之教育的全部。

“三杰”在理性教育与和谐发展教育方面的理论有所不同和后者有所发展之处，主要在于教育对象和内容的范围上。

苏格拉底对理性教育更多地是从人生的伦理修养上理解和论述，因而其着眼的教育对象无疑是限于高贵的统治者。柏拉图所论述的教育主张则完全是为了培养“哲学王”的。无论是其理性教育还是其和谐发展教育，都是统治者的教育。柏拉图把理性教育看作统治者教育的根本，且为统治者阶级所独有。而亚里士多德在强调统治者教育的时候，也提及了被统治者的教育。亚里士多德甚至还说：“从某一点看治者与被治者是相同的。”“既然每一政治社会系由统治者与人民构成，那就让我们考虑二者之间的关系应为互换的还是不变的。因为公民的教育必将随着对这个问题的答案而不同。”31“要学习做一个善于命令人的人，他首先必须学习服从。”32“一个人必须先能为人然后才能为统治者。”33但是，亚里士多德亦曾断言“奴隶无闲暇”，“奴隶无理智享受”。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体系中，实际上没有也不可能有奴隶教育的地位，只不过是自由民的教育而已。然而，不管怎样，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教育对象的范围无疑是扩大了。

在教育内容方面，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在哲学上都是身、心二元论者，坚持“灵魂不死”学说，但在教育学上却是身、心一元论者，坚持“和谐统一”的观点。而亚里士多德没有这个矛盾存在，因而在身心和谐发展教育的思想观点上，比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有着许多发展。例如体育与智育的关系，柏拉图主张音乐先于体育，而亚里士多德主张体育先于音乐，而且体育与智育应交替进行。又如“闲暇”与“实用”的关系，柏拉图教育思想体系中，无论是卫国者还是哲学家教育，都局限于适应天赋、安于本分上，有着明显狭隘、实用的性质。而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体系，在教育内容范围等方面，显然比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宽广得多。亚里士多德坚决反对教育的狭隘性、职业化，而主张包括广泛学科学习的自由教育。他说：“对于某些门类的学问和教育，我们必须纯然为了使用闲暇从事理智活动的目的而学习，这些学科的价值便在于它们本身。”34“专一追求有用，不能形成高尚自由之心灵。”35

“三杰”的教育思想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直至今天仍有巨大意义。

第一，“三杰”的教育思想是古希腊教育繁荣发展的主导思想。

“三杰”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前前后后大约经历了将近两个世纪。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是古希腊哲学史的“分水岭”。从苏格拉底开始，“理念说”、“回忆说”、“知识即美德说”、“灵魂不朽说”等思想和理论经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继承和发展，就成了古希腊哲学思想的核心。无论是柏拉图学派还是亚里士多德学派，他们的思想和理论都打破了早期古代希腊“自然哲学”的局限性，并对“智者派”的思想观点和学风给予了毁灭性的打击。“三杰”的教育思想，既应用和反映了“三杰”的哲学思想和理论，又反映和指导了古希腊教育发展和改革的实践。

古希腊从公元前七世纪以后，就逐渐形成了雅典和斯巴达两种类型的教育制度。无论是苏格拉底还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的教育思想都无不反映着雅典教育和斯巴达教育的经验。同时，也由于“三杰”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使雅典和斯巴达两种教育体制的典型愈加完善，并对后世欧洲乃至世界各国的教育发生巨大影响。

无论是雅典教育还是斯巴达教育，都是古希腊完整而典型的教育。“三杰”的著作，特别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古希腊雅典教育和斯巴达教育经验的总结。

在古希腊教育史上，德谟克里特和智者的教育思想作为一翼，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相对立。他们也有许多教育和教学上的思想观点对当时的社会和以后的世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智者致力于建立辩论术、文法和修辞三门学科及其教学对希腊文化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与之相比，“三杰”教育思想作为古希腊教育思想发展的另一翼的积极影响和历史贡献则要大得多。甚至可以说，德谟克里特和智者的教育思想中存在较多消极的东西。正如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曾指出的，这是因为智者是“把教育青年的工作商业化、职业化”，是“靠似是而非的智慧赚钱的人”。

第二，“三杰”的教育思想为后来欧洲各国教育思想和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以“三杰”教育思想为主导和核心的古代希腊教育思想和理论，主要是通过罗马的改装，即“希腊化时期”的教育而影响到后代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

古代罗马对古希腊教育的消化和吸收，大约从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开始至公元一世纪中叶，经历了三百年左右时间。在这期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征服了包括希腊在内的地中海东岸、西南亚大部和非洲的埃及等地，建立了庞大的亚历山大帝国。帝国的创始人及其后继者把古希腊的文化教育带入被征服地区，大批希腊人离乡背井，移居异邦，也使古希腊的文化教育思想得到传播。

希腊本土，在被马其顿统治后开始衰落，其教育也开始发生一些变化。雅典的哲学学校，特别是修辞学校，吸引着大批本土和异邦青年前来学习。尤其亚历山大利亚大学接受了大批来自四面八方的学者前来从事研究工作。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整理和注释希腊的典籍，保存希腊的哲学、文学和艺术。通过亚历山大利亚学者们的活动，经过阿拉伯人（公元641年占领了亚历山大利亚城）的媒介，希腊文化教育便传到了中世纪整个欧洲。

马其顿还在埃及、叙利亚等地建立了许多希腊式的城市。这些城市完全希腊化了。在埃及，由亚历山大所建立的亚历山大利亚城，则是希腊化世界的文化中心。

无疑，欧洲的教育理论，最早就是古希腊的教育理论。柏拉图是欧洲第一个教育哲学家。古希腊教育理论的一些重要特征，如和谐发展或多方面发展，教育与生产劳动分离，理论与实际脱节等，都在后来欧洲教育理论的发展中得到充分表现。特别应当提到的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有关音乐教育的理论，则成了后来欧洲学校教育的主要理论。

第三，“三杰”的教育思想是现代世界各国教育改革思想的丰富源泉。

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西方乃至全世界都具有崇高的地位。他们的教育思想为近代和现代世界各国的教育改革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

启发式教学近代和现代的启发式教学思想，实际上应当渊源于古希腊苏格拉底的“产婆法”（或叫“产婆术”）。苏格拉底本人就是以谈话的方式，与学生不断反诘和归纳，引导学生独立思考问题，最后让学生自己得出解答问题的正确结论的模范教师。柏拉图的全部著作和亚里士多德的大部分著作都是以对话体裁撰写的，充分应用和体现了苏格拉底的“产婆术”式教学思想。近代卢梭则继承和发展了古希腊“三杰”的这种启发式教学思想，在其《爱弥儿》中明确提出“发现法”，让学生自己在实践中应用知识，去发现问题和解答问题。现代教育学中的谈话法、发现法等教学理论的核心思想，即通过对话引导学生自己获得和掌握知识的教学法原理，均无不渊源于苏格拉底方法。

“蜡版”说在世界哲学史和教育史上最早提出“蜡版”说思想观点的是古希腊“三杰”。古希腊“三杰”不仅提出了“回忆说”，而且提出了“蜡版说”，此两说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并存。柏拉图《泰阿泰德》篇和亚里士多德《论灵魂》中都明确提出：人的心灵犹如“蜡块”，通过感觉而在此版上留下痕迹，其迹尚存便忆之知之，其迹消失或留而不完全者则不忆不知。“蜡版说”是古希腊“三杰”认识论的组成部分。近代洛克以及后来的许多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对这一认识论上的重大问题都作了进一步的论述，由“蜡版”或“白板”或“白纸”之说发展成了感觉经验论，甚至为经验心理学奠定了理论基础。现代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则依此思想和理论更广泛地论述教育的作用以及教学组织和过程等理论。

国家教育古希腊“三杰”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提到教育是国家的事业，教育应由国家管理，国家应确立统一的“小宝塔式”的教育制度等等。这些国家教育的思想观点，均为后来乃至近代和现代世界各国的许多统治者和教育家们所继承发展和实践推行。

理性教育古希腊“三杰”，无论是苏格拉底还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崇尚人的理性，视理性为人的心灵的最高部分，教育的本质就在于训练人的“心灵”，使之具有理性，以节制情欲，主持正义。这一理性教育的思想观点，一直被后世的教育家们所注重，特别是近代和现代的许多教育家们都把理性教育看作普通学校教育的核心。

和谐教育古希腊“三杰”都非常重视青少年的音乐教育（相当于现代的智育）和体育的结合，前者修养心性、培养善德，后者操练身体、增进健康，二者和谐发展于一身；并强调无论音乐教育（智育）还是体育都要着重于品格训练，前者陶冶心灵的智慧，后者训练勇敢的品质，从而使青少年富有高尚而完美的品格。这种和谐教育的思想，从文艺复兴运动前后起，特别是近代和现代，都被看作学校教育的基本目标。斯宾塞把它继承发展为智育、德育和体育三方面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发展学说亦以智育、德育和体育等诸方面的发展理论为其基本组成部分。

终身教育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人从生到死的教育提出了一系列的看法。通过优生、胎教、早期教育、初等教育、高等教育以及任职后的继续教育，来塑造优秀的治国者和永保完美的统治者形象，这是柏拉图的理想所在。柏拉图曾明确提出：统治者在任职之后，为了管理好国家、公民和自己，他们还得“用大部分时间来研究哲学”，只是“在轮到值班时，他们每个人都要不辞劳苦管理繁冗的政治事务”，直至“培养出了像他们那样的继承人……可以辞去职务，进入乐土”时为止。36这种终身教育的思想观点，现在已经成了世界各国深入开展教育改革的指南。

1　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5页。

2　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第69页。

3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七篇第十三章，转引自《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附录，人民教育出版社1964年版，第554页。

4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七篇第十三章，转引自《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附录，人民教育出版社1964年版，第554—555页。

5　同上书，第561页。

6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转引自《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附录，人民教育出版社1964年版，第561—562页。

7　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第六卷，511c，第270页。

8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二卷第六章，《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56页。

9　同上书，第二卷第一章。

10　色诺芬著，吴永泉译：《回忆苏格拉底》，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6、139页。

11　色诺芬著，吴永泉译：《回忆苏格拉底》，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6、139页。

12　柏拉图：《裴多》篇，见《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24页。

13　同上书，第125页。

14　柏拉图著，严群译：《泰阿泰德·智术之师》，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88—89页。

15　柏拉图著，严群译：《泰阿泰德·智术之师》，第94页。

16　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第128—129页。

17　参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39页。

18　柏拉图：《论灵魂》第三卷第四章，见《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152—153页。

19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七卷第七章，1339b，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20　色诺芬著，吴永泉译：《回忆苏格拉底》，第33、173、132页。

21　色诺芬著，吴永泉译：《回忆苏格拉底》，第33、173、132页。

22　即理念。

23　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第300、301、302页。

24　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第300、301、302页。

25　张焕庭主编：《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64年版，第554—555页。

26　同上书，第556页。

27　同上书，第564页。

28　同上书，第562页。

29　同上书，第563页。

30　同上书，第566页。

31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七卷第十四章，见《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第555页。

32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七卷第十四章，见《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第555页。

33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七卷第十四章，见《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第555页。

34　张焕庭主编：《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第563页。

35　同上书，第564页。

36　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第309—3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