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普通话”

东晋时，一度篡得帝位的桓玄问部下羊孚：“为什么名士们都重视吴声？”羊答：“因吴声艳丽而飘逸。”作为权臣桓温的少子，桓玄生于安徽姑孰，长于湖北荆州，他的口音，有可能是江淮话和荆楚话相杂，所以有“何以共重吴声”之问。

古代的普通话被称为“官话”、“正音”或“雅音”。一般来说，首都话即官话，以长安为首都，官话自然是秦腔；以洛阳为首都，官话自然是洛腔。魏晋南北朝时，洛阳官话又被称为“中原雅音”或“中原正音”，长时间地占据着正统普通话的地位。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原士民南迁，朝廷在建康（即今天的南京）定都，吴语开始受到重视。吴语结构复杂，其基础是百越话，并掺杂有一部分荆楚方言，这与春秋晚期楚灭越后迁民于江东有关。此后的吴语被称为新吴语，以吴郡话（苏州话）为标准语调，渐次分支会稽话（绍兴话）、永嘉话（温州语）等，至于地理位置更南的闽越语也被视为在“大吴语”范畴之中。

东晋在江东建国，身处吴语氛围；同时，南渡诸人又带来了“中原正音”，两者相融合，形成了当时的官方语言“江淮话”。也就是说，在当时，政权虽建在建康，但官方语言并非吴语。纯正的吴语，在当时，仍上不了朝廷的“大雅之堂”。但是，这并不妨碍包括皇帝、丞相和名士们在内的人在私底下说吴语。一次，名士刘惔去拜访宰相王导，时逢盛夏，“丞相以腹熨弹棋局，曰：‘何乃渹？’（吴语，即‘冷’之意）刘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刘曰：‘未见他异，唯闻作吴语耳！’”这话中，不免有嘲讽之意。

如果说南迁的名士们乡音难改，说吴语只是入乡随俗，学着嚷嚷两句，但到了他们的子孙辈，生于江南长于江南，张嘴自然便是一口纯正的吴语了。名僧支遁在会稽，见到了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王献之兄弟，有人问：“你看到王家诸少年了吧？都很优秀吧？”支遁回答：“也没什么，只见到一群白脖儿乌鸦在那儿哑哑地叫。”支遁的比喻，意在说王家子弟正在说“不雅的吴语”。但对于江南人来说，往往以自己的语言为美，而看不上中原的洛阳话。当时，有人问画家顾恺之：“你为何不像洛阳的书生那样吟咏？”作为无锡人的顾回答：“那多难听！声音混浊，一如老婢！”

魏晋南北朝是中华民族融合的关键时期，“南人”和“北人”概念的提出与分野同样也是从这个时期正式开始的。当时的音调之争正是这种意识自觉的体现，由此带来的文化分野，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日后中国文化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