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本质不会变化

采访/文：穆肃

“80后写作”的概念，源起于春树。2004年，20岁的小说女作者春树登上了《时代》周刊（亚洲版）的封面。身着黑色皮衣，眼神冷漠、茫然而呆滞地凝视着正前方的春树。她从此被冠以“朋克、愤青、叛逆青年”的标签，成为“80后”的另类代表，这超越了她写作本身的意义，成为一个社会热点符号。

2010年春树成熟了很多，但是依旧保持着她的个性与犀利，只是她的观察和思考的能力更为敏锐，深入了。在资本势力强悍地左右文化市场的时代里，具有标签意义的写作者，被包装“作家”不断被抛出、消失，几年的时间里，已经新陈代谢了一批人，但是，作为另类文化偶像的春树，却一直继续流通，继续代言着“朋克、愤青、叛逆青年”，这其中自然包含着很多误读。也许通过访谈，我们能感知真正的春树。

穆肃：早在2004年，你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几个月后又登上《三联生活周刊》的封面，并以此为源头，标志着中国新生代写作的开始，宣告了一个时代的来临。你如何看待这种突然被媒体和社会聚焦的感觉？

春树：总会过去的。我刻意拒绝了很多采访和上电视的机会，因为我不想那么虚伪。

穆肃：《时代周刊》把你定义为“像美国垮掉的一代和嬉皮一样的年轻叛逆者”，用来形容你的话中，用得最多的是“另类”，你满意这一定义吗？

春树：那些了解我的朋友肯定觉得我个性复杂，我的性格不是圆形也不是三角形四方形，而是不规则的形状。

穆肃：你如何看待自己的个性？

春树：还是他人更了解我。最近一句让我感动的话是“你知道牡蛎里的珍珠吗？那就是你。”

穆肃：在某种程度上，你超越了文学范畴，成为一个社会符号，正像某些人所总结的那样，“年轻的和不安定的另类正在打破了既有的程式和规则寻求着自我的个性解放。你也因此成为当下中国青少年的一个精神偶像。你如何看待你对一代中国青年的影响？

春树：这些我从未考虑，我身边有些朋友说她们深受我小说影响，对此我很惊讶，有些不安，天知道我写了那么多字，他们到底受到了哪些字的影响？我只是在为我自己写，我愿意和读者成为朋友，但是我不会为我影响了他们负责任，小说是创作，里面即使用了第一人称的“我”也不是现实里的我。

穆肃：谈谈你对自己青春的理解与体会。

春树：我的青春已经过去了。现在我是个年轻的成年人。我热爱我的青春以及所有人的青春，或者可以说我非常珍惜，对很多描写青春的影视题材也很有共鸣。不过我现在更深刻地意识到，成熟也很重要。

穆肃：你曾说，你期冀真正的自由，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想做的工作，交想交的朋友。这些年来，你还是坚持着这些理念在生活吗？

春树：还不太彻底，现实总在追逐理想。我只是在慢慢地接近我曾经的理想。坚持不倒退。有时候可能在原地踏步吧。这么多年我没怎么成长，我的心智还停留在16岁，真让我羞愧，当发现这点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长大了。

穆肃：美国垮掉派和朋克精神，是否还贯穿在你的生活中？

春树：我没受垮掉派多大影响，那些离我太远。朋克音乐和朋克精神影响过我，成为我性格的某种底色，随着成长，我还需要一些别的养分。

穆肃：很多人评价说当下的中国青年是一个理想缺失的群体，张扬的仅是身体与物欲的解放，你如何看待这一说法？

春树：难道不能把解放身体和物欲当作一种理想吗？理想主义并不狭隘，它的定义是丰富的，它的前提是诚实。

穆肃：我想说我一个直观的印象，我总难把平常形容女生的“母亲”一词联想在你身上，你对这方面，我是说婚姻、家庭有何计划？

春树：毫无计划，目前结婚生子还不在我的计划中。我总觉得时间太不够用了，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结婚的事30岁以后再说吧。

穆肃：汉学家、《狼图腾》英译者葛浩文曾提及到对你的成名作《北京娃娃》的翻译过程，刚开始他想，“译她的书真的不会有损我的声誉吗？”但别人以“有趣”说服了他，最终，他也认同“这次翻译经历是愉快有趣的，在休闲状态下轻松做了件好玩的事”。我觉得，他之前的观点代表着很多读者对你的误读，你怎么评价自己此前的写作？

春树：写作者都会有这样一个观点：当作品完成时，它与自己就脱离了关系。我认同这一点。葛老爷子我没见过，回头见面我请他吃饭。

穆肃：你和郭敬明、韩寒等“80后”写作者大概同时出道，转眼已经将近10年，你觉得当下的文学氛围与此前有什么样的变化？

春树：竞争更激烈了。之前我们是出于兴趣来写，现在如果还能继续，肯定是要做好了永远写作的准备。

穆肃：与你的同龄人相比，你有什么显著的区别于他人的书写特色？

春树：除了我的第一本小说外，我都没有把故事放在第一位。我擅长营造的是种氛围。我更关注、尊重和批判现实，我一直是个写实主义作家。

穆肃：有人说，仅凭“80后”的概念的写作，已经穷途末路了，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春树：反正我没有仅凭这个概念写作，我想应该是那种粗制滥造的“80后”作品要穷途末路了吧。这未必不是件好事。这样人们就能打破时间概念，从文字本身来评价作品的好坏。

穆肃：现在的文学市场，似乎与你之前出来时的文学格局有许多不同，你怎么评价？

春树：至少现在大家更有了版权的意识，这肯定不是一个最好的写作和出版的年代，作为作者我们无权要求我们出生在唐朝，活在当前就好，无论什么年代，写出有真实态度的作品都是件困难的事。

穆肃：作为写诗者之外，你还同时成了摇滚活动家，杂志人，这些身份的变化，与你的写作，有什么内在的契合或冲突吗？

春树：奥登在《诗人与城市》中说，“诗人不仅要按照诗人的要求来教育自己，还必须思考自己将如何谋生。理想地说，他必须有一份工作，这份工作决不牵涉到语言运用。”

穆肃：前段时间听说你要开辟新职业当记者了，还以为你要在广州常期呆着，怎么一下子又回到了北京？

春树：我肯定不会待在一个地方很久，实在是没有必要。广州不是一个写作者生活的合适地方，很难找到同行交流，尽管那里有几个不错的诗人和乐评家。

我还是一个诗人和作家，采访一些有趣的人是我的爱好，同时可以交流，在哪里都可以采访，不必非待在一座城市。

穆肃：谈谈你的新作品《光年之美国梦》吧，它很有意思，总使我想起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写的是旅行与思考。你觉得就这本书而言，你的写作发生了哪些变化？

春树：小说的气质和悲观情绪没什么太多变化，唯一不同的就是我把故事的发生地放在了许多地方，如纽约、悉尼、曼谷甚至是地震灾区。在这本书里我仍然想探讨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可能性以及在目前的全球化格局下一个中国年轻人应该如何生活以及他们身份的焦虑。

穆肃：《光年之美国梦》有个挺有意思的宣传词，形容你为“昔日狂野的朋克女孩”，你怎么看待这“狂野”二字？

春树：这肯定是别人用来形容我的词，我自己从来不说自己是狂野的。我身上有种农村女孩的朴实的野蛮和进取心，也有一直在城市长大女孩的冷漠感，同时还有军队大院孩子的独来独往的习惯，总之，这些混合在一起，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性格。

穆肃：我知道，这几年来，你一直没有停止行走，去了许多国家和地区，比如德国、美国……

春树：我要默默地到所有打动过我、激励过我的地方，像个独行者，最好是一个人或者和一个有共同爱好的朋友一起。

穆肃：除了文学之外，这些“行程”对你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上还产生了什么样的触动？毕竟许多人都说你要转型了。

春树：实际上我一直认为一个人的本质是不会变化，目前来说，我对某种文学某种音乐某种世界观的偏好也并没有改变。价值观15岁的时候就形成了，之后就是不断的巩固过程。我只是喜欢旅游，喜欢到处走走看看，不要把它赋予太多的意义。

穆肃：有朝一日，你会否离开北京，去换另外一种生活？

春树：一切都可以，我对这些完全没有计划，我也想主动争取，我没觉得在国外定居就好，我觉得身边有朋友才好。

我们经常幽闭在一个房间，一起拿一包中南海吞云吐雾。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话，有时候，她用我的电脑上网，我则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看书，北京的春天正在窗外姗姗来迟，几棵树木的嫩芽也一天天抽出来，然后绽放成绿叶。

那是在鲁迅文学院的研讨班，2008年春天，我们在北京相识，此前我是通过她的作品了解她。

在为期四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深聊了许多，对她有了更细致的发现。虽然江湖传言她以叛逆性格著称，在我看来却难免有以讹传讹之嫌，率真、诚挚则是她给我的印象，在她的性格中，有北京姑娘那种特有的蛮不在乎和随意，不能说这是深谙世态之后旷达，我觉得倒是一种天性使然。甚至我有时候觉得，写作带来的成就对于她而言，也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她无意中收获的副产品。毕竟她时常给人的感觉就是“无所谓”。

就像上课而言，她经常逃课，不过，临到大事来时，她却又毫不含糊。记得那年四川地震，她前往四川震区，身体力行地体现了一个写作者的道德关怀。虽然这种光环和她的文学风格、她的公众形象似乎并不在一个纬度之上。

时常我们也会聊聊各自的情感。这真是人类共通的事物。这时谈话就变得有些家常里短了，伤感、失落、怀疑……情感所具有消极特征，使我们有点像疲态尽显的中年人，而不是两个男女文学青年。

这样也好，岁月安好、人生静美，生活本来就由这些碎片组成。

那时我经常拿着照相机拍照，有一天，我说，来，拍张照，于是她冲我竖了一下大拇指，没有扭脸，我按下了快门，为她拍了一张照片。在照片上，她穿着白色的T恤，短头发，桌上放着中南海的香烟盒与咖啡杯子。

这张照片我很喜欢，我觉得是我拍的人像中抓住人物神髓的一张。我存在我的电脑里，时常翻出来看看，追忆那段岁月。然而后来我一时疏忽，外出回来发现家里被贼撬门了，丢了两台笔记本电脑，物质的损失也无所谓，但是电脑里所存资料的丢失却让我无比心痛。春树的那张照片，从此只留在我的记忆中了。

那个记忆总和一个电影形象纠缠在一起。是《低俗小说》里乌玛·琴曼饰演的蜜娅，因为她们有着相似的发型和神情。每次看到《低俗小说》那个著名的海报时，总会想起春树，为此，我记得我至少对春树说过两遍，“将来我要是拍电影，你一定要帮我演个角色”。事实上，这个角色我已经写好，写剧本的过程，每次构思这个角色的言行时，我总拿春树来做我“灵感”的拐杖。希望我能早点得到拍摄的机会。那时，就又可以和她在一起工作。

一个在北方，一个在南方。我们时常还是会打打电话聊聊天，倒很少聊文学，聊文学或者人生，倒显得有些“扭捏作态”了，包括本次访谈，有些不知如何问起。不过，聊得最多的是情感，在这方面，春树暴露了她的秘密：那是她的天真，她的执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