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主动学习

九　提倡主动学习

叶圣陶认为教育的含义绝不仅仅是读书，因此他特别反感人们把“求学”说成是“读书”，也反对把读书的范围局限在教科书之内。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他应教育部要求，在电台畅谈中学生的阅读问题。当时无线电台问世不久，其影响与现在的电视不相上下。他说，教科书不过是“备忘”的提纲，课堂教学只能是“扼要的叙述”，要深切了解各科知识，还必须找许多相关的课外读物。读书不仅仅是为了获得知识，更重要的是“陶冶自己，使自己的人格更为高尚”。学生在一生中需要应对的事情太多了，学校教育不可能把所有知识教给他们，因此中学生一定要养成爱好读书和“自动学习”的习惯，千万不要把阅读局限在教科书的范围之内。

但是，许多学校却以保护学生为由，无端设置阅读禁区，对他们横加干涉。叶圣陶认为，这样做正好剥夺了学生的识别机会，他们不明白学校取缔这些书籍的用意何在，因此不利于培养学生“明澈的识别力”。另外，取缔的办法也容易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你越是不让他看，他就越想看看。因此他提醒青少年们：“写在书上的东西并不是完全可以信赖的。阅读果然要认真，但是尤其重要的是要抱着批判的态度，要区别哪些是应该接受的，哪些是不应该接受的，不能‘照单全收’。”叶圣陶的这些话，对于被视为金科玉律的教科书，同样适用。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叶圣陶在《教科书的缺乏》一文中说：“我国向来把‘受教育’叫作‘读书’，以为要学习一点什么必须凭着一本书籍。”在这种观念影响下，人们以为只要让“学生捧着这些书本，尽做着讲解记诵的工夫”就够了。至于在讲解记诵之外，是不是需要“把学习得来的东西融化在自己的生活里”，则根本不去考虑。这其实也是应试教育的要害所在。正因为如此，叶圣陶认为“目前教科书的缺乏并不是严重的困难”。言外之意，死记硬背教科书的内容，才是问题的关键。随后，他又在《识字与受教育》中指出，识字与受教育是两码事。有些人虽然能识文断字，但“他们痰要乱吐，上公共汽车要乱挤，献金一毛不拔，服公务假公济私……”这不是受过教育者应该做的事。

1941年，叶圣陶举家迁居成都，与他的好友、前来度假的西南联大教授朱自清相遇。二人交往密切，并合作编辑《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成为中学生学习国文的课外读物。这年初，叶圣陶在《变相的语文教学》中指出，从表面上看，中学生的课程五花八门，但是实际上只有一门，那就是“国文”。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无论哪一门课，老师在课堂上总是“讲解课本或讲义上的文句”，学生在教室里则是“抄写教师的板书，记录教师的讲解；……科目虽不同，工作的方法却并无二致。都与上国语课、国文课、英文课的情形差不多”。所以叶圣陶把这些五花八门的课程都称为“变相的语文教学”。

这种现象的形成，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家”把学生当作一个空瓶子的缘故。这些“教育家”以为，只要给学生一本书，一篇文章，再逐字逐句给他们讲一遍，就算完成教学任务了。因此，学生只要“带一双耳朵，一双眼睛，一本教本，一本笔记本，一支铅笔或钢笔”，就可以“保证你没有错”。根本不要像热心于教育实验的“好事者”那样，还要用“搜集、观察、比较、综合、试验、实习”等非常辛苦的手段。叶圣陶指出，这样做的后果，只能让学生心似死灰，形如槁木。他呼吁：我们的学生“太可怜了！太可怜了！让他们多做一点儿事吧，用他们的心，用他们的手，用他们的口，无论怎样都是好的。退一步说，让他们跑出教室来种一方地，锯一根木头，甚至跑跳一阵，争论一阵，也是好的。只要不再教他们听讲那变相的语文功课，……他们就有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