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者都是艺术的仆人

第4章　语言的伤害

把心灵从眼睛的专制中解放出来。

——S·T·柯尔律治⁽¹⁾

有些数学家反对把数学还原为逻辑，在我们考察他们的反对意见之前，用一些篇幅来详细回顾一下浪漫主义的一些观点是有指导意义的。（我将不坚持对浪漫主义文化和浪漫主义唯心主义哲学作严格的区分。它们两者之间的相互亲合、吸引允许我们采取这样一种做法。）

我们下面要描述的数学家们在论证中往往利用一些比喻，把数学活动比作一个艺术的、创造性的过程，不能被还原为纯逻辑的“贫瘠”方法。他们反对这样一种观念，即（数学）文本的整体意义“编码”于文本自身，并随后被一个“解码”的拟机械过程（quasi‐mechanical process）所发现。在这个意义上，

他们可以被置于一个宽广的浪漫主义传统，其信条之一就是理解的每一个活动都有某种艺术的品质，一种唯一性和个体性。

作为一个便利的起点，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柯尔律治喜欢说的一句话：“把心灵从眼睛的专制中解放出来”。这个比喻可以有很多种读法，但柯尔律治所说的把心灵解放出来可能指的是这样一种意思：使得某个对象具有艺术品质的正是它的可以唤起超越观察的能力。一个人可以直觉把握到艺术创造者的意图，那是它由以产生的深刻源泉。以同样的意思，诺瓦利斯⁽²⁾写道，一首诗必须是不可穷尽的——就像人自己一样不可穷尽。在艺术中，我们可以说，有比眼睛看到的东西更多的内容，无限多的内容。它是一个对话的邀请，向未见、未预见、不可预见内容的开放。

这个不可见的“剩余物”——或毋宁说是艺术品在物理上的有限外观和无限的可能解释之间的鸿沟，看和看到之间的鸿沟——使游戏领域向不可还原的个体经验和观察者（读者）的自我实现敞开。正是解释过程把艺术、生活以及生命力联系在一起，并把心灵从眼睛的专制中解放出来。

这看起来好像是浪漫主义重新解释了古典美学的理想，即“艺术成为生活”的理想。对艺术的在本质上是不可表述的意义的无尽寻求，使我在一个创造性过程中实现了自身，其中，我利用了我的美感、想象和无论如何是逻辑之外的、只能感觉不能充分认识的那部分自我。

即使是对那些有名的浪漫的数学家来说，把数学和艺术等同也是过火了。不过，数学对逻辑还原论的批评所采取的主要策略是把这个类比详细发挥到一定程度。以这个观点看来——与各位逻辑学家的观点尖锐对立——数学是某种比数学文本或“机械”地解码文本更多的东西。它是人类的一种活动，而文本顶多只是它的一个不完善的记录，是数学意义创造的向导。

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是德国浪漫主义早期的一个重要人物，在艺术问题上，他特别清晰地系统表述了这个观点。艺术作品是某种抽象的东西，就其自身来说，它什么也不是，但是通过与观察者之间的联系，它变成某种东西。于是观察者就获得一定程度的解释自主权。艺术作品的意义不仅仅是被发现了或被“解码”了。它总是被重新创造。（在有关浪漫主义的讨论中，有一种趋势，就是“创造性”这个模糊的术语被过度使用了。我也将不断使用这个词，但是心里始终想到笛卡尔早已讥笑过这样的观念，认为真理可以从人的头脑中喷泻而出，就像“帕拉斯⁽³⁾从宙斯的头脑中出来一样”。）

通过这样一种解释性的过程，欣赏者的心灵就面对着艺术家的心灵，因此，艺术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为一种形式的交流。此外，这个解释性过程使得一个人能够在与“他者”的关系中了解到有关自己的一些东西。于是解释的游戏成了一种发现自己和其他人的方式，一种扩展自己想象力视域的方式。这种反身性图示被称为是解释学循环。这种解释学循环永远不会结束：它是一个没有完成的过程，也许可以说，是一个解释的螺旋。

对自我的浪漫主义理解也与此类似。我的自我，“我”，认识着的我，只有在不可穷尽的可能性的世界中寻找外在的表达方式，来表达我的内在自我，意志，游戏冲动，或不论多少的创造性力量，在我之中起作用的某种精神，我才能更接近那个不可知的“我”。人们把这叫做“有限哲学”。它把我视为一种自我反映关系，而这种自我反映关系是以某种未被反映、不可认识的某物为基础的。

例如，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谢林（Friedrich Schelling）之所以批评笛卡尔的信条“我思故我在”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同样也可以说——主要是针对笛卡尔——“我消化，我产生液体，我走路，我驾驶；因此我存在。”⁽⁴⁾自我并不代表我的所有一切，尽管它喜欢声称它代表了。因此，谢林说，自我逻辑上的我（me）仅仅是我的一种表象。

还有某种东西先于我对自己的沉思，并且我“无条件地依赖”于它。它只能被感觉为某种“抗拒”着那个更大、更无生命力的物质世界、文化或语言背景的某种东西，在这个背景中，没有什么东西是我自己的活动，但恰恰是因为这一点，我必须不断地重新解释，创造自己的东西，用自己的想象力来丰富。这样，我可以感觉到我是一个生活的、自由的、连续的运动力量，超出了所有的语言建筑（相对来说是不活泼的）。

因此，浪漫主义基本上考虑的是不可表达的东西。它典型依赖于象征主义和寓言来唤起一定的不可分离的整体，那是它的欢乐和痛苦。“你与宇宙的关系是不可说清的”，浪漫主义的柏林（Isaiah Berlin）说，“但是你却必须说。”⁽⁵⁾作为艺术家就是去生活和解释，总是为了创造性地实现自己而行动，继续你的比喻意义上的描述，即使你自己相信这些描述都必然是不完备的，因为它们纯粹是给一个无形的或至少是不断流动的东西强加一个停滞的形式。

德国哲学家施莱格尔（Friedrich von Schlegel）也奔放地表达了此种观点的变种：“不，它永远不能被抓住，因为强加给它们形式已经改变了它们的形式。”⁽⁶⁾与其他浪漫主义观点一起，这种观点后来被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所支持并推向极端，也许可以说，尼采从浪漫主义流派中退出，并坚持认为世界是一个“能量的怪兽”，“一个不知满足的生成物”，“一个永远自我创造的酒神（Dionysian）世界”⁽⁷⁾，一个永远不能被捕获在逻辑之网的世界。

比尼采的观点更接近于浪漫主义的类似观点还出现在20世纪早期的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著作之中。柏格森坚持认为，纯粹理性人为地固定任何事物，因此总是不能描述生活经验的不断变化的流动。不变的真理和明确的形式受到科学的喜欢，但对浪漫主义和它的子孙来说，却是近于死亡的东西。在浪漫主义与飞逝的流动进行的斗争中允许自己的唯一妥协——不论它是多么短暂，多么急促——是神话相对具有的惰性。

特别是理性，就其自身来说，是一个神话。这不是意味着任何事物都是任意的随机的。而是说，有某些东西超出理性之外，有某些东西不能用语言和逻辑充分把握。这特别是指连续的内在流动，它总是排斥任何完备描述。在某种极端的浪漫主义观点看来，乞助于一种懒惰的信仰，即理性实际上能够给任何事物强加一种明确的形式，这是一种最高的罪恶，也许可以说，是“死亡”。“艺术是生命之树”，神秘主义诗人威廉·布雷克写道，“科学是死亡之树”。在这一点上，也许引用布雷克的另一句妙语更加有趣：“上帝禁止真理被限制在数学和证明之中！”⁽⁸⁾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情绪也在那些反对把数学真理还原为形式证明的数学家身上反映出来。

浪漫主义有强有力的武器来反对他们的敌人：反讽（irony）。为了反对每一个可以设想的僵化的形式，和任何没有想象力的、僵硬或固定的世界观，浪漫主义分子使用的方法是嘲讽，用游戏般的重新解释把它夸大。但是，这个有力武器在理性主义观点看来却不过是浮夸这一难以治愈的毛病的源泉。如果任何一个知性的活动最终都是逻辑上不可还原的个体的艺术的和创造性的工作，那么产生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证明任何——特别是科学的，还有意义的——普遍性的合法性。

我们不能抱怨浪漫主义者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敏感本性。例如施莱格尔Schlegel，早在1800年就写道，对理解活动的批判性反思揭露了一定的“积极的不理解”（positive non‐understanding），以及所有对语言的反思必定包含了一个自反性的认识，即“完备交流的不可能性”⁽⁹⁾。威廉·冯·洪堡（Humboldt），一位语言学家，和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一起是柏林大学的创办者，他甚至说，没有任何人能够表达和另一个人同样的意思，语言中的最轻微的变化就像水面上的涟漪在颤动⁽¹⁰⁾。

早期浪漫主义唯心主义者建立了复杂的理论来解决这个困难。然而，他们的见解似乎对后期浪漫主义文化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事实上，这些理论让位于两种情绪，因为这两种情绪与“后现代主义”的流行文化有着联系。

这两个情绪的第一个是怀旧，寻求一个失落的“黄金时代”或者一个高贵的野蛮时代，那时，事情很简单，或者无论怎么说比现在要更简单、和谐，受到上帝和几何学家的维护——或上帝几何学家的维护。现在情况不同了。奥德修斯⁽¹¹⁾（Odysse‐us）再也不能回家，除非他把无尽的旅途视为自己的家乡，而不是伊塞卡。诺瓦利斯写道，“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怀乡病。希望把每一处都视为家乡。”⁽¹²⁾

第二种情绪是一种偏执狂，感觉总是受到语言的侵害，受到他人的误解，受到一个我们总是无法摆脱其阴谋的“狡诈的精神”（这种观念有时被归功于黑格尔）的算计。于是，我总是被不属于自己的事情牵连，这些事情进一步把我的观点和意图变成某种与我不同的东西。我构造的每一个句子——正如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很晚之后写到的那样——从我自身渗漏出去，我的话语还只是在我的嘴中的时候，它们就已经被歪曲了。

这第二种情绪，“语言的伤害”，对我们来说特别有趣。我必然被投入语言之中，或其他形式的符号秩序之中，其中，其他人威胁着带走我的意义，把它倒转过来，然后再甩回来给我，而这时它已经被改变被歪曲了。我必须活动，不断地表达自己，但是每一个“行动的片段”都会最终产生意料不到的后果——就像著名的中国蝴蝶，它无辜的翅膀的扇动导致了加拿大让人痛恨的暴风雪⁽¹³⁾。

这可以导致一种神秘主义的生机论，认为是语言精神或观念精神在通过我说话，而不是其他什么。推广一下，就是，我不是在观察鸟，而是被鸟观察。世界获得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氛，好像是希区柯克电影⁽¹⁴⁾，其中，某种存在的眼睛在盯着我，我的心灵永远不能从其专制中解放出来。

让我们暂且把这种有轻微偏执狂想症的倾向搁置一边，用下面的方式重新表述这个问题：在意志的转达中没有确定性，特别是用语言来转达意志。简单说来，没有语言能够保证它自己意义的确定性。

让我们看一看这些观点在数学中是如何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