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西岸的所长

罗庚回到北京以后，先是在清华大学任教，接着很快经受了“三反”与思想改造运动的洗礼，他与蒋介石的一张合影给他带来了很大麻烦。可是，罗庚毕竟是个值得团结的名人，此前毛泽东还宴请过他，最后顺利过关，但因为相互揭发造成了同事之间难以消除的隔膜。直到第二年，政务院会议决定，罗庚担任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他的心情才豁然开朗。值得一提的是，数学所筹备处的主任委员原是苏步青，罗庚是四位副主任委员之一。

沉迷于数学王国里的罗庚[上]　1976年的陈省身[下]

接下来的几年，罗庚在数学所大展宏图。在组织工作方面，罗庚从全国各地广罗人才，调集了数十位有成就或年轻有为的数学工作者，既重视基础理论，又注重应用数学，并成立了微分方程和数论两个专门组，同时鼓励其他人员钻研自己的方向。与此同时，罗庚主持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数学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他当选为理事长），并创办了《数学学报》（他任总编辑）。罗庚还随中科院代表团访问了苏联，如果不是斯大林突然去世，他在数论方向的研究结晶—《堆垒素数论》有望获得那年的斯大林奖金。

1955年，中国科学院建立学部，罗庚成为首批学部委员。在学术研究和教学上，罗庚和他的数学所都卓有成效。他亲自组织“数论导引”和“哥德巴赫猜想”两个讨论班，第一个讨论班形成了后来的数学名著《数论导引》，第二个讨论班的成就之一是王元证明了“3+4”和“2+3”。这里所谓“a+b”是指每个充分大偶数都可以表示成两个奇数之和，它们的素因子分别不超过a个和b个。如果能证明“1+1”，那就几乎等同于原始的哥德巴赫猜想了，即：

每个大于或等于6的偶数均可以表示成两个奇素数之和。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个讨论班吸引了北大数学系闵嗣鹤教授的研究生，其中就有笔者的导师潘承洞。那时清华数学系因为“院系调整”被解散，精华部分都到了北大。几年以后，已是山东大学讲师的潘承洞证明了“1+5”和“1+4”。而证明“1+2”的陈景润是由罗庚亲自出面从厦门大学调来的，之前，他写信把自己取得的一些成果告诉心中无比敬仰的罗庚，期间和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被徐迟写进了那篇著名的报告文学。直到今天，哥德巴赫猜想依然悬而未决，陈氏定理依然无人超越。

除了数论以外，罗庚还在代数和函数论领域取得重要成就，尤其在典型群和多复变函数论方面，这两个领域培养出的人才和主要助手有万哲先、陆启铿和龚昇等，其中“典型域上的多元复变数函数论”让罗庚获得了以郭沫若院长名义颁发的1956年度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这一奖项后来被认为等同于国家自然科学奖。多年以后，罗庚的弟子陈景润、王元和潘承洞也因为哥德巴赫猜想研究获得了同一殊荣。罗庚发现了一组与调和算子有类似性质的微分算子，后来被国际上称为“华氏算子”。

在罗庚麾下，还有一批数学工作者从事其他方向的研究，最突出的要数吴文俊和冯康，他们分别在拓扑学和计算数学方向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早在省身领导中研院数学所期间，吴文俊的工作便已十分优异，后来赴巴黎留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到北京。他在示性类和示嵌类方面的出色工作，使其与罗庚同年获得自然科学一等奖。相比之下，作为有限元方法创立者之一的冯康除了在苏联斯捷克洛夫研究所进修两年以外，一直在国内从事研究。正是在罗庚的建议下，他从纯粹数学转向计算数学研究，后来成为这个领域当之无愧的学术带头人，并在去世四年后因为“哈密尔顿系统的辛几何算法”被追授自然科学一等奖。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不可能不卷入政治活动，何况罗庚是个有热情，喜欢和需要交际的人。早在金坛中学工作时，罗庚就加入了国民党，清华时期他积极投身“一二·九”运动，到了西南联大，他又成了左翼诗人闻一多教授的密友。后来，罗庚长期担任民盟的领导人。1957年，罗庚与民盟的曾昭抡、千家驹、童第周、钱伟长响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联名向国务院提出了关于科学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不料却闯下大祸。幸好化学家曾昭抡主动承担责任，加上罗庚后来在报上认错，他和经济学家千家驹（后来命运更惨）免戴“右派”帽子。值得一提的是，仗义执言的曾昭抡来自湖南著名的曾国藩家族。

“反右”过后，接下来是“大跃进”。罗庚提出，在十二个数学问题上要在十年内赶上美国，并且要把计算技术、人造卫星、大水坝等方面的数学问题统统包下来。显而易见，作为一个大数学家，罗庚说这些话已违心地自夸了，但在当时的形势下，还被认为不够“先进”，所内甚至有年轻人提出，在偏微分方程领域赶超美国只需两年。罗庚又被列入了“保守派”，加上他在旧中国和海外的经历，屡次要求加入共产党的申请均在所里和科学院内部遭到否决。

那时中国已主动与西方割断了联系，1954年、1958年和1974年，罗庚均接到国际数学家大会做45分钟报告的邀请，但因未获得政府批准而作罢。迫于形势，加上年龄增大，罗庚在“文革”前夕转向应用数学，这导致他晚年的精力主要致力于推广统筹法和优选法，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这也让他相对安全地度过了“十年浩劫”。可是，当罗庚因为心肌梗死初犯而不得不回北京住院时，又悄悄地思考起“哥德巴赫猜想”，他提出了一个想法和思路，希望王元和潘承洞与之合作，却未得到响应，因为他俩暗地里都已做过尝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