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只想活岁

文／艾泽科尔·J.伊曼纽尔    插图／栩栩

By Ezekiel J. Emanuel／Illustrated by Xu Xu

犀牛

DICERORHINUS

寿命：50年

75岁，这就是我想活的岁数。

我这种倾向令我的女儿们发疯，令我的兄弟们发疯，而我亲爱的朋友们则认为是我疯了。他们认为我言不由衷；认为我尚未考虑清楚，因为世界上还有太多东西可看，太多事情可做。为了让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们列举了无数我知道的人的例子，那些人统统超过75岁了，但都活得很好。他们坚信，随着我离75岁越来越近，我会将这个期待寿命值推迟到80岁，然后是85岁，甚至90岁。

我却坚持自己的立场。毫无疑问，死亡是一种损失。它会夺去我们的一切经历和成就，夺去我们与爱人和儿女共度的时光。总而言之，死亡夺走所有我们珍视的东西。

但我们许多人却似乎极力抗拒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活得太久也是一种损失。它令我们就算不至于完全残废，但也步履蹒跚、老态龙钟。这种状态就算不比死亡更差，也无非是风烛残年，所剩无多。它剥夺了我们的创造力以及为工作、社会和世界效力的能力。它改变了人们对我们的感觉、与我们的关系，以及最重要的，关于我们的记忆。在他们的印象中，我们不再活力充沛、忙碌充实，而是年老体弱、无能无用，让人可怜。

到我75岁时，我将已度过完整充实的一生。我爱过，也被爱过。我的儿女都已长大成人，正在体验他们自己的人生。我将能看到孙辈的出生，开始他们崭新的生活。我已追逐过自己的人生目标，实现了自己想要做的贡献，无论这贡献重要与否。希望那时我还没有太多智力和体力上的限制。75岁去世并不是悲剧。实际上，我甚至计划在我死前举行自己的追悼会，那将是一个温暖的场景，大家共聚一堂，全程充满了有趣的回忆、尴尬的往事，还有对这美好一生的由衷庆祝。在我死后，在世的亲友如果愿意，可以再举行一次追悼会——但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与我无关 了。

让我澄清一下自己的愿望。我既不是想得到本不属于自己的时间，也不是想提前结束自己的生命。就我的医生和我本人所知，我现在非常健康，没有任何慢性疾病。不久前我才刚跟我的两个侄子一起登上了乞力马扎罗山。所以我说这一切，并不是因为我身患绝症，所以跟上帝讨价还价，硬要活到75岁，也不是想在18年后某天早上醒来，通过安乐死或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自1990年代以来，我一直积极反对安乐死合法化以及医生协助死亡。通常想采取这些方式死亡的人所遭受的，并非无法忍受的肉体之苦，而是抑郁、绝望，以及失去尊严和控制的恐惧。这些症状的应对方法不是结束生命，而是寻求帮助。一直以来，我坚持认为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令那些罹患绝症的人在充满同情的环境里得以善终，而不是为极少数人提供安乐死或协助自杀这样的死亡便利。

我要说的是我希望活到的岁数，以及75岁之后，我愿意接受治疗的程度。美国人似乎一个个沉迷于运动健身和智力锻炼，喝混合果汁，吃复合蛋白，严格贯彻饮食计划，服用维生素和其他补剂，一切都是为了骗过死神的眼睛，尽其所能延长生命。这种观念如此普遍，已经成了一种文化现象，我称之为“美国式不死神话”。

在我看来，这种想要无限延长生命的疯狂举动是受了误导，并且有潜在的破坏性。基于各种原因，75岁已经是一个及时收手的好年纪。

有哪些原因？我们先从人口统计学说起。我们日渐变老，而我们的老年时光生活质量并不高。自19世纪中期以来，美国人寿命不断延长。1900年，一位普通美国人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为47岁。到1930年，上升到59.7岁；1960年，69.7岁；1990年，75.4岁。如今，刚出生的婴儿预计能活到79岁。（一般说来，女性平均寿命比男性长。在美国，这个差距大概为5年左右。根据国家生命统计报告，2011出生的美国男性寿命为76.3岁，女性则为81.1岁。）

20世纪初，随着疫苗、抗生素的发明以及医疗水平的提高，许多儿童免于过早夭折，即使感染也能得到有效治疗。一旦痊愈，那些曾经患病的人大部分回到健康、正常的生活，一般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然而从1960年至今，寿命增长主要是因为60岁以上老人的生命得到了延长。与其说拯救年轻的生命，不如说我们是在拉长老年。

美国式不死神话的追随者们急切地想要相信“疾病压缩”理论。该理论是由斯坦福大学名誉医学教授詹姆斯·F.弗莱斯（James F. Fries）于1980年提出的。这一理论假设，随着寿命延长到八九十岁，我们也会活得更健康——在陷入老年残疾之前拥有更多时间，并且总体来说残疾减少了。也就是说，不仅我们的寿命得到延长，我们的衰退期在整个生命中的比例也会相应缩 减。

“疾病压缩”是典型的美国式想法。它告诉我们的恰恰是我们愿意相信的东西：更长的生命和干净利落的死亡，没有病痛，没有身体状况恶化——通常这些都与年龄增长相关。它许诺我们一个青春之泉，而死亡变得遥遥无期。正是这种梦想——或者说幻想——驱使人们对这一神话趋之若鹜，也为再生医学和器官移植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和动力。但生命被拉长的同时，我们真的能变得更健康吗？70岁会变得跟50岁一样？

的确，与50年前的同龄人相比，如今的老年人残疾较少，手脚更灵活。但过去数十年间，寿命的延长事实上伴随着残疾的增加，而非减少。举个例子，南加州大学研究员艾琳·克里明斯（Eileen Crimmins）与一位同事采用来自“国家健康访问调查”的数据，对成年人的身体生理功能做出评估，测试分析人能否行走0.25英里；爬10级台阶；站或坐2小时；不借助特殊设备而站立、弯腰或跪坐等等。结果表明，随着年龄增长，人的身体生理机能逐步退化。从1998年到2006年间，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丧失了活动能力。1998年，美国80岁以上老年男性中有大约28%存在生理功能受限的问题。到2006年，这一数据达到了42%。老年女性的情况更为糟糕：80岁以上老年女性中，一半以上身体生理功能存在障碍。克里明斯最后得出结论，生命虽被延长，却与疾病相伴，不受疾病困扰的时间反而愈来愈短。功能丧失方面也是如此，寿命延长，却无法拥有正常的生理功能。

近日，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和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联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预期健康寿命”评估，结果验证了这一结论。研究不仅包括生理残疾，还包括抑郁症和痴呆等精神残疾。他们发现这些疾病没有压缩，反而扩张了——“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陷于身心残疾困扰的绝对年数呈上升趋 势”。

怎么会这样？我父亲的情况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大约10年之前，我父亲马上要迎来77岁生日，那时他开始感觉到腹部有些疼痛。正如所有好医生一样，他一直不承认这是什么严重问题。但三周之后，病情依然没有改善，众人劝说之下，他终于去看了医生。结果发现他那是心脏病发，于是不得不做了心导管插入手术，最后做了心脏搭桥。从那以后，他从一个极其积极活跃的人，一下子变得步履蹒跚，语速迟缓，连幽默都不再敏捷了。现在他依然能游泳、读报、在电话上跟孩子们斗嘴，和我母亲一起住在他们自己的房子里，但一切都变得迟缓而萧条。尽管心脏病没有夺去他的生命，但夺去了他充满活力的生活。在与我论及此事时，父亲说：“我整个人都严重变慢了。这是事实。我没法再去医院附近散步或者教书了。”除此之外，他说他还算幸福。

正如克里明斯所说，在过去50年间，医学延缓衰老的程度远比不上其延缓死亡的程度。我父亲的例子证明，现代死亡过程被拉长了，而死亡原因通常是多种慢性病的并发症——心脏病、癌症、肺气肿、中风、阿尔兹海默症、糖尿病等。以中风为例，好消息是，在减少因中风导致的死亡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2000至2010年间，中风导致的死亡数目下降了超过20%。坏消息是，在约6800万中风后逃过一死的美国人中，许多人瘫痪或丧失了说话能力，另外还有1300万美国人患过“无声息”的中风，愈后出现更为微妙的大脑机能障碍，如在思考过程、情绪调整和认知功能方面出现异常。更糟糕的是，预计未来15年内美国中风致残的人数将增加50%。很不幸，其他许多病症也存在同样的现象。

美国式不朽的信奉者可能比他们父辈活得长，但他们的老年症状可能更严重。这难道就是我们所希望的结果吗？我并不这么 想。

当我们要面临最坏的可能——阿尔兹海默症或者其他衰老引起的精神残疾时，这种状况会更令人担忧。目前约有500万超过65岁的美国人患有阿尔兹海默症；85岁及以上的患病老年人数量则占到1/3。最近，仅仅是用于延缓，甚至谈不上逆转或根治阿尔兹海默症的多项新药试验彻底失败，研究人员不得不重新考虑他们研究了几十年的整个疾病范式。在可预见的将来，这种疾病很可能不仅无法找到治愈之方，反而可能出现海啸式的大爆发——到2050年，美国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数目将上升近3倍。

8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一半患有功能性障碍。85岁及以上老年人中有1/3患阿尔兹海默症。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老人得以逃脱身体或精神残疾之魔爪。如果我们是其中的幸运儿，那为什么还要在75岁就停下来呢？为什么不尽量多活点？

随着日益衰老，即使没有痴呆，我们的心智功能也会逐渐退化。这些与年龄相关的退化会影响到思维处理速度、工作及长期记忆，以及问题处理能力，这一点已得到明确证实。同时，注意力也越来越分散。我们不能再像年轻时那样能专注于某项工作。我们行动越来越缓慢的同时，思维也变缓慢了。

不仅思维迟缓，我们还会失去创造力。大约10年前，我开始跟一位年近八十的著名卫生保健经济学家共事。我们的合作成果颇丰,共同发表的许多论文对正在进行中的卫生保健改革争论具有影响。我这位同事才智非凡，现在还在承担主要研究工作，今年将迎来他的90寿辰。但他是个例外，一个非常罕见的特例。

美式不老神话的信奉者假设自己就是这样的特例。但实际情况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到75岁时，创造力、独创性以及生产能力都已衰退得十分严重。爱因斯坦有一句名言：“一个人如果到30岁前还未能对科学做出杰出贡献的话，他以后也不会有机会了。”他的判断有些极端，而且是错的。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系主任基思·西蒙顿（Keith Simonton）是年龄与创造力研究方面的杰出专家，综合多项研究，他总结出一条年龄与创造力关系的典型曲线：事业初期，一个人的创造力会迅速提高，到20年后达到顶峰，也就是40到45岁左右。然后，随着年龄增加，创造力将进入缓慢的下降期。不同专业学科之间存在一定差别，但差别不大。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在取得各自的重大突破时——而不是得奖时，平均年龄为48岁。理论化学家和物理学家做出主要贡献的时间通常稍早于实践型研究者。同样，诗人的巅峰期也会早于小说家。西蒙顿对古典音乐作曲家的研究显示，作曲家的第一部主要作品往往写于26岁左右，到40岁左右作品的质量和数量都达到顶峰，而后逐渐下降，最后一部重要音乐作品通常完成于52岁左右。（研究中所有作曲家均为男性。）

年龄和创造力的这种相关性是统计学联系，是综合所有平均值的结果，而个人的人生轨迹则可能有所偏离。的确，所有从事创造性职业的人都自认为能像我的那位同事一样，一路走到曲线长长的末端。是的，有些人年过75岁之后，依然成果丰硕，他们继续写作、出版、画画、雕刻、作曲。但没有多少人能绕过这个数据。另外，我们应该问问，哈维·C.雷曼在出版于1953的《年龄与成就》一书中所称的“老思想家”晚年的成就，有多少是新东西，而不是他们早年想法的重复？这条年龄与创造性曲线——尤其是它后期下降的部分——跨越民族，纵贯历史，很可能揭示了与大脑可塑性相关的生物决定性的深刻真相。

对生物学，我们只能推测。神经元间的联系是由激烈紧张的自然选择决定的——那些经常被使用的神经元联系最终得到强化和保留，而那些几乎不怎么使用的便逐渐萎缩，以至最后消失。尽管大脑可塑性贯穿人的一生，但并非没有限度。随着年龄增长，我们逐渐形成一个建立在一生的经历、思想、感情、行动和记忆基础上的庞大的联系网络。我们的过去决定了我们的现在。即使有可能，也很难再产生新的、创造性的思想，因为我们不会再发展出一套可以取代现有网络的全新的神经元联系。老年人学习新语言会困难得多。智力锻炼只能放慢已有的神经元联系的流失。一旦你从最初职业所建立的神经元联系网络中榨干所有的创造力，这个网络就不大可能再发展出强大的、新的大脑联系来产生创新思想——除了之前我那位同事那样的“老思想家”，他们是拥有非凡可塑性的极少数。

也许心理功能——处理、记忆、解决问题的能力——会在75岁时慢下来。也许在那之后，创新之举十分罕有。但这难道不是一种执迷吗？难道除了保持身体健康、继续增加创造力之外，生命就没有别的意义了？

一位大学教授曾经告诉我，随着年纪变大（他已经70岁），他发表成果不再如以往频繁，但他现在以其他方式继续做出贡献。他指导学生，帮助他们将热情转化为实际的研究工作，劝谏他们平衡事业与家庭的关系。其他领域的人同样可以这么做：指导晚辈。

前辈的指导非常重要，它让我们能够传递集体记忆，吸收长者智慧。人们往往低估了这种价值，认为它仅仅是让那些不愿退休的人别闲下来，而他们只是日复一日讲述老生常谈。但这也昭示了衰老的一个关键问题：收敛我们的雄心和期望。

我们开始适应体力和智力上的限制。我们的期望值逐渐降低。我们意识到自己的能力在下降，于是开始选择更有限的活动和项目，以保证完成。实际上，这个过程是在不知不觉间发生的。随着时间推移，我们下意识地改变着自己的生活，甚至没有发觉自己所想所做已经慢慢变少。这样我们能维持自信和满足，但整个生活画卷已经缩小了很多。可能某位美式不老传奇人物，曾经是他或她的行业或社区的中流砥柱，如今变得喜欢培养业余爱好，开始观鸟、骑车、玩陶艺等等。再然后，他或她开始步履蹒跚，关节炎的疼痛导致手脚不便，生活越来越多地变成窝在自己一间小屋里，读书或听书，做填字游戏。再然后……

这么说或许太消极了。生活除了年轻时围绕事业或创造产生的激情之外，还有许多东西，比如子孙后代：孩子、孙子、重孙。但是，活得太久也有一些我们不愿承认的问题。许多（就算不是大多数）被称作“三明治一代”的人（上有老下有小）正在经历一些非常实际而沉重的经济和照料负担。即使这一点撇开不谈，活得太久还会给儿孙带来很大情感压力。

除非存在严重的家庭暴力，做儿女的没有人希望自己的父母离开。无论多大年龄，这都将是莫大的痛苦。死亡会留下巨大的无法填补的空洞。但父母也会给孩子造成很大的阴影。无论关系远近、感情深浅，父母都会对孩子设置期望，做出评判，灌输观点，实行干涉，而且即使对早已成人的儿女来说，他们往往也是隐在幕后却又不可忽视的存在。这可能很美好，也可能很恼人，还可能是毁灭性的。但只要父母还在世，这些就不可避免。无论生活还是文学，这种例子比比皆是：李尔，典型的犹太母亲和老虎妈妈。父母去世后，虽然孩子不可能完全摆脱这种无形的重压，但至少可以不用时时刻刻服从父母的期待和要求。

只要父母在世，子女即使成年也很难成为家长。如果父母都活到95岁，就意味着子女在退休后还得承担照料父母的任务。留给他们自己的时间于是更少了——而且留下的全是风烛残年。如果父母只活到75岁，子女已拥有过充实丰富的亲情，又能有足够的时间，在父母的阴影之外享受自己的人生。

但除了父母阴影的问题，还有更加重要的东西：记忆。我们希望给儿孙们留下什么样的回忆？我们希望他们记住我们正值盛年的样子：积极主动、意气风发、忙忙碌碌、生机勃勃、思维敏捷、热情洋溢、风趣幽默、温暖体贴、充满爱心，而不是弯腰驼背、行动迟缓、健忘失忆、絮絮叨叨，还总是不停地问“她刚说什么？”我们希望留下独立的印象，而不希望成为别人的负担。

75岁，这个年龄虽然有些武断，但如果幸运的话，这时我们已经活到了人生中那个独特的时刻——已然度过充实而完整的一生，而且给孩子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欲亲身实践美国式不老神话的梦想，可能事与愿违——精力充沛的美好回忆逐渐被衰老的痛苦所淹没。没错，努力回想，我们的孩子们也许还能记起那次美好的家庭度假，记起那年感恩节的有趣场面，记起婚礼上失言的尴尬瞬间，但更近的回忆——逐渐陷入残疾，时时刻刻需要他人照料——最终会成为最主要、最突出的回忆。

当然，我们的孩子们是不会承认的。他们爱我们，因而十分害怕死亡会带来的失去感。那的确一定是失去，极大的失去。他们不愿面对我们将离开的事实，而且他们当然不希望我们会有主动迎接死亡的想法。但即使我们尽量不成为他们的负担，我们的阴影也会一直笼罩到他们的老年，这也是一种损失。在他们的印象中，我们不是充满活力而是年老体衰，这才是终极悲剧。

75岁，我只想要活这么久。但如果我不打算采取安乐死或自杀——我一定不会这么做——是不是这一切都只是闲扯淡呢？难道我根本没有对自己的说法身体力行的勇气吗？

不，我的观点具有非常重要的实际意义，其中一点只关乎个人，另外两点则涉及政策。

一旦活到75岁，我会完全调整自己的健康策略。我不会主动结束生命，但我也不会试图延长它。现在，当医生向我们推荐某种测验或治疗，尤其是涉及到延长生命时，如果我们不愿意尝试，似乎有义务好好解释一下为什么。医学和家庭联手，阵势强大，我们最终总得接受他们的安排。

我的态度就是要彻底扭转这种默认的状况。在威廉·奥斯勒（Sir William Osler）写于世纪之交的经典医学教科书《医学的原则与实践》中，我找到了指引。他写道：“不如称肺炎为老年之友。一位老人被急性、短暂而又并不那么痛苦的疾病带走，他就能逃脱那些为他自己和亲友带来无数烦扰的‘冷冰冰的衰 败’。”

在奥斯勒的启发之下，我形成了这样的人生哲学：到了75岁，除非有非常有力的理由，否则我不打算再去看医生、做体检或者采取治疗，不管是多么常规、无痛的流程。这个理由一定不是“它能延长你的生命”。我将不再做任何定期的预防性检查、透视或者干预措施。如果出现疼痛或者其他残疾，我只接受姑息疗法，不采取根治性治疗。

这意味着，结肠镜检查和其他癌症筛查将在我75岁前就结束。我今年57岁，如果我现在被诊断患有癌症，我依然会接受治疗，除非预后很差。但65岁将是我做最后的结肠镜检查的时间。不论多大年纪，我都不做前列腺癌检查。（曾经有一位泌尿科医生给我做了一次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测试，尽管我说不感兴趣，他还是打电话要告诉我结果。我赶在他说之前就挂了电话。我对他说，这个测试是为了他自己，不是为了我。）75岁以后，如果我得了癌症，我将拒绝治疗，不做心脏负荷检查，不要心脏起搏器、植入式除颤器，不做心瓣膜置换术或搭桥手术。如果得了肺气肿这类频繁发作的疾病，不得不进医院，我同意采用一定的治疗方法，以减轻因呼吸不畅造成的不适感，但拒绝强迫治疗。

得了小病怎么办呢？我不打流感疫苗。当然，如果出现大规模流感，尚未度过完整人生的年轻一些的人应该去打疫苗或者吃抗病毒药。对抗生素说不，是个大挑战。它不仅价格低廉，并且对医治感染疗效显著，但就像奥斯勒提醒我们的那样，不像慢性病给我们带来的那种痛苦的衰退，这些感染引起的死亡要快得多，而且痛苦较少。所以，抗生素，不要。

显然，我已立下一份不要救治的指令单，并且提前拟好了一份完整的说明——即使是在我有意识但精神已不完全健全的情况下，我也不要呼吸器、透析、手术、抗生素或任何药物——除了姑息疗法，一切都不要。无论是那种疾病来了，我都愿意随它 去。

至于我之前所说的政策上的意义，其中之一是将预期寿命作为衡量医疗质量的标准。日本人的预期寿命排在世界第三位，为84.4岁（前两位是摩纳哥和中国澳门），美国则有些令人失望，排在42位，为79.5岁。但我们不应该关心如何赶上日本，或者拿我们和日本比。一旦一个国家男性和女性预期寿命都超过了75岁，这个标准就可以无视了。（唯一的例外是，要继续关注一些特定人群的预期寿命增加状况，比如说黑人男性，他们的预期寿命只有72.1岁。这很糟糕，应该成为人们的关注焦点。）与之相对，我们应该更关心儿童的健康指标，包括怀孕37周以前出生的早产儿数量（目前占美国新生儿的1/8，他们通常视力不良，易患脑瘫，并且容易出现其他与大脑发育相关的问题）、婴儿死亡率（美国婴儿死亡率为6.17‰，日本2.13‰，挪威2.48‰）；青少年死亡率（美国位于高收入国家之末）。

另一项政策意义与生物医学研究有关。我们的研究需要更多针对阿尔兹海默症、老年渐发性残疾以及慢性疾病——而不是针对如何延长死亡过程。

许多人，尤其是向往美国式不朽神话的人，对我的观点不以为然。他们尽可能举出所有例外，好像这些特例能证明核心理论的谬误。正如我的朋友们一样，他们觉得我精神失常，故作姿态——或者更差。他们可能谴责我反老年人。

请让我再次澄清一下：我并不是说那些想尽量获得长寿的人是不道德的或错误的。我绝对不是谴责或蔑视那些愿意面对体力和智力的限制，想要继续活下去的人。我甚至没有想要说服任何人我是对的。实际上，我还经常向这个年龄段的人提供建议，告诉他们怎样在美国得到应对他们各自疾病的最好的医疗方案。那是他们的选择，我愿意支持他们。

我并不是提倡把75岁设为定义一个完整而美好人生的官方数字，以此来节约资源，定量提供医疗服务，或者为随着寿命延长而出现的种种问题提供公共政策的解决方案。我只想尽量描述我对“美好的一生”的定义，并让我的朋友们和其他人也想想他们老了以后要如何生活。我希望他们能想出一些别的选择，而不是屈服于衰老不知不觉间带来的行动和思想上的限制。

你们是要继续信奉“美国式不老神话”还是我的“只活七十五”观点？有人拒绝我的观点，那也理所当然。毕竟，进化已将活得越久越好的想法深深刻在我们脑中。我们天生就是要为生存而拼尽全力的。自然，大部分人听到“只活七十五”的说法时，心里总隐隐觉得哪里不对。我们是永远乐观的美国人，对于限制，尤其是强加在我们生活中的限制总会报以怒目。我们愿意相信自己是特别的。

我的观点可能还带来一些精神意义和存在论意义上的问题，因此给人们以不屑和拒绝的理由。我们许多人都曾主动或被动地克制自己，不去想上帝、天堂和地狱，以及我们是否会变回虫子的问题。我们是不可知论者、无神论者，或者从没想过上帝是否存在，以及他为什么要管我们这些凡人的死活。积极赚钱、追逐梦想，这一切都值得吗？的确，我们大部分人都想到了一个方法，能踏踏实实过自己的日子，不用天天去想，更别说去回答这些大问题。我们找到了一条非常有效的路来绕开这些问题。我也并不打算宣称自己知道答案。

但75岁确定了一个明确的时间：对我来说，是2032年。这省去了很多因为想要尽量活久一点而带来的麻烦。这种明确性迫使我们去设想自己生命的终结，去思考最深层的存在式的问题，去考虑我们想为子孙后代、为我们的社区、为美国同胞、为世界留下些什么。这个截止日期也迫使我们每个人扪心自问，我们的贡献是否对得起我们的消费？就像大学宿舍的深夜卧谈会一样，这些问题会带来深深的焦虑和不安。75岁这个明确的数字意味着我们再也无法继续无视这些问题，保持自己那轻松的、为世人所接受的不可知论。对我来说，我有18年时间可以绞尽脑汁思索这些问题，总好过费尽心机死死抓住多出来的每一天，强迫自己忘记由此带来的精神痛苦，同时还要忍受漫长的死亡过程中伴随的身体病痛。

75岁就是我想要活到的岁数。我想在我盛年之时庆祝我的生命。我的女儿们和亲爱的朋友们会继续劝我，力图使我相信我错了，我明明可以将宝贵的生命延长更多。我会保留反悔的权利，也许有天会理直气壮地为自己尽量活久一点的想法辩护。但那样的话，就意味着到了75岁以后，我依然具有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