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学救国”到“科教兴国”

从“科学救国”到“科教兴国”

●从改革路上曾经让人心酸的“脑体倒挂”现象，我深刻理解了今天人才强国战略的伟大历史和现实意义。那么，“科教兴国”口号的提出又有什么深刻的历史意义呢？联系到今天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国家战略，您能再谈谈“科教兴国”、“建设创新型国家”与“人才强国”之间的关系吗？

〇好的。在百年前那个风雨如晦的时代，在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中国，有识之士们就提出了“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口号，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但新中国建立后很长一段时期，包括“科学救国”等口号却是被批判的对象，甚至演变成1957年“反右”扩大化乃至“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三十多年前科学的春天里，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黄钟大声，二十多年前更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直到十多年前，我们党更提出了“科教兴国”的伟大战略。

图3-8　任鸿隽

从100年前的“科学救国”到10年前的“科教兴国”，看似走过了历史的一个大循环，但其内涵、意义与时代特征已有了根本的不同，其中也有无尽的历史悲情和难解的历史机缘。

●如果不完全是“觉今是而昨非”的话，那么，昨天还有哪些“是”以及今天还有哪些“非”值得我们玩味反思呢？

〇你这个问题，倒是不太好回答。

就说那位颇具现代气质的任鸿隽（字叔永，1886～1961）吧。他早在1914年留学期间就曾发起了“科学救国”运动，1916年发表过《科学精神论》的文章，1939年撰文指出要通过科学教育“普及科学精神、方法与知识”。

●哦，您的意思是，当年我国科学启蒙先辈之于今天的最大启示，当是科学的精神作用，即科学与科学精神是“现代人格”养成的前提，而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价值？

〇是的，尤其是“现代人格”，是我们今天最容易忽略的部分，但又是对社会进步来说最基本、最实质也最重要的部分。

对于科学技术在近现代社会中无所不在的强大的物质创造功能，如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以至第一生产力，人们相对容易感受和理解；而对于科学技术细致入微的精神塑造功能，人们却相对容易忽视和遗忘。事实上，科学技术的精神价值远比其物质功能作用于人类更为深刻和久远。

●您能具体谈谈吗？

〇近百年前，“科学救国”的倡议者如任鸿隽、丁文江（字在君，1887～1936）辈，即使在那个亟待科技的器物功能发威以富国强兵、抵御外侮之际，即使面对许多同胞为救国救民于水火而血脉贲张、激情汹涌之时，也丝毫没有忽视和忘记科学技术的精神功能，大声疾呼：科学及其精神是养成“现代人格”的基础和前提。

譬如，任鸿隽虽然很早便发出“科学救国”的呼声，“推进科学的有效方法，就是要把科学当做国策”。但也清醒地认为对待科学应“先问其道”：

西方科学家研究科学，不是为名利所驱使，而是为好奇心所引诱。为了这种天生的好奇以及由此而来的精神需求，许多人甚至不顾自己的生命。

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并不是科学家最初的动机，而是科学研究的必然结果。

由此，任鸿隽对当时国人以急功近利的心态看待科学并以为西方总是“把功利放在第一位”的错误观点予以了批评，指出科学其实是一种“只求真理不问利害”的学问，并语重心长地警示道：

如果只想从物质文明方面来追赶西方，只想把科学当作一种富国强兵、改善生活的手段，却又不晓得科学的真谛，那就是一种得鱼忘筌、舍本逐末的做法，不仅不会成功，差距还可能越来越大。

●真是：“大音希声，善言不辩。”又如“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之慨。

反观今天，每当年终岁底诺贝尔奖放奖之日，国人的情绪是复杂但更多是郁闷的。譬如2008年，日本的成绩简直羡煞亚洲邻居。^[4]幸好中国还有个华裔得主钱永健，于是各大媒体争相以“钱学森堂侄钱永健获诺贝尔奖”为题加以报道，可是人家钱永健似乎不大领情，声称“我不是中国科学家”！

针对国人的如此心理，有人以《羡慕诺奖不如先改造学术盐碱地》为题指出：

先想想如何改造当前的学术盐碱地，让学术回归学术本位，这才是教育界和学术界更应该做的事。

〇旨哉斯言。目前我国学术界、知识界这种浮躁不安、急功近利的风气，恰是当年任鸿隽所提倡的“为学而学”精神的阙失，也恰是任鸿隽所忧虑的“为利而学”价值观的恶果。

记得，任鸿隽在四川大学校长任上曾告诫同僚：

人不能单靠面包而生活。大学教师的职责不是贩卖知识，而是要培养学生的研究兴趣，让他们明白科学研究的目的不在于物质享受，而在于精神满足。

这里的“精神满足”的教育目的观，与其为培养“现代人格”的科学精神观是一脉贯通的。对此，另外一位“科学救国”论的提倡者和实践者丁文江也主张以科学观念更新人们的思想、以科学精神作为行动的准则，移风易俗，弃旧图新，从而救亡图存，争取民族的复兴。

●说起“现代人格”，倒让我想起了“近代心智”（Modern Mind）一词。这是台湾学者陈涤清在其《物理简史》讲义中提出的一个词语：

图3-9　丁文江

西欧在17世纪，经历了一场“文化大革命”。这一场革命的中心，正是一个“世界观”的革命。由“这个世界是怎样的”认知（也就是最广义的“物理”），进而决定了人们对“虚实对错”的认知，以至于影响了人们处世行事的判断。其后果则影响了全世界，形成了所谓“近代心智”（Modern Mind）。近代人的想法，甚而生活中的一举一动，无论是否自觉，皆受到这一场革命的支配性的影响。

〇是啊，正应了“思想有多远，人就能走多远”这句哲言。无怪乎，《大学》开篇即言：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纵观30年我国科技观、人才观的演进，是否基本上也是遵循着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精神层面的不断深化和渐次升华？

〇是的，正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看：“科学技术是生产力”（1978）→“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88）→“科教兴国”（1995）→“人才强国”（2003）→“建设创新型国家”（2006）。

2008年6月23日，胡锦涛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对我国改革开放30年科技事业发展生动实践所提供的重要而深刻的启示予以了高度的概括，在“必须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必须坚持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以及“必须坚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等之后，还着重强调了科学的精神价值及其在科学创造和人文关怀中的巨大而深刻的作用：

必须坚持科技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人民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人民服务，是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正确方向。必须面向现代化建设、面向广大人民需求，把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生改善、国家安全中亟待科技提供支撑的领域作为重点，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提高人民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紧密结合起来，集中力量在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取得突破，努力掌握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解决重大公益性科技问题。

必须坚持弘扬科学精神。发展创新文化，培育全社会创新精神，是科技进步和创新最深厚、最持久的社会基础。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在全社会大力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提倡敢为人先、敢冒风险、勇于实践、不屈不挠的精神，倡导敢于创新、勇于竞争、诚信合作、宽容失败的精神，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社会风尚，为科技创新提供科学理论指导、有力制度保障、良好文化氛围。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原来，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第一生产力到科教兴国战略，再到人才强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以及相应的素质教育、创新教育和创新文化的培育等，原来是一个不断演进的系统工程，是对科学的从器物到制度再到精神诸层面认识的不断深化和渐次升华。

〇是啊。这既是知识经济浪潮冲击的思想成果，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认识结晶，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宝贵精神资源。

虽然谁也不能阻挡太阳的升起，但还应看到，我们前方的路还很漫长，甚至曲折。这里，我想摘引一段2003年底胡锦涛在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作为人才强国时代我们每个人成才的座右铭：

要牢固树立人人都可以成才的观念，坚持德才兼备原则，把品德、知识、能力和业绩作为衡量人才的主要标准，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不唯身份，努力形成谁勤于学习、勇于投身时代创业的伟大实践，谁就能获得发挥聪明才智的机遇，就能成为对国家、对人民、对民族有用之才的社会氛围，创造人才辈出的生动局面。

●太精辟了。所谓“一滴水而知大海味”，即是如此。这一段话，恰是当代中国人才观包括科技人才观演进及其成就的高度浓缩。

【注释】

[1]［美］威·弗·马吉编，蔡宾牟译：《物理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49～252页。

[2]阎康年：《热力学第二定律和热寂说的起源与发展》，《物理》，1986年第2期。

[3]杨小明：《“美国猴子案件”：历史还是偏见？》，《自然辩证法通讯》，2003年第2期。

[4]美国科学家南部阳一郎（Yoichiro Nambu）和日本科学家小林诚（Makoto Kobayashi）、益川敏英（Toshihide Maskawa）获200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美国科学家理查德海克（Richard F.Heck）、根岸英一（Ei-ichiNegishi）和日本科学家铃木彰（Akira Suzuki）获2010年诺贝尔化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