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原理转变为实践,说辞转变为现实

政策,和由此产生的立法和实践指导,是政府声明他们的活动总体目标和方向的方式。政策惠及很多地区并采取多种形式,但是,在现在的环境下,我们主要担忧那些卫生和社会护理政策,这些政策影响老年人和他们家庭护理人员的经历。即使我们将注意力限于这些地区,这些相关的问题也很复杂,并扩展到本章之外,而且总的来说,实际扩展到了本书之外。可是,全域政策构成了同样的挑战,而关于如何将抽象的观点转化成可应用于现实世界的事物,是其中的一个主要挑战。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这些政策涉及“通用”原则的语言(Henwood 1992),并且认为,他们关注全体人群的需求而非具体个人的需求(Kendig和Brooke 1999)。另外,实践更与个体的“偏好,资源和环境”有关(Kendig和Brooke 1999)。为了吸引公众的想象力(某些常说因此赢得选票),政府常使用“术语”(Gilloran等1994)以便宣扬他们观念具有内在好处(Williamson 1992)。然而,仅仅因为我们都应用这些词,却并不意味着我们就都以同样的方式去定义和理解它们(Kellaher和Peace 1990)。正如Brechin(1998)认为,我们在政策和实践上应用的许多词“表达简单但是转变成行动却高度复杂”;换句话说,“说来容易做来难”。你也许能想起许多词,但是“尊严”却是一个热议话题。每个人都会同意一点,即为老年人提供“有尊严的”护理是必要的;换句话说,我们将其看为“固有的”合理目标(Williamson 1992)。和“尊严”相似的是我们都使用的一个词(Kellaher和Peace 1990),据推测该词对于我们所有人意义相同。然而,最近广泛的文献回顾(Coventry 2006;Gallagher等2008;Cass等2009)却未能找到与“尊严”相当的一种共同或共有的含义,并且现在被普遍认为是一个高度复杂的观点;换句话说,说起来容易达到目的却很难(Brechin 1998)。

政策转变为实践的主要困难在于,政策促进产生“有抱负的”憧憬,却没有指出该如何达成这样的抱负(Goodrich和Cornwell 2008)。针对虚弱老年人及其家庭护理人员的政策尤其是这样。更糟糕的是,政策并不总是“相融”。例如,针对虚弱老年人的政策和针对其家庭护理人员的政策常孤立发展,而没有考虑到两个群体的共有需求。更加剧的困难在于,即使针对同样筛选过的人群的政策,也不会以相似的方式形成。例如,健康和社会关怀的政策并不一定具有凝聚力。然而,某些重要观点(术语)已经在约过去的20年里巩固了政策。特别有兴趣的是一些有关独立、自治、参与和合作的观念。

Dalley(2000)认为,对于连任政府来说,独立和自治已经成为社会政策(包括医疗保健在内)的“口号”,并且这是社会政策的“新语言”出现的一部分,该政策基于像授权和参与这样的观念(Bernard和Phillips 2000)。这些观念反映文学方面更广泛的原则。例如,Minkler(1996)认为在关键的老年人进展中,“授权”已经成为一个统一的概念,目的是无论老年人身心虚弱程度如何,都要确保所有老年人的地位和权利。她认为,授权应该是“权力共享”或“权力转入”老年人,而不是“全力凌驾”于老年人。这样的观念存在于英国国民保健制度最新改革的核心地位(Hodgson和Canvin 2005),并且期待使用人员和护理人员不仅在决定个人治疗选择方案方面,而且也在更广泛的政策目标方面,能扮演一个更加积极活跃的角色。服务制度应该受使用人员和护理人员志向的引领,而不是受服务提供人员志向的引领,这一信念加固了工党政府对于创建一个“全新的英国国民保健制度”的憧憬(卫生部1997)。这旨在预示一个关于如何决定护理质量的新方法,这在过去曾被看成是太重视“计数,评估活动和记录该记之事”(卫生部1998),并因此常忽视了患者和护理人员的需求。从此以后,患者和护理人员在护理中成为积极的“合作伙伴”这一观点受到广泛认可,并加强了政府最近的积极性,例如英国国民保健制度的Darzi复审(卫生部2008),并且也已并入从事老年人工作的护理人员的护理标准中(护理和助产委员会2009)。

人们,尤其是患有长期疾病的那些人,成为护理中的合作伙伴这一观念并不新鲜,且在学术文献中已经受到长期宣扬(例如,参见Corbin和Strauss 1991;Rolland 1994),其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这样的个体比所谓熟练的从业者更知道在患有疾病的状态下生活会是什么样子。这已导致了某些发展,比如在英国国民保健制度中熟练的患者项目的发展(卫生部2001)。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家庭护理人员,据建议,这些人在护理虚弱老年人过程中需要帮助时,应该被视为“合作专家”(Nolan等1996)。

因此,以合作关系共事的原则被广泛接受的同时,将这样的观念转入实践中却仍然面临着挑战。为此,需要对知识和技能的不同形式有更多的认知,以此来提供一个对老年人及其家庭护理人员复杂需求的全面理解。例如,关于为医疗保健的实践建立证据这些当前的想法,过于频繁地将专家应用某些方法,通常是实验的方法所获得的“研究”证据置于层次结构的顶层。这样的“证据”被认为优于那些根据个人经验或直觉来“认识”世界的其他方式;这种问题的更充分讨论可见于第2章和Nolan等的著作(2007)。

然而,有越来越多的关于需要利用从业者的“抽象”知识和使用者的“个人”知识方面的认知(Barnes 1999),其是为了产生洞察力,来有利于将经验和心理方面的疾病和身体的后果结合在一起(Evans 1999)。只有当我们利用从业者的“业外”技能和老年人及其家庭护理人员的“业内”技能时,我们才能获得一个对患有长期疾病的人复杂需求的更充足理解。为此提出了一些关于当前重要性的问题,并附有一些像独立和自治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