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历史：强国家与弱国家之间的区别

沃尔兹指出，“适当的”体系理论不应关注组成体系的单元的特征。[10]但是，这个观点的前提是沃尔兹本人将体系和结构混为一谈。单元的特征应当被排除在结构之外，这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将单元的特征排除在体系之外就会有问题了(体系=单元＋互动＋结构)。[11]单元的基本特征(主权)与体系的基本特征(无政府状态)是紧密相连的。对于安全分析而言，单元层面的视角对国家行为无疑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基于对国家内部特性和运行机理的分析之上)。体系内国家的一般特征将会对安全关系的性质产生影响，因而，它们也是体系的组成部分。

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分析的那样，国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其在大小、文化、实力、政治凝聚力、意识形态、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为保留国际无政府结构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理由。完全同质化的国家体系没有理由保持政治上的碎片化态势，除非所有国家都认同“小的就是美的”。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各种宗教学说都曾论及到政治同质化对安全带来的潜在影响。它们认为，只要所有国家遵循同一的意识形态，战争问题就将得以解决。尽管有一些历史事实支持“民主和平论”的观点，该理论认为自由民主国家之间从不兵戎相见，但是，并没有历史事实能够证明共产主义、伊斯兰教或基督教的相关主张。然而，迄今为止的国际体系仍在强有力地抵制着意识形态的同一性，并且它为政治多元化的产生提供了坚实的土壤。即便意识形态的同一性真的能够带来一些积极的安全影响，它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当我们考量国家层次因素对安全环境的影响时，另两个国家特征是很有帮助的：其一是强国家与弱国家之间的差异(我们在第二章已有论述)，其二是国家的大小(本章在论述碎片化问题时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

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曾经论述的那样，强国家(即那些拥有很强社会—政治凝聚力的国家)的建立是获得充分国家安全的一个必要条件，尽管不是充分条件。强国家与弱国家之间的区别会影响国际政治体系的政治结构，因为无政府状态恰恰涉及政治碎片化的性质和模式。当国家为强国家时，政治碎片化模式很清晰并且国家间关系的基石很牢靠；当国家为弱国家时，政治碎片化模式就不甚清晰并且国家间关系的基石也不是很牢靠。弱国家无法为其公民提供充分的安全。弱国家通常会为其所在的地区带来不稳定的国际安全环境，因为弱国家自身的不稳定经常会危及邻国并且其脆弱性常会招致外来的侵略。[12]弱国家在诸多领域中的弱点将强化不安全的恶性循环。因而，碎片化模式的稳固程度就成为无政府状态下安全状况变化的一个基本条件。

在这方面，现今的国际体系呈现出一幅“参差不齐”的图景。在一些区域，比如欧洲、东北亚和北美，大多数国家都是强国家；而其他一些区域，尤其是非洲和中东，弱国家占了很高的比例。历史演进模式的复杂变化说明了这种情形(即强国家和弱国家分布的参差不齐。——译者注)，后者的直接影响就是导致无政府状态的非均衡发展：在某些区域，碎片化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机制化，而另一些区域则没有出现这样的发展。由于国家体系直到最近才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所以这样的状况并不令人感到惊奇。在许多情况下，这可以被视为一种线性发展：人类从远古时代一路走来，在那个时代，国家仅仅分布于地球的一小片区域，地球的余下区域则被帝国、殖民地以及一些次国家实体比如部落、氏族所占据。

尽管时至今日这些区域(即上文提到的“余下区域”。——译者注)已由国家所占据，并且它们业已成为国际体系的组成部分，而非处于国际体系之外或之下，但是，大多数新近国家都是弱国家，尽管它们或许拥有很强的实力。因而，它们仍旧为大国的竞争提供了“狩猎场”，假如它们是强国家的话，大国的干预便不会如此明显和强烈。国家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建立将新近国家囊括到旧国家体系的规则之中，但是，许多新近国家太过弱小，以至于它们无法在这个相对成熟的体系中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现在的体系规则使得占领和兼并领土极其困难，而在过去则要容易许多；对于那些无法动员自身经济和社会—政治资源以履行其国家职责的国家，国际法律机构和救济机构将予以扶助。然而，对于许多新近国家而言，其国家观念和制度的分裂与不完善将为外来干预提供可乘之机，进而使旧的支配模式披上新的“外衣”得以延续下去。

既然直接的领土控制业已不再是国家的首要目标，因而在大国与新近国家之间，军事威胁的效用在下降。这种转变部分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使是弱国家也能给外来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苏联人在阿富汗的遭遇证实了这一点。然而，在新近国家之间，对使用武力的限制相对较弱，并且它们之间存在着许多尚未解决的领土和政治争端。即便如此，对政治威胁的高度脆弱性仍是弱国家面临的主要危险。与军事侵略不同，政治威胁的目标并非否认一国的主权。相反，通过操纵一国内部的派别争斗，政治威胁试图左右一国政治行为的导向。这样，国家A并不是以简单、直接的方式威胁国家B。相反，国家A参与到国家B内部的派别(派别b1和派别b2)争斗之中，并支持最有可能为其利益服务的那一派。政治干预的可能方式不计其数：从支持相对稳定的选举体系中的合法政党，比如苏联对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支持，到鼓励武装斗争和提供军事援助，比如美国对尼加拉瓜“反抗军”的支持，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政治干预的目的要么是改变政府的意识形态，要么是鼓励一国内部的分离主义势力。其共同之处就是外来势力对弱国家的操控或使其局势发生动荡。这些外来势力彼此竞争，其目的是改变国际力量的分布态势和结盟状况。由于弱国家的国家结构为外来干预提供了可乘之机，对于弱国家而言，政府安全和国家安全不可避免地混淆了，其国内政治生活的发展受到大国意识形态竞争的极大钳制。非殖民化运动兴起之后，在超级大国全球竞争的驱使下，对弱国家的竞争性政治干预愈演愈烈。冷战的结束以及两极体系的坍塌应该会减少对弱国家政治干预的压力。即便如此，这并不会改变弱国家根本的政治脆弱性，来自邻国的政治干预或许将大大增加。在后冷战时期日益浮现的多级体系下，弱国家的安全究竟会得到增强还是减弱，还有待时间去证明。

只要弱国家仍旧在国际社会中占据相当比例，体系内大多数区域的高度不安全就将成为一个无法避免的结果。许多国家内部面临着高度的不安全，而这种不安全将会对地区关系产生“溢出”效应。一国内部的不安全使得建立与邻国的稳固关系变得极其困难。难民潮和游击队将越过边界，那些不安分守己的精英为了自身的地位而投靠外部势力。外部势力也很难保证自己不被牵扯进来，尤其是当它们彼此为了势力范围，无论是意识形态、军事或经济势力范围而展开竞争的时候。在海湾和中东地区，弱国家面临的不安全机理在各个层次(国内、地区、全球)上都显露无遗。这就表明这样一条定律，即除非国家本身是稳定的，否则无政府状态无法为其带来安全。体系的安全特性不能同单元的安全特性割裂开来。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显然意识到了国家安全与不完善的无政府结构(以弱国家的存在为代表)之间的这种联系。他将“地区冲突和不稳定社会政治结构的碎片化(后者无法整合其公民日益觉醒的政治意识)”列为对美国的第二大威胁，仅次于苏联。[13]

顺着这样的思路，我们能够得出的一个符合逻辑的结论就是，要承认南北对话和“联合国走廊”的深层意义，尽管这也会导致双方的唇枪舌剑。联合国明确凸显了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的弱国家问题。联合国并非要成为一个世界政府以取代无政府状态，相反，联合国的目的是对弱小国家提供帮助以利于无政府状态更好地运转。要求重新分配权益的呼声构成了联合国的主要“声音”，尽管这种“声音”经常受到既得利益者的扭曲，但它无疑在告诉世人：无政府状态将继续保持非均衡、不稳定以及易于引发冲突的状态，直到弱小成员成长为稳固而完善的国家。只有当它们成为体系中的稳固力量而不是继续“添乱”时，整个体系才能赢得稳定。

问题就在于：对于如何将发展灌输到那些仍旧保持自然状态的落后地区，我们并不十分明了。现存的强国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阶段才发展为现在的状况，假如其他国家也要遵循它们的发展模式的话，那么，人类的未来将要经历不计其数的战争与巨变。强国家对弱国家发展的干预不能突破一条底线，即它的干预不能被冠以“新殖民主义”的恶名；既然所有的干预都是“试验性”的，因而，它们导致负面后果的风险特别高。发展并不是一个无风险的过程，它在相当程度上会颠覆传统的生活方式，这种改变几乎总会遇到抵制并且经常是暴力抵制。非殖民化浪潮究竟会自然(缓慢地)导致强国家的出现，还是在一些地区导致地方自治的僵化甚至瓦解，目前尚不清晰。《勃兰特报告》(Brandt Report)以及其他相似的文件都正确地指出，国际安全部分取决于弱国家政治经济能力的增强。[14]对于他们提出的若干应对之策是否有效，至今仍存有争议。

对于国家性质与国际体系的安全特征之间的联系，另一个更具推测性的视角就是考察大小问题。实力的更均衡分布将会使国际安全状况有所改观吗(实力分布的极不均衡主导了现今的国际体系，比如布隆迪和美国之间的实力差距)？假若其他因素大致保持不变的话，实力的更均衡分布将使无政府状态具有更强的可控性，因为每个国家都难以动员充足的资源对他国构成严重威胁。这种逻辑有可能向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延伸：要么是形成一个由小国家构成的无政府状态(“小国家”逻辑)，要么是形成一个超级大国并存的无政府状态(“大国家”逻辑)。在大多数“绿色运动”(Green movement)中，“小国家”逻辑颇有市场。“小国家”逻辑的优点是去中心化，并且它有可能消除专横的权力集中现象。但是，它不利于规模经济的发展，并且从历史角度来看，它会导致阿卡狄亚式的循环(arcadian ring，即重新返回到田园生活。——译者注)。

历史似乎是向着更大规模的政治体迈进。城市—国家(citystates)拥有建立大帝国的相对充足实力，经过四千年的文明演化，它逐渐侵蚀了野蛮人和土著人的领地。到了近代，民族—国家成为政治聚合的模式，早期的政治体纷纷向民族—国家转型，19世纪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就是明证。现今体系很大程度基于民族—国家理念之上，尽管其并非总是那么有效率(相关论述见第二章)。然而，大多数人都认为，以欧洲国家为模板的民族—国家模式凸显了其规模上的劣势，它无法履行许多经济和防御职能。试着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是很有意思的，即除了其面临的诸多困境之外，大多数新近国家采用(或被迫采用)的政治形式或许正在被某些先进国家(它们的发展更符合历史连续性)所抛弃——它正在被囊括更大地理范围的“超国家”(superstates)所取代。即使在欧洲——这个民族—国家观念的发源地，一体化的深刻进程正要求欧洲国家不同程度地抛弃旧有的政治形式。美苏两国对国际舞台长达40年的主导更是起了催化作用。美苏两国主导国际舞台的事实表明，在现今的历史条件下，只有那些达到洲际规模的国家才能奢望取得大国地位。[15]对于像中国、印度和巴西这样的国家而言，它们在规模上的优势会越来越明显，这十分有利于它们在地区和全球地位的提升，尽管它们所面临的发展问题同样不可低估。为了在高互动密度条件下取得规模优势，欧洲国家开启了一体化的进程。但是，欧洲共同体面临的一体化难题表明，抛弃原先熟悉的但不充分的旧政治形式是多么困难。日本的情况有些特别：它是一个大的、成功的、有凝聚力的民族—国家，但是它并没有成长为超国家的可能性。

由数量相对有限的、规模相对较大的单元构成的体系会带来一些积极的安全影响(这些单元有可能是超国家，但它们不必然甚至不可能是冷战时期的超级大国：它们更像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国)。这些单元能够更好地提供防御和发展所需的规模经济和资源，并且同现今的碎片化体系相比，它们能够更好地汇集国际利益。中国的经历告诉我们，即使是相对落后的超国家(superstate)，也能够在防御上投入充足的资源，进而与发达的超级大国形成僵持之势。由核恐怖平衡造成的军事僵持不仅维系了无政府结构，而且同单纯的权力平衡体系相比，它更有利于维系特定的国家模式。“聚合为”超国家或许有利于消除国家在工业力量和经济实力方面的差距，而在国际体系之下，这种差距似乎是无法弥合的。通过核恐怖平衡，由超国家构成的世界或许很轻易就可以实现多边威慑，并且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政治经济落后国家的附属地位。

尽管它可以带来这样或那样的体系优势，但是由大国构成的国际体系也会导致一些负面的安全影响。“聚合为”超国家几乎会不可避免地破坏民族与国家的契合方式，而后者为协调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框架。美国的历史表明，人类可以在洲际规模上构建一个强国家，尽管美国享有的大规模移民的优势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是无法复制的，或许巴西是个例外。前苏联地区民族主义纷乱的局势为我们展现了多民族国家内含的危险和脆弱性。除了那些自然形成的超国家比如中国，超大规模的获得通常仅仅意味着构建一个超大规模的“弱国家”，它将不得不承受由此而来的国内和国际安全问题。印度和欧共体的努力为我们提供了超国家聚合的另一种方式：他们试图以政治凝聚力统领不同的民族和宗教认同。21世纪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之一就是，宽泛的文明认同能否成功地为欧洲和南亚的超国家提供社会—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