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乃器的“撤销政协委员资格”与马寅初

我认识梁漱溟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1962年秋天，我从中国作家协会调到全国政协机关，被分配在工作组（即现在的专门委员会）办公室工作，半年后我又转到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现在常听到这样的反映：各级人民政协的工作机构，就数学习委员会清闲，办公室无多少事可做，甚至形同虚设。实际情况怎样，为什么会这样，暂且不去评说。我要说的是，在1963年春夏之间我调进学委会办公室工作的时候，学委会已经开始成为政协最繁忙的机构，一直延续到1966年8月全国政协机关被红卫兵勒令封门；而后在70年代初恢复部分政协委员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成员的学习，以至“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文革”后期的政治运动，学习委员会都是全国政协唯一繁忙的工作机构。我作为一名工作秘书，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在这之前，比我老的同事曾向我作过介绍，我本人也翻阅学习过许多文件资料，学习委员会是人民政协历史上最早成立的机构之一，在五十年代三大改造运动中曾经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这都是事实。

但是，当我跨进学委会办公室工作的时候，已是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角已经吹响，“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的指示正在全党全国大张旗鼓地宣传和学习，城市“新三反”和农村“四清”运动已经着手试点发动。因此在我开始工作之前，就有位顶头上司向我介绍，学习改造是政协当前的头等重要的工作，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他说，作为学委会的工作人员，所承担的不过是做纪录、写简报、编纂学习资料一类的具体任务，但作为政协学委会这样的领导工作机构，则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政协委员（主要指非中共政协委员）和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提供进行思想改造的机会和条件的重要部门。他还十分郑重地介绍，在参加政协学习的成员中，大多数人为形势所迫，能够接受学习改造的方针、政策，较为自觉地进行自我改造。但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的规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而转移，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论述和教导是千真万确的。近几年来，在参加政协学习的成员中，就有一些人对阶级斗争也反映到思想领域的问题不理解、不赞同，极少数人甚至坚持自己一贯的反动观点，公开反对我们，章乃器就是一个。你知道章乃器这个大右派吗？他不亚于章伯钧、罗隆基，尤其是反右派斗争之后，他的态度比章、罗还要恶劣。章乃器利用政协各工作组和学委会这个讲坛，继续坚持反动立场，对党和社会主义猖狂攻击。他在私下写了这样四句诗：“身败名未裂，家破人未亡。钢筋铁骨在，冷眼看豺狼。”这是何等反动，何等刻骨！像这样恶毒阴险而又屡教不改的反动分子，只有同他作最坚决的斗争，彻底揭露他的狰狞面目，除此别无他法，因此最近经过政协常委会讨论通过，撤销章乃器的全国政协委员的资格！这样重的处分，新中国成立以来除了对个别跑到海外骂我们而且从此不回来的人，从来没有实行过。章伯钧、罗隆基等人不是还继续安排当政协委员吗？党对这些人是有政策的，只要不继续在思想上、行动上反党反社会主义，总是念其历史上与中共合作中的某些贡献，对他们宽大为怀，给予革心洗面、重新做人的机会。但章乃器这种人已不属此列……

我的顶头上司对我介绍到这里，心情非常激动。我起身给他冲茶，以缓冲他的情绪。我知道他本人也是非中共人士，但在学委会办公室担任正职，且天天上班，这是因为他多年来真心诚意跟着党走，是民主人士中的左派人物。他的一席话，在当时我也是赞同的。我本人生长在新中国，对党的方针、政策坚信不疑，是十分自然的，因此完全不可能在1963年夏秋之间就认识到阶级斗争扩大化问题，在理论上、实践上已经开始发生偏差。他提到的章乃器，我作为一名大学文科的毕业生，自然早闻其名，自1957年之后，我也同样确认他是大右派无疑。就在这次谈话之前，我在政协工作组办公室工作半年，已在政协礼堂数次见过章乃器。这位知名人物又黑又胖，烟斗不离嘴，总是绷着脸，没有见他笑过。他听别人发言认真，自己讲话也很认真，仿佛一切胸有成竹，有着颇明显的自负的派头。尽管他头上戴着一顶沉重的政治帽子，也常常有不少人批驳他的观点，看上去他却依然如故，纹丝不动。十分凑巧的是，那次决定撤销章乃器政协委员资格的全国政协常委会会议派了我和另一同志作会议记录。在这次会上，对章乃器政治上反动必须逐出政协的大门并无异议，因此很快一致通过了。问题发生在撤销政协委员资格后章乃器怎么办？应该给章乃器什么样的生活出路？意见很不一致。出席会议的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徐冰、张执一（也分别是全国政协的秘书长、副秘书长）首先在会上讲，考虑到章乃器的历史和现状，根据政治上从严、生活上仍给予适当照顾的原则，建议章乃器离开政协后，生活上交由国务院机关事务局代管，每月发给150元生活费。徐、张话音刚落，便有若干位女常委举手要求发言，她们颇为激愤地说，章乃器政治上反动，撤销政协委员资格是罪有应得；应该指出的是，章某人不仅政治上反动，而且生活上也是腐化的，包括男女关系，其丑事很多人知道，因此不能给他每月150元生活费，这太高了！她们还质问，许多国家干部，工作十分辛苦，每月不过五六十元，大部分超不过一百元，章乃器这样的人凭什么给予相当于行政13级高级干部的工资数额？然而女常委的愤怒，并未得到太热烈的响应，多数人只是不吭声，没有与她们展开争论——尽管章乃器本人并不在场。后来经过徐冰、张执一的再一次解释和劝说，章乃器这每月150元生活费的建议终于以多数票通过。当然，自这次会议之后，章乃器失去了他发表政见的讲坛。直到“文革”后的1977年，根据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指示的精神，由中央统战部和政协机关负责人出面，找章乃器正式谈话，宣布摘掉他的右派分子帽子，但由于当时政协大会还未召开，仍不能恢复他的全国政协委员的资格。这时，章乃器已重病在身，但他对自己能熬过“史无前例”的“文革”十年，并亲自听到中共中央为他摘帽的决定，仍感到十分欣喜。1978年3月，“文革”后首次召开的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的政协委员名单中，并无章乃器的名字，这是因为他在这之前的几个月，已经悄然病逝。这些都是后话。

现在再回述那位顶头上司找我谈话的情况。在他呷了几口茶水后，他专题给我介绍学习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的工作情况。他说，学习委员会主任委员由政协秘书长兼任，实际工作亦由秘书长主管领导。副主任委员则由政协中共副秘书长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的有关领导人组成。除在政协机关设学委会办公室外，八个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也设有学委会分会，每个民主党派都设有若干个学习小组，每组成员20人左右，均配备专职学习秘书。政协学委会办公室除分别联系各民主党派的学委会分会的工作，每周一定召开情况汇报会外，重点兼管政协直属学习小组的每周二次或三次的学习讨论，由专职学习秘书负责会议安排、记录、简报工作。学委会办公室主任即我的顶头上司也是这个组的正式成员，每次学习会都无例外地出席。这位顶头上司派给我的工作，便是充任这个学习组的专职学习秘书。我从1963年走上这个岗位，一直到1983年《人民政协报》创刊止，除了“文革”中断了五年，始终没有离开。

接着，我的顶头上司向我详细介绍政协直属小组成员的情况。可以这么说，除了他本人之外，全组二十多名经常到会的成员几乎每个人的简史、思想、表现都作了介绍。这二十多人在60年代至80年代的20年间，先后有所增减，但大多数是几十年一贯制的老成员。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一、知名度高；二、大多数是无党派民主人士；三、年岁高，阅历丰富，在我60年代初认识他们时，多数人已逾花甲之年。关于他们的名字和情况，我将在以后的篇章中将他们陆续“曝光”。

下边，让我较为准确地记下我的顶头上司这篇长达4小时的谈话的结束语。他颇为认真而有力地对我说：

“你刚走出校门，还很年轻，一定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特别是有关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教导，而且要联系实际学，最现实是结合政协学习工作中的实际学。你的岗位在政协学委会，在政协直属学习小组。你要学会用阶级斗争的眼光来观察人和事，来分析一篇发言，一场争论，我绝不是危言耸听，我可以先给你透一点信息。就在政协直属学习小组，发生在一年多之前的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因为进行调整，政策放宽，有位政协直属学习组的成员，即大名鼎鼎的北京大学教授马寅初，他是全国政协常委，也借用政协学习组这个讲坛，把他在五十年代后期受到严厉批判的种种极为错误的观点，重新抛出来，长篇累牍地放毒，反对党的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还自命不凡地写出‘万言书’递送中共中央。我们正准备在学习组的范围内批判他的错误观点，进行消毒，他却宣布‘工作太忙请长假’，拂袖而去，不来政协参加学习了。难道这不是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吗？当然，对马寅初这号知名人士，我们党是有政策的，不来就不来，但对他的错误观点必须消除其影响，因此决定‘背靠背’也得安排一段时间进行批判。无独有偶，真像商量好似的，马寅初拂袖而去才几个月，又迎来了一个比马寅初还要刁滑、顽固的梁漱溟。你知道梁漱溟这个人吗？他的历史可比马寅初还要臭名昭著。新中国成立前，他就反对阶级斗争，对共产党心怀恶意；1953年他不识抬举，又公开地猖狂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他作为无党无派的政协委员，数年前就报名参加政协直属组的学习，但一直没有到会，为什么最近突然声明要来政协直属组参加学习会了呢？这里边肯定有名堂，正应了‘善者不来，来者不善’那句老话。但我以为不必紧张，他一个梁漱溟算什么？有个把反面教员，对开展学习讨论，说不定坏事能变好事呢！我同你透露这些，不为别的，是希望你提高警觉，不要把这里的工作视为一般的学习。你新来乍到，又是青年人，做领导的有责任讲清楚这些。不过你的工作并不复杂，就是做好每次学习记录、简报工作，要准确、及时、迅速，发生任何情况和问题，你的责任是向上反映，不用你出面处理。在政协直属组学习会上，你只有记录权，没有发言权。学习组成员询问到你，只答复学习工作的具体事，任何政治性的问题你都一概回答向上级请示、反映……”

顶头上司的这一席话，使我茅塞顿开，在思想上进一步明确了自己从事的这项平凡工作的“政治意义”，这并非是事后的夸张，而是当时真心实意的想法。无奈自己那时初出茅庐，涉世太浅，许多政治生活的真谛，还不能深解，感兴趣的倒是马寅初和梁漱溟这两位大名人，很想尽早一见。年轻人的心理，只要是名人，你再反动，哪怕是蒋介石，如能有看上一眼的“机遇”，也不会放过的。况且，梁、马二位，毕竟不同于蒋介石呢！就在这次谈话后的不几天，我首次参加政协直属组学习会的秘书工作。会议的时间是上午9时，但8时20分我就站在政协礼堂的大门口等候学习组成员们的到来。最先到达的是于树德和王芸生，他们是老资格的全国政协常委，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从60年代初到80年代初他们相继病故，一直是政协直属学习组的召集人（组长）。8时40分以后，学习组的组员们陆续而来，就是不见梁漱溟的影子，而事先得知梁是要出席这次学习会的。大概离9时还差5分钟，见一辆小卧车由北向西拐弯，老学习秘书立即轻声说：“梁漱溟来了！”我睁大眼睛看，见车子已停在大门的台阶前，车门一开，从后座轻快地跳出一个身着藏青色毛毕叽中山服，脚穿布鞋，头戴呢制瓜皮帽的小个子瘦老头，这自然就是梁漱溟了。如果同我后来在政协大会上见到的身材肥硕、满面红光的马寅初相比，在外形上堪称极大的反差。这时老同志咬着耳根对我说：“不要同他握手，他要望我们，点点头就行了。”只见梁漱溟夹着一个小布包三步两步就上了十多级高的台阶，从我们面前匆匆而过，居然连望也没有望我们一眼，便走进了政协礼堂的大门。老同志又对我说：“这老头从来就是对人这样爱理不理的，可身体简直棒极了！”

在这次学习会开始前，没想到于树德组长正式向二十来位组员们介绍我这位新到的工作人员，他风趣地说：“汪东林同志是复旦大学的毕业生，刚调到政协工作。他的名字好记，汪精卫的汪，明朝东林党的东林，各位有要办的事可以找他，年轻人腿快。”这时我才注意到梁漱溟也抬头望了我一眼，似笑非笑地点了点头。在学习会中间休息时，委员们都在一楼大厅散步、交谈，独有梁漱溟一人上了二楼，而且登楼梯时依然一步跨两个台阶。我好奇地尾随而上，还未登上二楼，就听见上边劈里啪啦直响。我登楼后一望，可傻眼了：在空荡荡的二楼大厅里，只见有一个人在舞拳，又跳又蹦，不断地击掌与拍腿，健步如飞，从这头直往那边打。难道这是梁漱溟？我定睛一看，发现不对了，那是另一个人。原来梁漱溟正在一个光线较暗的角落里做气功，然后是缓缓地打太极拳。整个大厅，只有我们三个人。十分钟后，那位舞拳者又从那边打到这边，在我的面前停下，主动同我握手，自我介绍说：“我叫赵君迈，请问年轻人都喜欢些什么体育项目？”我还没有回答，梁漱溟也走过来了，他操着一口纯正的北京口音对我说：“赵君迈是有名的业余体育家，你要学打拳可拜他为师。”“哪里哪里，梁老是老前辈，功底比我强，身体也比我棒……”赵君迈连连解释。这第一次随便交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是，梁漱溟自参加政协直属组的学习会之后，虽然每周两个半天的学习坚持必到，却在很长时间内，只是洗耳恭听，研读文件，从没有作过像样的发言，最多提几个问题，声称向旁人求教。小组长多次请他准备发言，他总是推辞说：“我是新进学的学生，请容我多听多学。”久而久之，大家也渐渐习惯。只是一开始就对梁漱溟与马寅初“走马换将”到政协参加学习持怀疑态度的人，心里一直纳闷，这老头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这个谜底，终于在一年之后由梁漱溟自己揭开了。梁漱溟后来终于放声高论，掀起一场轩然大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