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苏报案”

1904年5月21日，上海租界会审公廨宣判“苏报案”，章太炎、邹容分别被判入狱。

1904年5月21日，晚清中国的一次文字狱——“苏报案”，在上海租界经过七次公开审理后，终于有了结果。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罚做苦工，“期满驱逐出境，不准逗留租界”。尘埃落定，这时离“苏报案”发已过了十个多月。

一百多年来，世人关于“苏报案”的介绍、研究，汗牛充栋，但对孙中山与“苏报案”的关系着墨不多。从孙中山的活动踪迹来看，他本人似乎与该案没有交集，事实真的如此吗？梳理案件始末，我们会发现这样一桩惊天动地的历史大案，竟然是由一个几近滑稽的历史细节促成的，其背后就有孙中山的影子。

1896年6月，《苏报》诞生在上海公共租界，在当时只是一份很平庸的小报。1900年，创办者胡璋因其经济难以为继，将报纸转让给陈范。《苏报》开始鼓吹改良变法、立宪，面貌焕然一新。至于后来《苏报》变成激烈鼓吹革命的报纸，则与章太炎担任《苏报》主笔密切相关。章太炎能够在《苏报》上毫无顾忌地宣传革命，又与陈范的态度有关。陈范作为报馆的主人，起初并不赞成将《苏报》办得那么激烈，但不久，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转变的契机，就在于孙中山的影响。

1903年5月，陈范正式聘请章太炎担任《苏报》主笔。章太炎应聘当天，便发了一篇《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并发表邹容《革命军自序》。如此激烈，为陈范始料未及。据章太炎回忆，第二天一早，陈范便来到他床前，直言《苏报》不得如此猖獗，自取灭亡，“务期节次缓和，归于恰当”。面对牙关打战、面容惨白的陈范，章不知所措，面壁无言，做好了辞职准备。岂料傍晚时分，陈范判若两人，握着章太炎的手，出语壮烈，谓：“本报恣君为之，无所顾藉。”^[1]

陈范态度为何前后大变？据说是一个叫“钱宝仁”的人在当中起了作用。这个钱宝仁，算得上当时上海滩一位有趣人物。据章太炎说，钱是镇江人，为一流氓，冒充革命党，在张园演说时与陈范相识，“寻与梦坡（即陈范）密谈，自承为孙中山本人，秘密返国，策动革命。梦坡深信不疑。于是一切革命策略，惟钱宝仁之马首是瞻，不自违异。其初读吾论而骇，乃梦坡之本衷，旋改称恣言无悔，出宝仁之指示”。章太炎认为，假如陈范不是听了这个冒充孙中山的钱宝仁的话，便不会允许他这么放言革命，也就不会有“苏报案”：“梦坡之愚陋如此，驯至促成革命史中一轰轰烈烈之事迹，恍若神差鬼使而为之。又若钱宝仁不骗人，苏报未必有案者然”。

陈范听了假孙中山的指示，放手让章太炎鼓吹革命。6月1日起，《苏报》实行“大改良”，突出宣传革命，连续刊载《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杀人主义》《读革命军》等文。随后，便发生了震动中外的“苏报案”。陈范接触的“孙中山”是假的，但他对孙中山的崇拜是真的，孙中山的影响也是真实的。

那么，孙中山对“苏报案”的态度如何？

1903年8月至9月，陈范及涉案的中国教育会会长黄宗仰避往日本，曾先后拜谒孙中山。陈范终于见到了心仪已久的孙中山，“日访总理畅论时事”。黄宗仰与孙中山则一见如故，畅谈革命大业，终成莫逆之交。1904年黄宗仰回国，孙中山几次写信给他，叮嘱“如有新书新报，务要设法多寄往美洲及檀香山分售，使人人知所适从……”此时“苏报案”已平息，黄即集资刊印了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曾在《苏报》发表的文章分寄南洋和美洲各地，扩大孙中山革命学说的影响。

“苏报案”的另一主角章太炎于1906年6月29日刑满出狱，孙中山亲派代表到上海迎接他赴日本。7月15日，章在东京留学生举行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说，讲出的妙论：“……遇著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孙章关系进入蜜月期，这段时间两人天天见面，讨论革命方略。

1917年至1919年，孙中山在著述《建国方略》时从政治意义及打击封建统治的角度对“苏报案”做了如下评价：“此案涉及清帝个人，为朝廷与人民聚讼之始，清朝以来所未有也。清廷虽讼胜，而章、邹不过仅得囚禁两年而已。于是民气为之大壮……此则革命风潮初盛时代也。”

参考文献

1.熊月之：《孙中山与上海》，《历史教学问题》1997年第3期。

2.王坚：《章太炎与孙中山的恩恩怨怨》，《名人传记（上半月）》2011年第7期。

3.周文杰：《孙中山与诗僧黄宗仰》，《钟山风雨》2014年第2期。

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5年。

【注释】

[1]章士钊：《苏报案始末记叙》，《辛亥革命》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