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辽东斗争的难忘岁月

刘桐林

1993年春节的前两天, 我在阔别近半个世纪的山东海阳县惊悉敬之同志逝世的噩耗, 泪如雨下。 赴吉林参加遗体告别显然是来不及了, 我当即去县邮电局发唁电, 缅怀对我身教言传的敬之同志。 在家乡过完春节, 我即赶赴辽宁丹东, 到敬之墓前致哀,沉痛悼念革命前辈、 楷模敬之同志。

辽东新闻台奠基人之一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 党中央确定 “向南防御, 向北发展” 的战略方针, 派遣大批干部和部队进军东北, 创建东北根据地。

约在1945年10月中旬, 刘敬之同志与刘云沼、 李干发等同志从山东到达安东。 根据军区政治部的指示, 由敬之同志负责,接管了伪地方维持会操办的 《辽东民报》, 并逐步改造这个单位,其中主要是电台和印刷设备。11月中旬, 山东分局派遣的陈楚、姜丕之同志率领编辑、 记者、 出版、 发行等报纸工作骨干的30来人, 到达了安东, 与先来的敬之同志会合, 成立了安东日报社, 并充实了新闻台。 从八路军和新四军调来电台台长苏洛夫、报务主任任继斌, 并相继从军队调来七八名报务员和译报员, 进一步壮大了辽东新闻台。 这时译报员、 报务员十余人, 马达员和警卫班十余人, 开始收译延安新华社和东北总分社电讯。 辽东根据地扩大, 新闻通讯任务拓宽, 陈楚和敬之同志, 同军区协商又调来王钟秀、 李树法、 刘桐林等7名报务员, 后又从军队调来王亲智、 于文斌等四五名报务员和译报员, 扩大了辽东新闻台。 这段时期辽东新闻台和部队军事台, 互相调动, 有进有出, 互相支援。1946年6月, 《辽东日报》 附设新闻学校第一期招生, 敬之同志积极主张设电讯队, 招收20余名中学毕业青年, 培训报务员和译报员, 苏洛夫和任继斌经常去讲课。 电讯队毕业生全部分配在电台工作。 辽东新闻台从无到有, 从只收发电讯, 到收发和译发电报, 胜利完成辽东军民的通讯任务, 这凝结着敬之同志的心血和汗水, 他是辽东新闻台当之无愧的奠基人之一。

新闻台战略转移前后

1946年秋天, 辽东地区的敌我斗争, 正处于决定胜败的最艰苦时期。

1946年10月20日晚, 敬之同志收到电台局苏洛夫台长紧急部署战略撤退, 决定从安东暂撤到友邦朝鲜的新义州。 敬之同志说: “国民党军队已进犯到凤城, 经分局同苏联红军交涉, 同意机关过鸭绿江桥撤退到新义州。” 我们新闻台的同志, 在苏洛夫的领导下, 关闭了为辽东军民收译和传播红色电波的辽东新闻台, 背起收发报机, 装好马达行装用具, 在陈楚、 吉伟青、 白汝瑗等同志领导下, 跟分局机关部分同志, 经鸭绿江桥头, 撤退到友好邻邦朝鲜的新义州。 此时, 刘敬之和姜丕之同志带领辽东新闻学校全体师生, 经宽甸、 桓仁、 辑安, 徒步向长白转移。

我们在新义州停留半个月, 然后在陈楚同志率领下继续北上, 经惠山, 过江到达长白, 再次与敬之同志会合。 再由长白步行400里到达临江, 与辽东分局机关会合。1947年春节期间正是“四保临江” 激烈战斗的时候。 陈楚、 刘敬之、 韩川等同志不断来往电台和分局之间。 四保临江时期, 敬之同志给我们新闻台规定了四项任务: 收译延安新华社电讯、 收译南京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电讯、 收译党中央密码电报、 译发哈尔滨东北总分社前线电讯。 每逢译出重大胜利消息和党中央的重要指示, 他们便依据数据和地图, 分析战局的发展。 敬之同志有一句概括的话: “收译新华社和中央社电讯稿, 用比较的方法, 分析战局,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他的话沉着有力, 分析问题深刻而精辟, 强烈感染了我们必胜的信念。 我们一连几天, 都到火车站去接前线送回来的伤员同志。 拉伤员的全是 “闷罐车” (即货车), 用火炉取暖,条件虽很差, 但车厢内收拾得很干净。 负责护理工作的全是山东来的大姐, 她们热情机智, 亲切感人。 重伤员的伤虽然很重, 但却没有哭喊声, 只有轻微的呻吟声, 此情此景, 感人泪下。 敬之同志常说: “护理员和伤员绝大部分是山东志愿来的同志, 真想有机会回胶东去看看。” 同志们都深深懂得, 坚持辽东斗争, 能不能站住脚, 就看能不能保住临江了。 那些日子, 党员与非党员之间, 部队同群众之间, 前方和后方之间, 真是团结无间, 众志成城, 大家的共同目标是坚决保住临江。 那些天, 我们新闻台的同志, 每次开过党小组会后, 都是迈着整齐的步伐投入收发红色电波的战斗中。 敬之同志看到我们十分高兴, 嘱咐我们要休息好, 迎接更艰难的任务。 这时的临江, 已成为我们坚持辽东斗争的心脏和指挥中枢了。

永志不忘的岁月

“四保临江” 胜利了, 我们几名同志跟随敬之同志, 从临江出发到达辑安, 由辑安经长甸打回安东。 我们从安东撤退时, 山东来的几个小八路较为活跃, 曾在墙壁上和床铺上用毛笔写了些口号, 其中有 “警告蒋介石, 山东的八路军老子很快会打回来!”等标语。 敬之同志到电台部署撤退时, 苏洛夫当着敬之的面发火了! “小刘, 你们这要干什么?! 乱画乱写影响多坏啊! 快擦掉!”写在墙壁上的就刮墙皮, 写在床铺上的就用小刀剐。 当我们胜利返回安东时, 同志们开玩笑说, “如果苏洛夫同志不调走, 一块回安东就好了, 我们可以在安东批他——看! 不到几个月, 山东八路军老子岂不又回来了吗? 还带回些小八路, 还有蒋介石的兵也变成八路了……这影响多好啊!” 大家一阵大笑。

我们从临江到辑安, 一路上浩浩荡荡, 敬之同志带领我们电台报务员、 译报员和马达员, 随辽东军区机关、 辽东分局机关及部分主力部队前进, 同行的还有桓仁、 辑安、 宽甸的县委书记,与我们编制在一块, 由敬之同志带领向安东进发。 行军路上, 刘澜波同志发给敬之同志一匹马, 敬之同志不骑, 转给电台驮东西。 一路上, 我们边收电讯边刻印捷报, 边向国民党地方残余势力进击。 有一天晚上, 我们和几位县委书记住在一块, 隔壁还有部队首长, 村西山头上有枪声, 宽甸和辑安县委书记从被窝爬起来喊敬之, 枪声不断, 可能被包围了。 隔壁部队首长警卫员手持匣子枪, 我有一只手枪, 敬之命令我俩持枪到林边侦察, 我们俩刚走出一条胡同快到林边山脚下, 突然来了几个人, 警卫员喊口令, 对方回答, 通知我们速向东边山头转移, 西北山头有国民党的扫荡部队。 当我们到达辑安, 街上全是部队和机关工作人员。我们边收电讯边刻印捷报, 敬之同志亲自动手, 和几位县委书记从编辑校对到刻蜡板都干, 连夜印发捷报, 并参加军事活动。 敬之同志一路上默默不语, 埋头苦干, 胸有成竹, 临危不惧的作风令人敬佩。 这时, 敬之同志派我过江去满浦, 接从新义州回来的郭允贤大姐。

他们是亲密战友, 也是恩爱夫妻。 在1942年末, 山东根据地斗争最艰苦的时候, 先后调到山东大众日报社编辑部工作。 在战争中, 他们聚少离多。 敬之同志非常喜爱孩子, 但由于环境恶劣、 工作紧张, 他们的第一个男孩, 在3个多月时, 送到根据地老乡家中寄养。 敬之同志只要稍有时间, 便去照顾, 孩子几次大病, 都是在他悉心照顾下痊愈的。 他把每月仅有的津贴费、 残疾金 (1939年反扫荡时负重伤, 后定为二等甲级残疾) 等费用都给孩子买了补养品, 宁可自己抽干豆叶, 也舍不得买烟抽。 日本投降后, 敬之同志接到回东北开辟工作的指示后, 夫妇二人毅然决然地先后奔赴安东参加了 《安东日报》 的创办工作。 安东撤退时, 郭大姐生下第二个孩子的第八天, 敬之同志吻别了孩子, 叮嘱了大姐几句, 便同姜丕之等同志率领新闻学校的员工, 向长白方向撤退了。 郭大姐于当晚抱着婴儿, 由一位13岁的小通讯员陪同, 乘小船撤退到新义州报社的后方驻地。 “四保临江” 胜利后, 陈楚同志令她和其他几位女同志分赴工作岗位。 郭大姐和一位帮她照顾孩子的老大娘 (于飞同志的母亲) 一同回来。 到满浦后, 我很快地找到她们, 把她们接回辑安。1947年6月10日安东二次解放了。 撤出安东仅仅8个月, 我们又跟随敬之同志返回鸭绿江边, 又欣赏到这秀丽迷人的江城风光。 这时敬之同志带领的新闻台先抵安东, 陈楚等同志带领的新闻台, 从通化和辽南先后到达安东会师, 这胜利的欢乐和江城的风光令人兴奋和喜悦。1948年冬, 陈楚、 吉伟青、 白汝瑗等大批业务骨干调沈阳。1949年, 大军南下, 陈楚同志又率领一批同志到华中 (即武汉) 建立《长江日报》。 敬之同志带领我们编辑、 记者和新闻台留下的部分同志, 继续出刊 《安东日报》, 直到改为 《辽东大众》 报, 我离开敬之调到东北局党校学习。

追忆往事, 无限思念敬之同志! 那半个世纪战斗的日日夜夜, 他同我们并肩战斗的情景, 又浮现在眼前。 敬之同志离开我们去了, 但他那为民族、 为人民诚实、 勇敢、 勤奋服务的一生,将激励我们活着的人勇往直前, 以自己的实际行动, 走向为人民服务的终极目标。

(199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