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阶级斗争”的那些事

难忘“阶级斗争”的那些事

刘连瑛

当时我工作很积极，可是当深入到具体的一件件“阶级斗争”的案件中去之后，我觉得自己的思想渐渐地“右倾”了，跟不上形势了，因为在那些案件中我没有发现一个真正的阶级敌人，更谈不上什么“阶级斗争”了。

知青下乡高潮的时候，也是“文革”闹得热火的时候，抓“阶级斗争”成了当时最重要的任务和工作。我下乡不久，便先后被安排到一营营部和团保卫股当保卫干事，直接战斗在“阶级斗争”第一线。虽然当时我工作很积极，可是当深入到具体的一件件“阶级斗争”的案件中去之后，我觉得自己的思想渐渐地“右倾”了，跟不上形势了，因为在那些案件中我没有发现一个真正的阶级敌人，更谈不上什么“阶级斗争”了。其中就有几个我负责的案子，虽已是40年前的陈年往事了，但仍深深留在我的脑海里，让人难忘。

“反标”事件

1971年是我任一营保卫干事的第二年。一天上午，在营直家属区一块木板上发现了用粉笔写的“打倒　毛主席”的反动标语。这可是重大案件，营团领导和团保卫股很快得到消息，高度重视，指示我要尽快破案，挖出“现行反革命分子”。我马上赶到现场，并在第一时间勘察、拍照、核对笔迹。从现场位置看，这是营直家属区通往营直学校的小路边，从笔迹看是出自稚嫩的小学生之手，于是决定把营直学校作为重点，开始了侦破工作。走这条小路上下学的学生有几十名，我们把这些学生的笔记本收上来，经过核对笔迹，从笔画笔顺书写习惯上确定了几名重点学生，深入调查时，又接到小学生的“检举”：看到×××往木板上写过字。我们很快在这个小男孩的口袋里找到了一小截粉笔。询问时，他也承认木板上的粉笔字是他写的。不到一天时间就找到了书写“反标”的小学生，侦破了这起“重大反革命案件”，这对当保干时间并不长的我来说，别提心里多高兴了。但很快我又陷入迷茫之中，八九岁的小孩为什么会写“反标”，他内心深处想的是什么？一些领导和上级保卫部门把这件事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是反对伟大领袖的重大政治事件，认定孩子小，但一定有幕后指使人，要揪出幕后的敌人。

我们反复询问这名小学生，从来没有见过这个阵势的小男孩可能也知道惹祸了，满含泪水的双眼怯生生地看着我们。另一个屋里，小男孩的父母，一对“根红苗正”老实巴交的农工，搓着双手，嘴里不停地骂着“小鳖犊子”，说着“饶了他吧”，一副胆战心惊、不知所措的样子。

在分析案情研究处理意见时，我根据“打倒”两字与“毛主席”中间有一点距离的情况，提出反标的形成可能是因为当时“打倒”两字风行，孩子记忆深刻，“毛主席”又是天天喊的，很可能是小男孩先写完打倒后，不经意中又写了“毛主席”，这也许是一个误写，或者就是小孩子的好奇。我认为小男孩不是有意反对伟大领袖，他的父母也不具备阶级敌人的思想基础，不同意继续追查下去，也不必给小孩任何处理，可以作为一个事件结案。我的分析引起了争论，一时间议论纷纷，但找不到有人指使的证据，八九岁的小孩又能怎么办？当时我也有顾虑，我这么分析判断是不是阶级斗争观念不强？是不是在放纵坏人？反复的思想斗争，理性还是占据上风。由于我的坚持，此案就此定论，几天后小男孩又背着书包高高兴兴地走在上学的路上了。

丢表风波

1971年秋季的一天晚上，营直学校派人来报案，男宿舍一名老师的手表丢了。当我赶到时，宿舍里的十几名男老师正在议论这事。丢表的杨老师讲述了事情经过：晚饭后他洗脸时把手表摘下来顺手放在炕沿上，洗漱完正好有人喊他，他就出去到了教师办公室，过了一个多小时，想看看几点钟时，发现表没在手腕上，匆忙回到宿舍，手表不见了。当时宿舍里男老师出出进进，干什么的都有，都说没看到手表。因为时间已经很晚了，只得等第二天再处理了。我对宿舍里的老师们约法几章：不允许单独离开宿舍，如晚间出去即使上厕所至少也要两人以上同行；每个人要准备讲清当晚的活动情况。然后又与学校领导研究确定了第二天工作方案，回去休息已近半夜。

第二天我早早来到营直学校开始了“丢表案件”的侦破工作。我与学校指导员先分别与宿舍里的每一名老师谈话，了解每一个人昨天晚间的活动时间和活动内容，排查是否有“作案”时间，同时观察每一个人的言谈举止和心理动态。一上午谈下来，我发现多数老师表现坦然，时间能对上，而个别人却表现紧张，时间和活动内容有出入，由此我们初步确定了重点怀疑对象。

下午开始集中办学习班（这是那时常用的办法），实际就是让这十几名老师坐在一起，每个人回忆讲述自己的经过。我一边询问，一边察言观色，当大家都说了一遍后，就由我上阵开始政策攻心。我讲了不少“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纸包不住火，雪埋不住死人”、“宁可停几天课，也要揪出坏人”一类的话。我看到重点怀疑对象总在躲避我的目光，还不时低着头，眼中也充满悔恨和内疚的眼神。可能那时的人都单纯，年纪又小，又是初犯，没见过这个阵势，胆怯了。此时，对谁是偷表人我已有数了，但心却不安起来：他今后怎么办，日子怎么过？怎么面对自己的亲人、父母，怎么面对同学、战友？从他不知所措的表情看，他很可能是一念之差，不是混入教师队伍的坏人。这时“得饶人处且饶人”这句话出现在我的大脑中，我想我要帮助他，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想到这里我改变了语气：“这也可能是一念之差，一时糊涂；也可能是想把手表先藏起来，吓唬吓唬丢表人，开个玩笑，可一时忘记了，既成事实不好收场了。只要把表拿出来，放到可以找到的地方，我们就不再追究了。”接着，我有意安排每个人都有单独在宿舍的机会，给嫌疑人“行动”的方便。第二天早上手表在靠门处出现了。

手表找到后，营副教导员指示我不能姑息养奸，要坚决揪出混入教师队伍的坏人。学校领导和一些知青教师也希望找到偷表人，还广大教师一个清白，但嫌疑人那悔恨无助的目光不时在我眼前晃动，我坚持履行承诺，没有追究下去。

一车柴禾

1972年冬季的一天上午，六连治保主任来电话，说抓住几个偷柴禾的人。我说：“这点小事教育教育就放了吧。”治保主任说：“这事挺特殊，你还是来一下吧。”放下电话，我冒着严寒骑自行车赶到了六连。当我在连部看到这几名“小偷”时，才知道是在黄蒿沟对面农业社插队的几名上海知青，一大早来偷连队地里的玉米秸。看着他们冻得通红的脸颊和双手，衣着单薄的样子，一路上想好好教训这些“小偷”的念头打消了。一名像头儿的青年啜嚅着：“没有烧的，屋里太冷了，实在没办法，我们错了，对不起了。”我决定去找他们农业社的领导，把他们领回去，教育教育这些知青。

我和治保主任带着这名“知青头”来到沟对岸的屯子，先看到的是村头一栋破败不堪的茅草房，“知青头”告诉我这就是他们的知青点。泥抹的墙，草苫的盖，破旧的窗户上镶着几块玻璃，更多的是糊着旧报纸挡风。进到屋里更是一片狼藉，冰冷的炕上几片破炕席，被褥随便堆在炕上，地上脸盆里的水已结冰，掀开外屋灶上的锅盖，锅底白菜和几块土豆已经冻成坨，灶下没有一点火星。看到这些，我心里好像被一块大石头压得喘不上气来，知青插队竟是这样？！泪水在我的眼眶里打转，我强忍着没有掉下来。我打消了找他们领导的念头，带着“知青头”往回走。一路上40多岁的治保主任在我身边念叨着：“这些孩子太可怜了，同样都是城里来的知青，他们怎么就没人管呀。”回到连队，我找到连队领导，把我看到的情景讲给他们听，也引起了大家的同情，在我的建议下，连队将满满一车柴禾送到了河对岸的农业社知青点。

在回营部的路上，我如释重负，把没有瓦盖的自行车骑得飞快。后来听说，六连有的知青还和他们成了朋友，经常来往呢。

“阶级报复事件”

时间过去已近40年，当事人的姓名记不清了，但那一幕令人震惊的情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大概在1972年夏天的一个早晨，我刚踏进营保卫组办公室，电话铃声骤然响起，四连治保主任在电话里喊道：“刘干事，不好了，一名地主子弟要行凶，你快来吧！”我一听这还了得，放下电话我就往四连赶。好在四连离营部很近，我骑自行车几分钟就到了四连连部。连部门口围了一大帮人，连部里一名30岁左右模样的人手里拎着一把铁锹，充满血丝的眼睛瞪得圆圆的，嘴里还在嚷着：“我跟你们拼了……”看到这剑拔弩张的紧张场面，我赶紧喊着：“有什么问题好说，先把铁锹放下！”在我威严的吆喝下，他不情愿地把铁锹放了下来。我又赶忙制止住旁边几名小青年要上去抓他的举动，并让他蹲在地上，暂时缓和了紧张的气氛。当我问他为什么行凶时，他说：“我老婆不给我做饭，我说她不听，还告我阶级报复，我是出身不好，她出身好，哪有老娘们不做饭的，你们说这样的败家娘们不该打吗？”听到这里我心里有数了。

从连部出来连队领导告诉我，一早他媳妇跑到连部告状说，他男人对她阶级报复，把她打坏了。我们把他男人叫到连部，问问情况，没成想在连部两口子又打起来了。我们一说他，这小子拿锹要砍人，还说要拼了。围观的群众也纷纷反映这个女人好吃懒做。当我见到他老婆——一个衣衫不整、披头散发、脸上还有几道血痕、胖胖的女人时，心里就有几分不快。我让她讲清事情的经过。胖女人嗫嚅着说：“早上我身体不舒服，没起来做饭，他就骂我好吃懒做，还动手打我。他地主出身，凭什么欺负我贫下中农，他就是阶级报复！”说着她还要褪裤子让我们看被打坏的地方。

经过了解原来这个男人出身不好，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只得将就娶了这个虽然出身好，但长相平平、整天只知道走东串西、好吃懒做的胖女人。男人经常是干了一天活回来，还要自己做饭，夫妻两个为此经常吵架，终于酿出了“阶级报复事件”。知道了事情真相后，我与胖女人摊牌了：“哪有女人不在家做饭的，你如果坚持他打你是阶级报复，我就把他带走，从严处理。”胖女人怕把事情闹大，不好收场，只得承认自己不好，不愿干活，太懒了。随后我把夫妻俩叫到一起训了一顿话，警告男的今后不许打人，更不能张嘴就要拼命，女的也不能好吃懒做，最起码要做家务活，要给男人做好三顿饭。

一触即发的险情化解了，阶级报复事件也按家庭纠纷处理了。几个月后，已经和好的小两口还特意来营部看我，表示谢意。

这几件事的处理，并不是说当时我的觉悟有多高，而主要是一些客观事实影响了我，当地纯朴善良的老职工教育了我，还有我记住了“文革”初期就被下放的老父亲的叮嘱：“要把别人想得好一些，多积德。”尽管当时阶级斗争的气氛很浓，现实生活中也确有一些习惯用阶级斗争眼光看人看事的人，碰到什么事都非要揪出隐藏的坏人不可，但大多数人的头脑还是冷静和客观的，只是当时的环境让一些人不便吱声，他们的消极和沉默让我领悟了他们“抵制”和“不屑”的态度。确实，哪来那么多阶级斗争呀！那时抢劫杀人、投毒放火的恶性事件很少发生。发生的案子，无非是偷偷摸摸、占公家便宜、打架斗殴或偶发事故，以及邻里纠纷、家庭纠纷之类，但若“上纲上线”，不实事求是，是很容易造成严重后果的。五连武装女排宿舍着火，烧毁了几十枝枪，怀疑是阶级敌人破坏，还内定了嫌疑人。后来经过近一个月的勘察和分析，确认是由于火炕连接烟囱部位的缝隙过大，烧的又是豆秸，火很旺，燃着了炕上的行李引发的，排除了“敌人破坏”，使一度很紧张的气氛缓和了下来。还有一个从兴凯湖来的“二劳改”，有一天在地里干活，他看天阴要下雨，说了一句：“要变天了！”就被人检举，说想反攻倒算，连队开了批判会，并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报到了保卫部门，被我们顶了回去。

事后，我常回想这些事，如果当时硬是按“潮流”处置，会造成多少人生悲剧啊！好在我没有那样做，我的心是平静的，坦然的，也是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