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教我的那些事

文学系校友｜贾樟柯

寄语考生：

我们历届的校友一拍完新片就把电影带回来在学院放，然后跟同学交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个时候每次有这样的活动都好像是过节一样。当时北京电影学院标准放映厅还没盖起来，同学要去北影厂，大概走10分钟，路过北太平庄去看电影。每到下午五六点钟的时候，满街都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七嘴八舌地说“今天是要放《活着》”，然后就看着张艺谋导演带着演员葛优在放映之前进来跟同学一起看，感觉这个学院真像一个大家庭。

中学毕业以后，我没有考上大学，父亲送我去太原学画。这样我从山西汾阳一个很小的县城到了省会。在那里，有一天我很偶然看了一部电影，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那部电影应该是1984年拍的，但我1991年才看到，看完很兴奋，觉得电影才是最适合表达的方法。那时我一面学画，学视觉的造型语言，一面也拼命写小说。当时挺矛盾的，因为学画是为了考学，谋一个生路。但是又不专心，晚上偷偷地用很多时间去写小说。后来我发现其实就是心里面一直有一种讲述的欲望，平面的绘画语言满足不了我这么蓬勃的蓄势的欲望。小说是时间的艺术，你可以展开叙述，但它又没有视觉存在感，所以看完《黄土地》之后，我发现电影是可以同时实现我两种表达欲望的，于是我就跟自己说要搞电影。我们那时候学画的同学都分布在各个农民家的院子里面，有点像画家村的意思，我走访了很多有考学经验的同学，我问他们，我想当导演怎么办？有的同学就说那你去考北京电影学院。这样我就知道，如果想当一个导演或者从事电影工作的话，考北京电影学院可能是最快的也是最好的途径。

接下来就是选择什么专业方向，我看摄影系的招生简单，要求身高至少1米7，我想完蛋了，硬件条件就不够。当时电影的文化资源并不是很发达，我在山西接触到的有关电影的资讯就更加地少，所以我也就是从文学的角度间接了解一些。比如我买的第一套有关电影的书是电影出版社出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剧本选》，关于电影理论和电影史方面的书籍还略微能接触到，但像摄影的理论，导演方面的技巧，这些都是一片空白，所以就想考文学系比较实际一些。另一方面，文学确实也非常吸引我，我一直觉得如果能成为一个很好的电影评论家，或者是很好的电影史学者，再或者成为一个电影编剧，能够参与到电影工作中来，无论以什么样的身份，只要能参与到电影工作里面就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所以我在1993年报考北京电影学院时选择的是文学系，当时只有一个方向，就是电影理论，我们的主任教员是王志敏老师，他是电影美学专家。

时至今日，我也拍了若干部影片，我觉得在这些年的创作过程中，最受益的课程有两门，一门是电影理论。因为我们93班本来就是理论班，钟大丰老师讲古典电影理论，潘若简和庄宇新老师讲现代电影理论，整个系统地把人对电影的认识理解梳理下来，这个背景给我以后的创作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因为你从事这个工作，一定要了解这个媒介，以及在这个发展过程里面人们对它的理解，这就是所谓电影理论。另一门就是电影史。这个学习的过程也是非常重要的，我记得那个时候，电影史老师主要的有3位：陈山老师、郑雅玲老师、贺红英老师。我觉得在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的4年，这两门课给我非常重要的专业背景，是我以后从事电影工作，不管这是作为一个作者或导演去创作，还是作为电影工作者成为制片人，在电影整个工业里面去发表意见，去认识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和问题，它们都给了我一个非常扎实的专业背景，让我受益终身。

北京电影学院还是个自由气息和多元信息交汇的场所，有两个方面有很大的影响。

一方面是老师。20世纪90年代中期，像谢飞老师他们还非常活跃在创作领域。他经常出国，我记得每一次他只要从国外回来，就会带新片子给全校同学开一个讲座，非常快捷地把国际电影的消息、资讯带给同学，你会觉得自己离当代电影不远，就在旁边。第一次给我们介绍阿巴斯导演的就是谢飞老师，有一次他从国外电影节回来，告诉我们现在有一个导演很受关注，是伊朗的，叫阿巴斯，拍过一部电影叫《何处是我朋友家》。没几天他就找到一个录像带在学校里放这部影片。我觉得这方面的资讯很重要，一方面是了解当代中国电影界在发生什么，另一方面是了解国际电影界在发生什么。我个人也有一种野心、一种抱负，于是一下子就觉得工作有一个参照。我是来自著名的学院，有那么多著名的校友，产生过那么多重要的导演，我们年轻一代的学生希望自己能够做得更好。所以等我1997年毕业的时候拍了《小武》，第二年参加了柏林电影节，开始在国际影坛辗转征战。但那个第一次对我一点也不陌生，因为很多专业的知识在学校已经有很好的普及学习了。

另一方面是我们历届的校友。他们一拍完新片就把电影带回来在学院里放，然后跟同学交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个时候每次有这样的活动都好像是过节一样。当时北京电影学院标准放映厅还没盖起来，同学要去北影厂，走大概10分钟，路过北太平庄去看电影。每到下午五六点钟的时候，满街都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七嘴八舌地说“今天是要放《活着》”，然后就看着张艺谋导演带着演员葛优在放映之前进来跟同学一起看，感觉这个学院真像一个大家庭。这其实是一种精神的传承，也是北京电影学院非常重要的教学手段。如今我离开学校17年了，我在中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会碰到非常多的校友，他们当然是我的同行，我觉得大家不管认识不认识，是不是熟悉，只要知道都是从北京电影学院出来的，那种亲近感是真的难以表述的，一下子跨越很多障碍。校友之间有这样的一种感情上的支撑，而且特别是看到自己的同学、长辈或者更年轻的同学，做出成绩，开始拍很好的作品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是自己一个家庭里面又有了新的人才崛起，心里特别高兴。

北京电影学院有两个空间令我很难忘的。一个是图书馆，图书馆里面的港台阅览室像一个宝库一样，有丰富的期刊，比如当时台湾的影响杂志，香港电影双周刊。学校还进口了很完整的一套“远流电影馆系列”，关于马丁·斯科塞斯、基耶斯洛夫斯基、科波拉、波兰斯基各种导演访谈，还有费里尼、安东尼奥尼、塔克洛夫斯基等。港台阅览室可以看到这些导演第一手的资料，他们谈自己的作品，谈构思的方法。这些书到2000年以后内地才陆续有出版。港台阅览室太安静了，我几个剧本都是那儿写的，因为习惯了。白天的时候就习惯在那儿，晚上图书馆关闭了去哪？就是我说的第二个重要空间，三楼那时候有两个自习室，基本上是24小时开放的，门都不锁，同学只要愿意去，推开门就可以进去。在那个自习室里我写出了《小武》和《站台》。

我喜欢自己写剧本，我的剧本大部分是从一个人物形象开始的，这个人物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外表形象很重要，比如说在写《小武》的时候，就会想一个在县城一个穿着西装晃来晃去的人，逐渐地才找到这个人他的职业，他是一个小偷，才开始找他的人际关系，他与父母的关系，跟女朋友的关系，跟朋友的关系。因为我觉得电影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它关注的焦点始终在人身上，所以，基本上我所有的电影最初构想的时候首先是从一个人物形象开始的。

现在回忆起来，学院的教育真是非常重要。20世纪90年代在学校读书时候，观点、思想也比较多元化，因为那个时候商业电影的研究、学习、讨论也很热烈。我们也经常观摩最新的商业电影，但同时北京电影学院也始终保持对电影最崇高的尊敬，对电影的研究，价值观的肯定。特别是文学系，很多老师都是从法国或者从日本留学回来，他们对做电影有更深刻的体会。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比较被“作者电影”感染，“作者电影”从新浪潮到日本的新电影，里面有一个观点非常重要的，导演要逐渐形成两个东西，一个是稳定持续的对于社会对于这个现实世界的关注关心，这种观察是不能被中断，不能被打断的，像大岛渚导演，像法国新浪潮的这些导演都是这样。

另一个我觉得对电影语言的自觉持续的实践、开拓，也是“作者电影”给人们的一种启示。那个时候黑泽明导演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时候说的话，对我印象非常深，他说我一生都在寻找电影之美，但是我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是电影之美。作为一个学院的学生，我就会想，这样一个大师他所说的电影之美是什么，他为什么说他仍然没有寻找到。我觉得这是一代代导演的一种传递，对电影这个媒介的探索，发现专属于电影的美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也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我一直想，我们从事的并不是一个夕阳产业，而仍然是一个朝阳产业，因为电影的可能性，通过电影表达我们对世界对人的看法的这种宽容度，这样的一种空间还非常大，直到现在我仍然还是这样想着。

最后，我希望所有有电影梦想的年轻人都能够来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因为这里一定能够成就你的电影梦想。

（采访、撰写：刘小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