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大学岁月

吴仲仪

1942年11月7日，我由仇启琴同志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党组织。

我在中小学时期就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我12岁进务本女中附属小学读书，务本女中有爱国教育的好传统。1931年“九一八”事件，日寇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后，语文老师给我们讲解一篇文章《最后一课》，写的是德法战争时，被德国占领地方的小学生以后不能再读法文了，老师给他们上最后一课。语文老师联系课文讲解日本对我国的侵略野心，现在占领了东北三省，以后还要如何如何。我们这些小学生听着听着，都扒到课桌上痛哭起来。读高中时，音乐老师教我们唱《满江红》，校园内学生们都唱救亡歌曲。我们班的同学们在课间休息时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歌》《松花江上》《毕业歌》等。在同学中传阅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和一些进步书籍，知道了共产党是坚决抗日的，蒋介石抱的是不抵抗主义。1936年“西安事变”，张学良逼蒋介石抗日。语文老师又在我们班上组织了一次辩论会，讨论“安内与攘外”，大多数同学赞同大敌当前，应当一致对外，反对国民党的剿共政策，会上还高唱“枪口对外，齐步向前，不杀老百姓，不打自己人……”。

我在家中接触过共产党人，翻阅过共产党的书籍。我有好几个舅舅、表阿姨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他们都是江西南昌人，和我父母一样都在日本留学。记得我幼年时，母亲还未去世，几个舅舅逃到我家中躲藏起来，说是国民党要抓他们。从父母的谈话中知道，“五一”节共产党人飞行集会，组织游行，国民党和法租界巡捕房勾结起来要逮捕他们。他们有一箱书放在我睡的房间内，我因为好奇曾经翻阅过几本，是讲共产主义的。舅舅们是有学问的人，都是大学教授，他们为国为民参加中国共产党，从小孩子的角度看，他们是好人。所以我对共产党不是完全一无所知，当然也是知之甚浅。

1941年下半年，闵淑芬约我参加一个读书会。闵淑芬为人正直，待人诚恳，有抗日爱国思想，读进步书籍，和我志同道合。现在我们是几十年的好朋友、老朋友。当时淑芬住在亲戚家。读书会是这家的儿子任成诠（淑芬后来的妹夫）组织的，一共6人，主要读两本书，一本是薛暮桥的《新经济学讲话》，一本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这是我第一次系统地学习理论，大家都很认真，会前个人准备，会上集体讨论。任成诠可能当时参加了进步组织，他是学习小组长，常常讲解苏德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形势。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学习小组解散。任的阁楼上藏有很多进步书籍，他要处理掉。我那时政治上还很幼稚，胆子也大，挑选了好几本带回家中藏起来，慢慢阅读。

1942年放暑假时，交通大学的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读书会，他们是仇启琴、葛一飞（女，1943届管理系）、宋名适、闵淑芬、吴仲仪、汪华芳（女，1943届化学系，和闵同班）。我们几个女同学都是校内歌咏组成员，大家很熟悉。汪华芳当时住在姨母家，姨夫是画家，无子女，居住条件好，姨夫经常不在家，我们觉得那里安全，就每周一次在她家客厅内学习讨论。学习的内容主要是社会科学基础知识，有讨论提纲，在自学的基础上集体讨论。大家都很认真，会前根据提纲准备发言，会上讲自己的理解和提出问题。仇启琴准备得最充分，常是他系统地发言，每次他还讲解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我听得很入神，很佩服他懂得那么多。有时会上言犹未尽，会后我和仇还继续讨论。经过两个月的学习，我的思想认识有了飞跃，认识到社会的发展规律，在有剥削的社会之前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今后的发展也必然进入到消灭剥削、消灭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抗日战争就是民族斗争，它的实质是阶级斗争。妇女解放必须与无产阶级解放相结合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有一天，仇启琴约我到复兴公园，他说，他想参加共产党的组织，最近他的一个好朋友表示可以介绍他参加，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去参加。我当时想仇启琴可能已是共产党员了。我对他说，“假如你现在已是共产党员，我相信你，我参加；假如你不是，对于你的朋友我信不过，以后我到解放区去参加（因为我曾经翻阅过共产党的书，知道共产党还有托派，我怕上当）”。仇启琴听了后就说，“你考虑得对，我也不马上参加”。过了几天，仇启琴再约我到复兴公园，郑重地对我说，他已向组织汇报，可以告诉我，“他已是中共正式党员”，我立刻回答，“我愿意参加”。以后仇启琴对我进行了党章党纲教育，阐明党的性质、宗旨，介绍党的最低纲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特别强调了“党的纪律是铁的纪律”和关于党的秘密工作，并对我的家庭情况、社会关系、个人历史，我对党的认识、思想状况等，作了进一步了解。后来仇启琴正式通知我，我已被批准为中共正式党员，入党日期是1942年11月7日。从此，我确定了一生的政治道路，我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注释】

[1]原载：《同窗回忆录——交通大学1944、1945届毕业同学纪念册》，2003年4月，第10—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