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歌乐山岁月

难忘的歌乐山岁月

王簃兰

在我读小学三年级时，大表姐已读湘雅医学院五年级了，我很羡慕她学医，自幼立下了志愿要学医。63年前，即1944年，我梦寐以求地考进了歌乐山的国立上海医学院。据说是60名考生仅录取1名医学生，确实很不容易。自此我下定决心，要勤奋努力，向上攀登。

上海医学院在歌乐山上，离重庆约30公里。当时乘以木炭为燃料的公共汽车沿成渝公路到达歌乐山镇上。车停下后，就有10多名挑夫为我们新到的学生肩挑行李。约走了半个小时，就见到山路，走上一步步沙石级，看见了一块白底黑字竖立的横牌，上面写着“国立上海医学院”，心中激动万分，终于到“家”了！记得走到半山时，忽见一学友和挑着学友行李的挑夫，于是我们结伴而行（学友是金为翘），去校区报到处注册。学校给我们安排在同一寝室，我们两人从此成了同出同进同读书的好朋友。寝室分内外两间房，每间房有3张上下铺，各住5人。内间是低年级学生，有金为翘、我、黄绛华、金蕴华（药科二年级）和一名只读了半年的插班生。外间是五年级学长，他们是陈忠年、周毓棻、周溶、秦锦荭和叶应妩。学长们对我们像大姐姐一样，无微不至地关怀，诸如吃饭打水，晚上点油灯等都加以指点，使我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迄今，我们见了面还很亲热。

我们宿舍前面也有房子，那是老师住的，记得有耳鼻喉科的王鹏万教授，他家有钢琴，不时地还会传出优雅的琴声。另一位是生理学冯德培教授。当时师生校舍都是同样简陋的竹片泥巴墙结构，他们的生活条件也非常艰苦。

据高班同学说，在歌乐山中部是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所在地，其中有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馆等监狱及刑场。高班同学告诫我们不能随便在歌乐山半山处走动，曾有某学校的两名学生，从歌乐山下爬山走在半山时，误入了中美合作所地盘，被特务抓起来。敌人为了不致泄密，将他们永远监禁不放出来，这是何等地可恨又可悲。这使我们非常害怕，不敢在歌乐山往下边走，只能往上爬。

生活苦中又作乐

我们的校舍是竹片内外糊泥巴建造的墙，天花板是芦苇席，冬冷夏热。冬天风会钻进室内，夏天不断受到蚊子、臭虫的叮咬。我们称之为“飞机”、“坦克”的袭击。幸而厨房每两周供应开水浇烫木床，再用DDT调糊嵌缝隙。但臭虫还会藏在墙和芦苇席里，不可能彻底消灭。夏天只能用蚊帐防蚊，才能睡个安稳觉。

我们的寝室有南北各一扇窗，住5个人，沿墙安置了3张上下铺，一张上铺放杂物。寝室中间放着5张双屉小木书桌，室内空间就所剩无几了。

伙食可达温饱。男女同学都在一间放着约20张八仙桌的食堂内站着吃饭，8人一桌，每桌一大海碗菜，主要是空心菜或煮蚕豆，有时有炒鸡蛋。桌长把菜分成8份，每人一份，每半个月有一餐打牙祭，吃一块方方正正的红烧肉。饭是“八宝饭”，其中有石子、秕子、鼠屎等，饭盛在食堂的几个大饭桶内。我们女同学吃得很慢，等到添饭时，已是桶底朝天了。以后女同学互相传经，就是第一碗饭装半碗，吃完后第二碗可装一碗，这样就可以吃饱了。

在歌乐山上是“水电煤卫”均无。自来水不可能有，平时用水都靠山泉，学校雇了当地的老百姓每天到几里路外的山泉汲水，挑到厨房供炊事用，也倒入宿舍旁半埋于地的特大木桶内，我们用脸盆舀水。如果炎夏水源枯竭时，我们特别节约，一盆水从早到晚用于洗脸、刷牙、洗碗、洗脚等。凡教学实验中需用蒸馏水，都是老师亲自蒸馏制取。歌乐山上没有电灯，晚上我和为翘共用一盏桐油灯。为了节省灯油，我们只用了2根灯草点燃的桐油灯，挑灯夜战下来，两个鼻孔都被桐油烟熏黑了。每当这时我会想起我在国立十二中读高中时期，在辉煌的电灯照明下读书的情景！在歌乐山我们过着十分艰辛的生活。我们读一年级时，高班同学告诉我们，上医学生患肺结核的约有15%，当时有句流行语：“一年级戴眼镜，二年级备痰盂，三年级就咯血，四年级睡棺材。”我们听后，真是不寒而栗。

尽管生活苦，我们仍会自找乐趣，苦中作乐。每逢阳光普照的周日，我和为翘两人拿着书包和毯子，爬上了更高的一层山峰。举目眺望，在蔚蓝色的天空下，满目苍翠的竹林和松树；重重叠叠的高山，一个峰倚着一个峰。我们将毯子铺在石头上，人坐在毯子上，全身沐浴着新鲜的空气和灿烂的阳光，眺望那明静的远山，绿色的山顶。我们背诵着生物学和解剖学上的英文术语及血管、神经的走向。休息时吃着花生、蚕豆和地瓜，唱着熟悉的抗日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此时此刻，令人神往。真是令人难忘的歌乐山啊！

忆及在一个天气晴朗的晚上，月亮出来了。我们1944级一些同学兴致突发，爬到歌乐山上赏月。忽有人吟苏东坡的词：“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大家的心灵都被打动了，我们好像乘了云梯，到了清虚上界，下见凡尘。在清澈的圆圆月亮下载歌载舞，好像到了极乐世界，欢欣跳跃。山巅上有一座庙宇名为“缙云寺”，对我们十分神秘，真想许个愿，请菩萨保佑我们考个好分数。此时我不禁想起高中三年级时与同学们在中秋节赏月之际，在操场上，守到了半夜12时，每个同学都在许愿。我心中默默念道：“天门开！天门开！许个愿！考取上海医学院！”果然天从人愿，让我考上了。月中嫦娥还真灵验啊！正在冥想之际，月亮的影子偏了，我们才尽兴地从山巅一步步地下到校舍，继续深夜读书。

读书苦乐在其中

我们1944级学生进入上医，在开学典礼上，朱恒璧院长重申我院“正谊明道”的校训，教育我们“认认真真做学问，清清白白做医生”。他对我们的学习要求严格，对生活和安危关怀备至，教育我们毕业后不能私人开业，而要做一名好医生。朱院长讲话后，分别有物理、化学、生物、解剖、高等数学（微积分）老师亮相讲话。总之，给我们一个下马威。果然，第一学期开学时有108名学生，到二年级时剩下52人，三年级只有30多人了，这数字反映了上医严格的淘汰制。

记忆犹新的是我在读一年级的三位老师，他们上课、实习、提问、小测验、考试、答题全部用英文。教物理的陶士桢教授搞雷达设计，上课时经常讲一些国防上的尖端技术有关理论，真是精彩。迄今，我还记得他介绍应用密氏雾室测定单个电子重量的实验，构思巧妙，这在当时是一项划时代的贡献。他每堂课都要提问，如答不出来就站在座位前，一直到有人答对了，才一起坐下。有一次站起来有1/4的学生，眼见我也要被叫起来了，忽然站起来一位大救星，他是我校一位老师的儿子，中央大学物理系的二年级学生，因生病休养来旁听的，他自然是对答如流，解脱了前面站着的学生，幸而老师不认识这位学生。

教化学的主任郑兰华教授，人较矮小，但每次上课和实验时，他都穿着笔挺的灰布长衫，两边袖口均露出雪白的衬衫袖口，让我们耳目一新。在分析化学实验时，定性和定量分析都是按照大学理科要求，用的是英文理科教材。金银铜铁钾钠钙镁等无机元素的定性无一遗漏，定量实验的误差范围，都有严格的要求。教育我们要节约试剂和每滴蒸馏水，每次实验只领得一小瓶蒸馏水。除了助教黄量带领实验外，郑教授每次实验均在旁指导；他的要求实在是太严格了，只要他走到身边，人人都有些紧张，生怕操作有误，有时也难免要课后重新补做实验，我就重新补做过一次实验。抗战胜利后，郑教授担任了重庆大学化学系的系主任，主编了一本化学大辞典。

教生物和比较解剖学的老师是陈世教授。他对学生既严格又严肃，每次上课开始5分钟有小测验，到了5分钟，考卷由最后一排学生传至第一排学生，然后送到讲台。如果到了时间第一排的学生还没有将考卷送达讲台，陈教授说：“停止传送”。坐在这一竖行学生的考卷全部拒收，也就是说都得零分。几次以后，全体学生都不敢将考卷耽搁在自己手中，即使答不出，也只得往前排传送。有的同学经过几次得零分后，就不得不转至其他学校就读。因为上医开学早（9月1日），有的学校开学晚（甚至晚到11月1日），而当时能考上上医的学生也会同时考进其他学校。

读书是很苦的，但也是快乐的。在歌乐山的两年中，读了全部基础课和部分的医学基础课，学到了许多新知识，真是其乐无穷。正如庄子名言：“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清代郑板桥有一句名联：“咬几句有用书，可以充饥；养数竿新生竹，直似子孙。”这个“咬”字，把读书作为人们精神食粮的风貌表现得活灵活现。

老师教书又育人

齐登科教授是使人终生难忘的解剖学老师，他待我们如同亲生子女。课堂上讲解生动精辟，黑板上双手迅速绘制解剖图，尸体解剖实习课时事必躬亲地精心指导和答疑。每逢我们找不到神经和血管时，他一刀下到深处，立即取出，令我们敬佩不已。在上骨骼课时，需背诵全部英文术语及结构走向，且必须有实物对照。为了使得每人有一套尸骨，他带领学生在歌乐山上遍觅荒野枯骨，用碱水煮后消毒。其中，尤以骷髅头骨最为复杂，诸如三叉神经需要穿过面骨上的三个洞，分别均有不同的部位和术语，因此，需经常将头骨置于枕旁复习背诵，有时甚至伴我入梦境。此外，还需多次操作解剖尸体。当时每两个同学分配到半具尸体，我和为翘两人晚上自修时，经常在晚上到放有10多具尸体的解剖室，有几次山上忽刮大风，桐油灯微光晃动，宛如墓地萤光，真是阴风惨惨，毛骨悚然。每当此刻，齐老师忽然雪中送炭，悄然而至，对我们满腔热情，精心指导，诲人不倦。他除了要我们熟练掌握基础医学解剖学中的毗邻结构外，还对我们晓以为学和做人之道——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知难而进，刚直不阿等。他还劝导我们来日方长，早些就寝，健康至关重要，不要像他一样患了肺结核，体弱多病。时至今日，63年过去了，齐老师虽已谢世36年，但他的治学精神，为人师表，永远是我们的楷模，他倾吐的心声之言仍萦绕耳际，受惠终生。

1945年在歌乐山时，每周开一次纪念周会。齐老师在会上讲时事说：“时局动荡不安，我们生活越来越不稳定；别的我不晓得，共产党我也不懂，但现在国民党刮得老百姓既无吃也无穿，我是知道的。”由此，齐老师被列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名单，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当时有几名地下党学生（如陶熙，吴英恺等）已被学校除名，他们拟去抗大读书，齐老师将身边仅有的钱支援他们，但还不够，又去信给在重庆开诊所的同学李书箱借了50元，并在信上说，此钱由我来归还。可见齐老师具有何等的勇气和高尚的品质。解放前夕，国民党更加疯狂地迫害进步人士，齐老师与很多进步教授一起参加教授联谊会，组织护校活动，在上海刚解放时被推举为上海医学院临时管理委员会委员、教授代表。齐老师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他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医学教育事业，我们永远怀念他！

我今年已83岁了，老师们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他们认认真真地教书育人，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作风，始终教诲着我，激励着我，歌乐山上的老师们为我们打下了读书的基础，他们光辉夺目的品德像火炬将永远燃烧。

作者王簃兰，劳动卫生学教授。1950年7月毕业于国立上海医学院医学系。曾任上医卫生系总支书记及副主任、上医图书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