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命运迥然不同的政治协商会议

为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争取期盼百年的和平，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做了更为长期、更为复杂、更为艰巨斗争的准备，谱写了跌宕起伏的春夏秋冬……

1945年8月13日，日本宣布投降。蒋介石面临的形势是：国内，全国人民经过十四年抗战后，渴望实现和平；国际，美、英、苏等国从各自利益出发，都不赞成中国这时发生大规模内战。而对蒋介石来说，把军队主力从西南运送到内战前线需要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连续三次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商谈。蒋介石估计毛泽东不敢冒险来重庆，这样可以在全国人民面前显示他有实现和平建设的诚意，把内战的责任推给中国共产党。如果毛泽东来了，可以借谈判换得将军队主力运送到华中、华北和东北的时间。

中国共产党对希望抗战后能避免内战有全面的考虑。早在1942年7月9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就讲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对战后形势的考虑：国民党在战后仍有与我党合作的可能，亦有内战的可能，我们应争取前一种可能变为现实。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为推动建立全民族的民主联合政府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始于抗日战争后期的国共谈判。在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为了缓解国际压力和国内舆论，蒋介石被迫转变对中共的态度，邀请中共谈判。1944年4月15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派林伯渠、王若飞等同国民党谈判。然而由于国民党拒不接受中共的二十条谈判意见，谈判很快陷入僵局。这段时期，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失利的情况下，向河南、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等省发动疯狂进攻，国民党战场出现了骇人听闻的大溃退，全国人民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和抗战不力空前不满，强烈要求改组国民党政府。顺应全国人民的愿望，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的主张。8月17日，毛泽东在董必武的请示报告上第一次作出“商各党派联合政府”的重要批示。9月1日，毛泽东主持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关于提议成立联合政府等问题。9月15日，林伯渠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的报告中，将中共中央提出的组织各党派联合政府的主张公布于天下，立即在全国产生巨大反响。9月27日，毛泽东在起草的复国民党代表的信中提出：“由现在的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抗日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的代表，开紧急国是会议，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至此，国共谈判得以延续。但在美国政府扶蒋反共政策的支持下，蒋介石公然宣称不同意成立联合政府，抗日战争时期国共的最后一次谈判不欢而散。

1944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阐述了1945年的任务中强调提出：“摆在解放区人民面前的极其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想出种种能够促成联合政府的办法来。继续和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谈判是一种办法，全体人民起来呼吁要求是一种办法，还可能有其他的办法。总之，我们一定要多方努力，将这个适合全民族抗战要求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尽可能迅速地建立起来。”

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5年4月24日至6月11日在延安胜利召开。在开幕会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和口头政治报告。在大会期间，毛泽东还作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的报告和《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的报告。毛泽东的四个报告，全面系统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解决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后中国问题的纲领和政策，对于统一全党思想、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具有极其伟大的意义。

其中，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的国体、政体的论述极为重要。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我们的大会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开会的：中国人民在其对于日本侵略者作了将近八年的坚决的英勇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困苦和自我牺牲之后，出现了这样的新局面——整个世界上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神圣的正义的战争，已经取得了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中国人民配合同盟国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时机，已经迫近了。但是中国现在仍然不团结，中国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危机。……中国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机，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有力地和同盟国配合作战，打败日本侵略者，使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今天学习毛泽东的四个报告，使我们认识到，党的七大对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中国共产党对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已经有了充分的理论准备、政治准备和工作准备，同时对实施的区域和时机等问题持十分审慎的态度。

毛泽东在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说：“现在只能是召集代表会议，代表不是普选的，是由军队、政府、民众团体选派的，这样简便一些。……决定召集这个会议，要准备召开以后发表宣言，作决议案，建立经常的领导机关，这个机关不叫政府，而叫‘中国人民解放区联合会’。这是我们拟定的、心里设想的东西，报纸上现在不登，也不写，只在这里讲一讲。要召集会议作出决议案，发出宣言，打电报给委员长（笔者注：指蒋介石），请他组织联合政府。……国民党有一个政府，我们避免对立，所以叫‘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

关于国共两党谈判，毛泽东在关于七大结论的报告中说：“我们从来是主张要谈的，七大的文件上也规定了要谈，至于谈拢的希望是一丝一毫也没有。但现在我们还不向全国人民宣布，因为一宣布，下文必然就是要打倒蒋介石。我们说现在可能性总还有一点，这一点我们也不放弃，就是在没有破裂以前还要谈判。我们总是要求蒋介石洗脸、改造，如果有一天他变成大花脸，发动内战，那时我们党就要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打倒蒋介石。现在我们还是极力阻止内战，在一定的条件下不拒绝跟他谈判情况就是这样。”

“成立联合政府有没有希望？我们要尽量争取。将来如果能成立解放区人民联合会，还是要打电报请他组织联合政府。我们总是请，但他总是不出来，就像新媳妇一样不肯上轿。那怎么办呢？你不出来我们就请，你还不出来我们就再请，在没有全面破裂以前我们还是要请，明天早晨破裂，今天晚上我们也还要请。”

关于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毛泽东专题作了说明：“我们的文件上说，要召集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这个会议一开，就要搞一个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或者叫解放区人民联合会。中国要解放，所以叫解放联合会。它是不是一个政权机关呢？我们已经打了电报告诉各地，这不是第二个中央政府，和内战时期我们成立的苏维埃中央政府不同，和那时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情形也不同。它的名称不叫政府，叫解放联合会。它是不是有政权机关的性质？我们说他有发号施令的职权，是带有政权机关性质的，是为了联合各解放区而奋斗的过渡时期的组织形式。什么时候召集呢？大概在十一月份。”

中国共产党七大的胜利召开和中国共产党关于成立全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在全国人民中引起热烈反响，并日益深入人心，它不仅影响了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胜利的结局，而且影响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全国政局。

1945年8月15日，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宣告投降。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自1840年以来反抗外国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全面胜利。抗日战争胜利后，最重要的是妥善处理迅速上升的国内矛盾。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冷静分析国内外形势，在提醒全国人民“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的同时，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以最大诚意争取和平。在接到蒋介石来电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45年8月23日和26日先后举行两次会议。毛泽东在第一次会议上说：“现在的情况是，我国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经结束，进入了和平建设阶段。”“我们现在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以后我们的方针仍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到团结，做到有理有利有节。”

8月23日，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和平能否取得？内战能否避免？我们现在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过去的口号是抗战、团结、进步。和平是可能取得的，因为中国人民需要和平，苏、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中国过去是大敌当前，现在是疮痍满目，前方各解放区损失严重，人民需要和平，我们党需要和平。国民党暂时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它的摊子没有摆好，兵力分散。……国民党本身有这些困难，加上解放区的存在，共产党不易被消灭，国内人民和国际上反对国民党打内战，因此内战是可以避免和必须避免的。我们党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是有现实基础的，能得到国内外的广大同情。”他进而指出：“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由于上述各种条件的存在，他还需要医好自己的创伤，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将来消灭我们。我们应当利用他这个暂时和平时期。”

关于国体、政体问题，毛泽东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对全国范围和解放区范围的两种考虑：

一是对全国范围的考虑，可能要搞多党参加的独裁加民主的联合政府，搞国会。他指出：

七大时讲的长期迂回曲折，准备出现最大困难，现在要实行了。现在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可能成立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中国如果成立联合政府，可能有几种形式。其中一种就是现在的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存在相当长的时期。对于这种形式的联合政府，我们还是要参加进去，进去是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走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在数量上作些让步，以取得合法地位，以局部的让步换取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养精蓄锐来迎接新形势。对这种让步我们要有准备。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准备在合法工作中去进攻，利用国会讲坛去进攻，要学会作合法斗争。这对于我们是一个新环境，和北伐、内战、抗日三个时期都不同，因为这是和平时期。我们很需要利用这样一个时期来教育全国人民，来锻炼我们自己。学会了做许多工作，才有能力去搞全国、搞大城市工作。

二是对解放区的考虑，召开各解放区都参加的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他说：“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是否召开？如果实现了和平，就开一个和平、民主、团结的会议。”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七大确定的基本方针：如果全国实现了和平，在全国，组成由各党各派参加的国会，成立联合政府；在解放区，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

对于重庆谈判的结局，毛泽东做了最坏的打算。他在8月26日的第二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中说：

去重庆，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作城下之盟的可能性，但签字之手在我。谈判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在有利条件下是可以考虑让步的。……如果这些条件还不行，那末城下就不盟，我准备坐班房。如果是软禁，那也不用怕，我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所以，重庆是可以去和必须去的。我可以打一个电报给蒋介石，说我要去，明天报上要发消息。

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和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重庆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

为统一党内思想，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发出党内指示，要求做好和、战两手准备。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当晚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

8月28日，毛泽东毅然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1945年8月28日至10月11日，国共谈判谈了43天，10月10日双方签署《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称“双十协定”）。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国内和平，尽到了最大努力。

正如毛泽东判断的那样，蒋介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不会改变。国民党一天也没有打算履行国共谈判的协定。“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就向各战区发出密电，要求他们以“受降”为名向各解放区大举进攻。在国民党军队的各路进攻中，沿平汉铁路北上的是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率领的四万多人的三个军。毛泽东连续签发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指示晋冀鲁豫军区坚决歼灭这支国民党先头部队。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人民解放军在邯郸以南围歼敌军两万多人，高树勋在党的感召下毅然率领新八军起义，受到毛泽东的通报表彰。

面对愈演愈烈的内战局势，渴望和平民主的全国民众焦虑不安。11月25日昆明各界师生6000多人在西南联大举行时事晚会，费孝通等四位教授发表演讲，主张迅速制止内战，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遭到国民党特务和军队的残酷镇压，炸死3人、重伤11人、轻伤14人。从这天起，整整一个月，昆明几乎每天都挤满成千上万扶老携幼悼念四烈士的市民。昆明惨案震动全国。在重庆，由郭沫若、沈钧儒、史良等主持举行追悼大会。在上海，举行了由宋庆龄、柳亚子、马叙伦、许广平等主祭的万人追悼大会。国民党的倒行逆施遭到全国舆论的一片谴责。国民党在政治上陷入十分被动的地位。美国派马歇尔作为特使出面调停。在国内外压力下，国民党被迫同意在政治协商会议上讨论政府改组等问题，国共两党经过继续谈判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

1946年1月10日，国共各自下达停战令。这一天，根据“双十协定”确定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举行。这次政治协商会议来之不易。召开全国性的政治会议协商国是，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后期坚持的主张，抗战胜利后经过国共重庆谈判，在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这个政治协商会议终于召开了。参加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38人，开了22天。经过激烈的争论和协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宪法草案、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等五项协议。主要内容包括：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政府，通过一部民主宪法，建立两院国会制、责任内阁制和省自治制度等，协议规定：“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政府之最高国务机关”，“立法院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之，其职权相当于各民主国家之议会”，“行政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长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之，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之普选”，“省长民选”等。

中国共产党真心实意地履行协议。毛泽东在去重庆谈判前就说过“中国如果成立联合政府，可能有几种形式。其中一种就是现在的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存在相当长的时期。对于这种形式的联合政府，我们还是要参加进去，进去是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毛泽东签署的停战令中说“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政治协商会议闭幕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各区党委、各纵队负责人发出的内部电报指示说：“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

实际工作中，中国共产党在政协协议达成后，就开始着手采取落实的措施：一是在内部商定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周恩来、刘少奇、张闻天等8人参加国民政府委员会，周恩来、董必武等4人出任行政院副院长等职。二是将党中央总部从延安搬到淮阴，时任苏皖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主席的李一氓奉上级指示在淮阴城外“找一个合适的地方”。三是解放区复员整军。第一期精简三分之一，三个月内完成；第二期再精简三分之一。晋察冀行动最快，一次就复员十万多人。

然而，国民党当局完全没有履行政协协议的意思。在政治上，不断制造反共事件，公然推翻政治协商会议协议。2月10日，重庆近万人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会议还没有开始，数十名暴徒冲上主席台，殴打主席团成员郭沫若、李公朴等人，致使大会未能开成。3月10日，国民党以六届二中全会的方式推翻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军事上，在美军的支持下，国民党军队控制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占领沈阳、长春等城市，向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大举进攻，形成了“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蒋介石声称3个月到5个月武力消灭共产党。面对一触即发的全面内战，国民党统治区各界人士还想做制止内战的努力。6月23日，上海各界10万多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欢送马叙伦、盛丕华、阎宝航、雷洁琼等请愿和平代表赴南京。到了南京下关车站，代表团遭到暴徒围攻毒打，马叙伦等4人受重伤。下关惨案只是再一次表明国民党内战决心已定。中国民主同盟是由国民党统治区的多个民主党派组成的相对松散的民主政治联盟。1946年7月11日、7月15日中国民主同盟的两位重要成员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10月7日，民盟中央常委杜丞斌被暗杀。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公告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11月6日，民盟总部被迫宣布解散。

这之前，1946年6月18日蒋介石已经发出围歼中原解放区的命令，中原解放军浴血奋战，坚持半年以上并成功突围。华中野战军取得苏中七战七捷。这些都为华北、华东、东北等解放区做好迎接全面内战准备争取了宝贵时间。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悍然占领张家口，同日蒋介石宣布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

全国人民实现和平民主的良好愿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等民主人士所做的一次次努力，在蒋介石决心完全撕毁国共谈判协议和政协协议，实行独裁统治，发动内战的现实中再一次化为泡影。全面内战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正式召开。毛泽东清楚地看到和谈的大门已被蒋介石完全关死，中国人民只剩下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经过战争推翻蒋介石的统治，才能在中国获得真正的和平。11月18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指出：

蒋介石日暮途穷，欲以开“国大”、打延安两项办法，打击我党，加强自己。其实，将适得其反。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民大会”，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集团开始自取灭亡之时。……蒋介石自走绝路，开“国大”、打延安两着一做，他的一切欺骗全被揭破，这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的。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以“人民解放战争”的名称代替前一阶段“自卫战争”。

1946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了一次重要的决策性会议，会议确定以战争的手段来解决中国问题的方针，毛泽东为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勾画了一张大致的蓝图。从此，迎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在国家国体、政体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及时作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性的决策和部署。这就是：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947年10月上旬转战陕北的毛泽东到达陕北佳县神泉堡，他起草并于10月10日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第一次响亮地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第一次提出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全新的政治纲领。

中国共产党这时提出的民主联合政府的含义，已经是全新的内涵。它已经不是重庆谈判前曾考虑的那个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参加的独裁加若干民主的联合政府，而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的民主联合政府。

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李济深主持下在香港成立。1948年1月5日，中国民主同盟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声明：一、不承认总部的解散；二、推翻蒋介石政权；三、宣布同共产党通力合作。沈钧儒在开幕词中说：“国民党发动内战，加诸人民的痛苦太深了，反过来看中共在解放区实行了土地改革，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这是民主和反民主鲜明的对照，尽管美蒋勾结，玩弄什么阴谋，都不能欺骗人民，民盟坚决站在人民的立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和中国民主同盟政治立场的深刻变化，表明在中国，所谓第三条路线走不通。

1948年4月30日发布的毛泽东审阅修改的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中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五一口号”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国民党统治区广大民众的欢迎和拥护。5月1日，毛泽东在给李济深、沈钧儒的信中说：“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正式提出在全国召集人民代表大会。

一年后的1949年9月21日，在人民解放战争的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中国人民迎来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

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说：“我们的会议包括六百多位代表，代表着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和国外华侨。这就指明，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

毛泽东开幕词首先论述了新旧政协的区别和它们迥然不同的命运。在谈到了旧政协时，他说：

我们的会议之所以称为政治协商会议，是因为三年以前我们曾和蒋介石国民党一道开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议。那次会议的结果是被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破坏了，但是已在人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次会议证明，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一道，是不能解决任何有利于人民的任务的。即使勉强地做了决议也是无益的，一待时机成熟他们就要撕毁一切决议，并以残酷的战争反对人民。

毛泽东接着论述新政协的性质和地位，他说：

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自己的议程中将要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法，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徽，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的所在地以及采取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的年号。

毛泽东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奠定了基石。这是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以来苦苦奋斗一百多年、苦苦选择一百多年得出的结论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