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觉悟”（上）

综合看，媒体从各个角度的报道实际上给襄樊市经济快速发展做了总结：依靠科技，重视人才。但为什么襄樊市委能在“四人帮”横行时“依靠科技，重视人才”？为什么襄樊市委敢于逆潮流而动，大批引进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为什么大批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愿意离开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汇聚襄樊？为什么引进的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来到襄樊市后，会有如此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为什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仅仅三年，襄樊经济便出现奇迹般跃升？这些问题，大多数的媒体却鲜有深入挖掘。

作为引进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的主要策划者和操作者，鄂万友对此有太多的感受。一开始仅仅是因为遇到经济发展中无法解决的问题，急需人才，小规模单个引进人才尝到甜头后，便开始大规模群体引进，最后逐步演变为有组织的政府行为。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本来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一种本能，无意中却和党中央尊重人才，依靠科技发展经济建设四化的大主题相吻合了，由此，襄樊成为全国依靠科技依靠科技人才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典型。虽然当初引进人才并没有那么高的觉悟，但通过工作实践，曹野、郝逢武和自己都有一种朴素的认识：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对经济发展有重大作用。一个企业因为缺少技术眼看就要倒闭，干部群众就要失业，仅仅就是一两个科技人员依靠专业技术知识，就能够使企业起死回生，这说明“科技就是生产力”，这种认识就是认识论中的“自觉”。存在决定认识，认识决定行动，认识的深浅决定行动的快慢。正是因为在思想认识上有了这种“自觉”，才有了曹野、郝逢武、鄂万友以及襄樊市一大批干部们的共同行动，才有了襄樊市大规模有组织引进人才的政府行为。对事物的认识从来不可能一刀切，不同的环境、地位、受教育程度以及个人经历等客观因素决定人对事物的认识存在差异。襄樊在引进人才中遇到的一系列阻力、矛盾、坎坷、批评直到将其冠以“四人帮余毒”，从的政治高度来批判，足以说明，一些人的思想深处对“科技是生产力”并没有认识，或者说没有明确的认识。

对“科技是生产力”没有切肤之痛的认识，对知识分子、科技工作者在四化建设中重要和关键的作用就不可能有深刻的认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就难以变为自觉行动，对党中央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就难以有自觉和内在的执行动力。这绝不是小问题，如果不在思想深处解决对知识、知识分子、科技人才的认识，以及他们对现代化建设的决定性作用，而是仅仅停留在被动地听话，上级一挥手就动，一举手就停，那么将来一旦遇到波折很可能还会出现反复。

鄂万友回忆：“对引进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这件事搞了大半年的批判，硬说是‘四人帮’的流毒，是对是错总得对广大干部群众有个交代，怎么能就这样不了了之呢？他们不给我平反，我也不要他们平反，但我认为，他们的做法说明他们并没有具备‘现代化觉悟’，他们的思想与中央重视知识、重视科技、重视人才的精神大相径庭，这是大是大非问题，这种思想是有代表性的，不光襄樊有，全国其他地方也会有，这种思想若不纠正，襄樊市的工作局面很难打开，即使打开了，一遇到合适的气候又会回潮。”“工作组对曹野和自己进行批判，就是听命于上，如果不是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不是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宣布‘科技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他们的批判可能还会继续。现在虽然他们也都表态，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都在讲歌颂邓小平的话，但从他们对引进人才批判的主动性和将引进人才视为‘四人帮余毒’这点看，起码他们对‘建设四个现代化’的认识还停留在口头上，道理很简单：在思想认识深处，他们还缺乏‘现代化觉悟’。”

在今天看来，在“四人帮”横行时，敢于顶着骇人的政治压力，“重视科技。引进人才”，这是一种勇气、魄力和担当精神。行动源于思想，自觉的行动是独立思考的结果，在那个一个人的思维代替十亿人思维的时候，襄樊市的曹野、郝逢武、鄂万友等少数人为什么会有这种勇气、胆识、魄力和担当精神呢？在记者采访时，鄂万友一语道破：是因为有“现代化觉悟”。

“觉悟”一词来源于梵语，意思是领悟佛教的真理，指对世间种种现象、真理的透彻了解，不为现象迷惑。佛教很强调“觉悟”，慧远大师《大乘义章卷十二》中对“觉悟”的解释是：“觉察名觉，如人觉贼；觉悟名觉，如人睡寤。”这个解释很形象：感觉到有贼谓之“觉”，睡觉睡醒了谓之“悟”。觉悟是精神层面的感受，人若觉悟，便是得道。《隋书·经籍志四》：“〔释迦〕舍太子位，出家学道，勤行精进，觉悟一切种智，而谓之佛。”《老残游记续集遗稿》第六回：“你们老爷现在心上已脱尘网，不出三年必弃官学道，他的觉悟在你之先。”

新中国成立前，为了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抛头颅，洒热血，不屈不挠，英勇奋斗，全凭革命的觉悟。周恩来在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在二十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建设四化，符合中国人民的最根本利益，建设四化靠什么？只能靠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觉悟”。

襄樊敢于在“四人帮”横行时逆潮流而动，为发展经济引进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并予以重用，正是“现代化觉悟”的体现。媒体对襄樊发展经济引进人才的报道，应该向这个焦点上集中。

问题的存在是客观的，对问题的认识程度则是因人而异。在海面上遨游，只能见到海面上的风光。只有潜入深海，才能发现绚烂的珊瑚，长相各异的鱼群，千奇百怪的海底生物，才能认识到真实的、博大精深的海洋世界。对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物也一样，需要认真的探究和深入观察，才能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答案。1982年5月，由于人民日报记者艾丰的介入，对襄樊的报道开始向深度进军。

艾丰，河北玉田人，1956年在北京读中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同年分配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工作。1966年被任命为电台理论时事组（部）组长，1976年被任命为电台科技组（部）组长。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成为“文革”后全国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届研究生。1979年，在《人民日报》发表揭露黑龙江王守信贪污集团长篇报道《触目惊心，发人深省》，提出要解决“文革”对党风的严重破坏问题；同年给中央写了《首都城建中的问题》的内参，直接促使中央在1980年4月对北京城市建设作出四条重要批示。1981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后分配到《人民日报》工作。1990年，担任《人民日报》编委；同年在关于湖北襄樊经验的报道《中观经济的突破》中，提出了“中观经济”的理论概念，并做了初步的阐述。1996年，任《经济日报》总编辑。

作为中国新闻记者的领军人物，艾丰并非浪得虚名，他的特点是对自己所报道的事物，总要放到时代的大背景下来思考，总要放到时空的大环境下来观察，总是要得出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复合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的结论。1982年，襄樊依靠科技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消息也进人了他的视野。敏感的艾丰开始关注这个特殊时期下产生的不一般的事件。

2014年9月初，笔者在北京采访了艾丰先生。虽然已经年过七旬，但艾丰先生精神矍铄，身板硬朗，思维敏捷，对32年前的采访和成文经过，依然有着清晰的记忆：

1982年初，我们得到信息，党的十二大即将召开，报社要求我们关注当前的重点问题，及时给中央做好情况反映。我当时在报社“机动组”，什么是机动呢？就是不给我们定采访任务，我们可以根据形势的需要，对重大问题进行深入采访报道。那么当时最为重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打倒“四人帮”，小平同志再次复出以后，首先抓的是科技和教育，而科技和教育涉及的全是知识分子，所以，小平同志首先抓的工作，核心就是知识分子。 当时“拨乱反正”涉及很多问题，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推翻了“两个估计”，并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当时的一个大背景。作为一名党报记者，而且是可以自定选题的“机动记者”我对此高度关注。那段日子连续看了不少有关材料，有两份简报引起我的高度关注。一个是粉碎“四人帮”后，大量知识分子外流，以至于有些医院连一些手术也无法进行， 因为主刀的医生外流了， 出国了。这引起我深深的思考，打倒“四人帮”，大家都很高兴，应该好好干四化了，怎么都走了呢？这是一个疑点；又看了中国科学院的一份简报，反应大量的中年知识分子因为过度劳累而死亡，以至于出现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反常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违反自然规律的情况呢？这是第二个疑点。经过对很多现象分析后，我认为， 中央推翻了“两个估计”，这只是从认识上解决了知识分子属性问题。但由于各种原因，与“两个估计”相关的知识分子属性认识以及相关的政策从上至下并未得到彻底纠正，新的相关政策并未建立，大量知识分子无论是工作条件还是生活条件都未得到改善，特别是在医疗、教育、科研等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大量中年知识分子在挑大梁，他们所承担的工作和生活压力早已超过临界点。我认为这一现象应该及时纠正，党和国家应该尽快出台相关政策，为此，我想写一篇有针对性的文章，呼吁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特别是中年知识分子政策。根据这一思路，我开始准备资料。不久，我在天津参加了一次中央组织召开的工业工作会议，在会议材料里看到了一小段文字，说湖北襄樊这些年引进了大量知识分子，由于发挥了他们的作用，襄樊工业发展很快，三年翻了一番。我心里当时就觉得，这么几句话很有内容，它说明，第一，春江水暖鸭先知，襄樊在中央给知识分子下定论之前就开始引进知识分子；第二，襄樊的知识分子政策落实得很好；第三，由于知识分子政策好，调动了知识分子干四化的热情，使得襄樊的经济发展走在全国前列。这不正是中央希望看到的结果吗？我当时就决定，到襄樊去采访。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这个时候，鄂万友同志来了，他给我讲述了他们引进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的过程，遭遇。从他的讲述我才知道，襄樊市依靠科技发展经济背后原来还有如此多的复杂经历，记者的本能告诉我，襄樊依靠科技推动经济发展背后有着重大的新闻价值，鄂万友所提的问题正是当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过程中，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我们两人一拍即合，到襄樊去采访。

采访前，艾丰先向机动组负责人报告自己要去襄樊采访以及采访的相关内容。因为艾丰是人民日报的“机动记者”，他的动向在新闻圈里很受关注，往往他到哪里，意味着哪里有重大新闻。结果他要到襄樊采访知识分子问题这个消息在北京的中央媒体内“泄密”了，艾丰到了襄樊后才发现，先后到达襄樊的还有新华社、中国青年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等媒体记者，身在武汉的湖北日报也得知消息，由总编带队赶赴襄樊参与采访，结果艾丰一个人的采访计划变成了一个“新闻记者团”的集体行动。但为了得到更多的一手资料，很多时候，艾丰都是在襄樊市科委秘书科长张子强的带领下单独行动。

1982年7月下旬，顶着热辣辣的太阳，艾丰来到久仰其名的“三顾茅庐”之地襄樊，在张子强等人的带领下，犹如游鱼潜入深水，在襄樊大大小小的企业里采访、座谈，尽情地吸吮着新闻素材。

艾丰回忆；“去之前，我是做了充分的准备的，除了准备相关资料外，我专门找到科教部负责人，告诉他，我要去襄樊采访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到时候需要版面支持。我们那里曾经有过这种情况，记者在下面忙活了一阵子，但采访内容与版面内容要求不符，结果白写了。听我一讲，版面主编非常支持，说太好了，这正是现在‘拨乱反正’所需要的题材，你写吧，你写多少我们发多少，最好写一个系列的报道。我和他达成‘口头协议’，发一个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系列片’。”

艾丰对自己那次采访专门写了一篇采访感受，名为“触摸‘现代人’的脉搏”，文章详细记述了他采访和成文的过程及感受：

在我的记者生涯中，曾遇到过各种各样的采访，不管他们有多么不同，都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外界的情况都通过我的眼、耳、鼻、舌、身，不仅进入了大脑，而且，那强烈的生活脉搏也震开了自己的心扉，“过了心”，“动了情”，有时被采访内容激动得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惶惶不可终日”。襄樊此行，就属于“过心”、“动情”的采访。

去襄樊采访是有点“冒险”的，说冒险，主要是因为襄樊已经报道过多次，正如一个煤矿，露天的浅层次的矿已经被人家挖走了，更深的矿藏，我能挖出来吗？为防止失败， 出发前我做了充分的准备：看了过去发表过的有关襄樊的几乎所有的报道； 围绕着要报道的落实知识分子的问题，又翻阅了有关资料，访问了国家科委有关部门，拟定了采访提纲和报道计划。为了保险，我还向科教部的负责同志谈了自己的采访计划并得到他的支持。他允诺，在版面十分拥挤的情况下，给我发“系列片”，每篇2000字，可以发之一、之二、之三、之四，前提是保证质量。

按照预定计划，采访进行得很顺利。顶着热辣辣的太阳，在张子强和市委宣传部一个干部的陪同下，艾丰到一个个基层单位采访，不到一周时间，他的采访笔记本已经记满。按照事先约定，该是向社里发回“系列片”的第一集——“谈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艾丰坐下来，铺纸挥笔，一天时间，一篇题为《事关全局的大事》的报道写成了。拿着这篇草稿，就像个希望生个大胖小子的母亲看到自己早产的奄奄一息的婴儿一样，艾丰心情非常复杂，不满意。 自己不满意，当然不能就这个样子问世。艾丰又花了一天时间重新写了一遍，标题也改为《襄樊人眼里的知识分子》，写完后， 自己感觉似乎要好一些。艾丰将稿子给一同采访的其他同行们看了看，征求一下意见。在同行们的眼里，艾丰是“大笔杆子”，他们都称他“老师”，每次看他的文章都要评头论足议论一番，但这次，同行的反响仅仅是客气的“不错”，“还可以”，没有以前那种眼前一亮的反应。很明显，稿子并不“出彩”。

一个老记者，肩负向社会反映问题本质的重任，一个连自己也觉得并不是十分满意的报道，怎么能向读者“交卷”呢？经过思考，艾丰再次自己否定了自己，这篇稿子不能发。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文章怎么就不够劲，不够味呢？艾丰自己也在反复琢磨，但如同穿着衣服搔痒，就是抓不到痒点。一整天，他的情绪始终在朦胧中。

夏天的襄樊，闷热异常，作为一个走南闯北的记者，平时到处跑惯了，不管冷热，到了哪里都能随遇而安，倒头就睡。但这一夜，艾丰却翻来覆去睡不着。那时的招待所没有空调，床上挂着蚊帐。本来天就热，心里有事睡不着，艾丰在蚊帐里面憋得浑身是汗，手里拿着蒲扇，噼里啪啦地摇。脑海里过电影一样，回忆着采访的一个个细节。

到襄樊市以后，由市科委和市委宣传部负责安排，他们对人民日报的大记者很热情，他们提出来：“你们记者了解情况多，我们想召集一个会，请各局一些工厂的同志来，你给讲讲精神和各地情况，我们还打算请一两个对知识分子认识不够的单位来受受教育。”

艾丰回绝了襄樊的意见，他告诉他们，记者的责任是问、记、写，而不是给别人讲。但襄樊市委宣传部的同志耐心地解释：“这不是讲话，而是介绍情况。你到我们这里来，报不报道没什么，主要是对我们的工作有所促进。这些人将来都是你的采访对象，你总要与他们认识，与其一个一个地去讲采访目的和要求，不如一起讲。”

这番话似乎还有道理，艾丰答应了，在科委的会议室里，他和大家见了面，也讲了自己来襄樊采访的目的，以及希望采访的内容。和大家的交谈中，艾丰觉得，虽然襄樊市是全国引进和重用知识分子的先进城市，但襄樊的干部们很谦虚，但又非常关注全国各地的信息，言谈举止时刻体现着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具备着一种不同常人的素质，艾丰朦胧地感觉，这不就是我们提倡的“现代人”的素质吗？这不就是那种与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精神状态相对立的建设现代化最需要的一种基本素质吗？

这种感觉一开始是模糊和朦胧的，随着一家家企业的采访，一个一个人深入的交谈，这种感觉在艾丰头脑里逐步清晰。在一家工厂，一位年仅37岁，从部队转业的党总支书记向艾丰谈了自己对知识分子的认识：“我当厂领导，科技人员帮我度过两次危机。一次原材料涨价，他们提议搞高档产品。保证了工厂的利润；一次是一种重要原材料放坏了，要损失六七万元。是他们想出科学办法，收回了其中的95%，是企业避免了重大损失。就因为这，我坚决支持科技人员走上领导岗位。我自己文化不高，适应不了需要，要让位。我在岗一天，就要大胆把科技人员往上提，这是我的责任。如果光考虑个人地位不这样做，那是党性不纯的问题。”在他的积极要求下，这位科技人员被市里任命为总工程师，厂里分房子时，这位书记把自己的大房子让给了总工程师，两人住对门。每天晚上，他从总工程师门口过，当他看到总工程师在看书，心里就很高兴；如果看到总工程师在忙家务，心里就很不安，觉得自己没有给他们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他说他懂得，知识分子的知识需要更新，必须要保证他们有足够的学习时间。在他的提议下，厂里花钱为科技人员建了资料室，又拿出钱让他们到外面去考察学习。作为一名基层企业的党的负责人，这是怎样的一种胸襟？他的所作所为不正是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素质吗？

一个局的局长，文化水平不高，头发花白的老同志，在中央统一检查知识分子政策落实以前，他已经对本系统知识分子状况做了调查：绝大多数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知识分子，平均年龄40岁，平均工资57元，低于同龄工人的水平。生产中的许多关键技术问题都靠他们解决。这位老局长说：“多么矛盾的现象。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读书上大学。可是他们一旦有了知识，却又被认为不可靠，不敢重用。 自己培养的， 自己又压抑、摧残，太不合理了。我们这一代人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我们的历史责任，不然，就是犯罪。”

如此高尚的品德，如此可贵的思想，这些出自典型工农干部口里的话，让艾丰思想深处产生震撼。一个又一个被采访人物重新出现在眼前，他们讲的话又在耳边响起。艾丰再也躺不住了，他钻出蚊帐，不顾蚊虫的叮咬，在桌子前铺开纸张，思索着怎样重新组织文章。这一夜，艾丰失眠了。

一连几天，他都在思考，怎样进一步深挖这些鲜活思想背后的动因。艾丰请来了市科委主任鄂万友以及其他几位专门负责引进知识分子的负责人座谈，倾听他们的认识。鄂万友说：“重视知识分子我们也是有个认识过程的。首先是发展经济需要，通过实践的教育，知识分子的确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很多难题，有了他们就迎刃而解。后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引，更让我们从理论高度认识到，如何对待知识分子，这不仅是一般的认识问题，而是有没有现代化觉悟的大问题。”

鄂万友的话无异于在艾丰脑海深处炸响一个惊雷，“现代化觉悟”，这不正是自己这些天苦苦寻觅的“文眼”吗？

艾丰说：“一个鲜活的例子再好不过说明‘现代化觉悟’的立论。襄樊棉纺厂是个老企业，60年代曾以‘寸纱不落地’的精神成为全国勤俭节约的五面红旗之一。1979年，这个厂为了安排新设备，决定拆掉旧厂房建新厂房时，却遭到很多老工人的反对。他们认为，这是丢掉了勤俭节约的好传统。他们在坚持保留旧厂房时却没看到，因为设备落后，造成产品质量差，生产出来的产品积压在库房里卖不出去，给厂里造成困难，给国家造成资源浪费。这些老工人的思想是朴素的，他们的感情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的意见却是不可取的。能说这些老工人没有阶级觉悟吗？不行。能说他们没有社会主义觉悟吗？也不是，那么他们这种想法说明了什么呢？就说明他们缺乏‘现代化觉悟’。他们大都是从小生产者走向工业化大生产的，但他们的思想深处仍旧还没有冲破小生产者的局限。这一次，到这个厂采访，正赶上厂里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工人代表们说的是：不能用小生产管理的方式管理现代化的工厂。名牌工厂生产不出名牌产品怎么行？工人代表们选举出两位知识分子担任副厂长，一名工人出身的副厂长自动辞去副厂长职务，他说：我的年纪大，文化程度，不适应现代化的生产管理了。我的推出是事业进步的表现。这位老同志的作为不正是‘现代化觉悟’吗？”

勤于思考，深度挖掘是一个优秀记者的基本品质。艾丰并不满足于已经拿捏住了襄樊重视知识分子，依靠科技促进经济发展的要害。他再次向自己提出另一个深层次的问题。现代化觉悟通常都是产生于现代化的城市和从事现代化事业的人。襄樊市是一个经济并不现代化的城市，也没有最为发达的现代化企业，也没有传播现代化信息的环境，为什么这里的干部工人能具有“现代化觉悟”？在进一步的采访座谈中，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市长解答了这个问题。他从襄樊市解放初期谈起。解放初期，襄樊开始办工业，盖好了工厂，因为没有技术人员，面对一些机器设备，没有文化知识的工人们不懂得什么工艺、程序，不仅没能生产出产品，反而事故频繁，造纸厂发生蒸球罐爆炸，化工厂发生毒气泄漏造成工人中毒。没有办法，他到了上海请来技术人员解决了问题。结果“文革”时，以这件事批判他重视资产阶级，重用资本家。老市长的话再次在艾丰脑海里引起震荡。艾丰说：“我认识到，襄樊市的领导重视知识分子并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不是脑子里先有几个条条框框，然后对号入座。在他们看来，重视知识，重视知识分子根本不需要做什么论证，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逻辑关系：为了人民的利益必须发展生产——为了发展生产就必须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就必须充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

主题明确了，线索清晰了，事例鲜活了，深夜里，处于思索状态的艾丰数度钻出蚊帐，不顾蚊虫的进攻，笔下流淌着思索的小河：

中央领导同志说，下去看看就有信心了，这话非常正确。有人说，我们党只能领导革命走向胜利，不能领导建设，生活已经证实了并且将继续证明这种看法的荒谬。我们党不仅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纲领， 同时提出领导班子“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而且在实际生活中，在全国各地，在基层，在我们身边已经大量涌现有“现代化觉悟”的干部。也许他们现在还不够多，重要的是，这支队伍正在不断兴旺、壮大……

权力和科学，权力应该服从科学；科学不能服从权力，也不会服从权力。

古往今来，凡是要做一番事业的人，都是喜爱人才，尊重人才的。凡是当官做老爷的人，都是压制人才、摧残人才的。因为那些有独立见解的人，使他们的日子不得安生。

经过长时间认真的挖掘和深刻甚至痛苦的思索，艾丰终于写出了长篇通讯《现代化觉悟》。虽然时间已经过了32年，现在读到这篇文章，仍然能触摸到那个时代的脉搏，感觉到艾丰传递出澎湃的激情。让我们将目光穿过时光隧道，回到32年前，重温刊载在人民日报1982年8月17日头版的《现代化觉悟》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