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挖出“几尊佛”

孟尝君，名田文，著名的战国四公子之一，其父田婴是齐威王的儿子、齐宣王的异母弟弟，于齐宣王时担任宰相，封于薛（今山东滕州东南），号靖郭君，权倾一时。田婴死后，田文继位于薛，是为孟尝君。

孟尝君以爱才闻名，广揽天下人才，即使是犯罪逃亡的人、偷鸡摸狗的人也毫不嫌弃，通通收于门下，为此，一传十，十传百，天下人才纷纷投奔他的门下，有所谓“食客三千”的美名。春秋战国时代，天下诸侯纵横捭阖，互相攻伐，孟尝君作为一国政治家，在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中，几乎时时处处都得到门下食客的帮助，多次化险为夷，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鸡鸣狗盗”的传说。

孟尝君招揽贤才不论身份，有一个人会模仿鸡叫，还有一人会披着狗皮入室偷盗，孟尝君收留这两个人引起众人不解。齐愍王二十五年（公元前299），孟尝君出使秦国， 秦昭王把孟尝君囚禁起来，危急时刻，孟尝君派人求救于秦昭王的宠妾。那个宠妾提出条件，希望得到孟尝君价值千金的狐皮白裘。但孟尝君来秦国的时候，已将其献给了秦昭王。就在众多随从束手无策的时候，那个会披狗皮偷东西的食客当夜披着狗皮装成狗溜进宫，偷出献给秦昭王的那件狐皮白裘。秦昭王的宠妾得到狐皮白裘后，便向秦昭王吹枕头风，秦昭王架不住枕头风便释放了孟尝君。秦昭王身边的大臣得知此事，立即前去谏阻，秦昭王自己也很后悔放出了孟尝君，立即派人去追捕他。孟尝君获释后，连夜狂奔，夜半时分已逃到了函谷关。秦国关法规定，鸡叫时才能开门放来往客人出关，因为担心追兵赶到，孟尝君焦急万分。关键时刻，那个会学鸡叫的食客扬起脖子学鸡叫，他一叫，附近的鸡都跟着叫了起来，守关士兵听到鸡叫便打开城门，孟尝君得以逃脱。 自此以后，他门下的宾客们都佩服孟尝君广招人才不分人等的做法。

孟尝君广揽人才的做法为后世所赞赏，很多有政治抱负的人也学他广揽人才。20世纪70年代起，为了发展经济，襄樊市也面向天下广揽贤才，在全国率先演出了一段“孔雀东南飞”的揽才大戏。

电子大会战推动了襄樊市电子工业的发展，但襄樊毕竟是个工业基础薄弱的城市，电子工业属于前沿科技，20世纪70年代初，全襄樊市共有工程师4人，工程技术类的技术人员不到60人，其中真正懂电子技术的不过几个人。这样的技术力量远远不能适应襄樊市电子工业发展的需要，经济发展需要，本市又没有，无奈之下，鄂万友只能把眼光投向外面广阔的世界。鄂万友回忆：“襄樊引进人才，并不是我们有什么先见之明，完全是形势逼出来的。”

李汉清是襄樊籍科技干部，在水利部工作，因为老母亲生病在家，家里又无人照料，情急之下，他竟然辞职回家照顾母亲。他在大学里学的是自动化控制，听说有这么一个人才，鄂万友想方设法找到他，将他聘请到电子大会战指挥部担任技术总负责人。市半导体厂有一个学电子技术的技术员，鄂万友将他放到身边，走到哪里带到那里，现场解决大会战中出现的技术难题。鄂万友：“我把这两个人当佛供着”。尽管有这两尊“佛”，但面对电子大会战中不断出现一些因技术缺失造成的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和事故，鄂万友还是无法应付。

曹野对电子大会战高度重视，三天两头把鄂万友找去，询问进度，探讨问题。鄂万友坦率地对曹野讲：“群众性的电子工业大会战有热情，但不可能持久。”

曹野问：“为什么？”

鄂万友回答：“很简单，缺乏技术人员，各单位都在喊要发展电子工业，但真正到了要上电子产品时，一个个畏首畏尾不叫了，为什么？不懂技术，没有技术人员，不说搞电子产品，连图纸都看不懂，到1970年，全市只有4名工程师，50多名技术人员，懂电子技术的只有我身边的两尊佛，电子工业里专业众多，两尊“佛”也架不住每天上百的人来拜啊。这样的技术基础，发展电子技术不可能扎实。要真正把襄樊市的电子工业搞上去，一定要解决技术人才奇缺的问题。”

曹野思维深邃，从谏如流。了解阻碍襄樊经济发展的问题后，他专门召集市委扩大会议，专题讨论加快襄樊工业发展的问题。曹野要求全体市委常委和各职能局的领导带头深人生产一线调查研究，了解本行业生产发展现状，技术人才现状，解决问题的办法。曹野和时任革委会主任郝逢武也深入基层摸情况。半个月后，第二次全市工业发展现状分析会议召开，大家齐聚一堂，讨论热烈。话题都聚集到一点：偌大一个襄樊市，除了国家在这里建设的三线军工单位之外，几乎没有几个能称得上现代工业的工厂。各类工程师奇缺、工程技术员奇缺、各级各类科技人才奇缺，很多厂里连找个能看懂生产图纸的技术员都困难，几乎所有的企业遇到技术问题就卡壳。

“我们都是襄樊人，在这里从小到大生活了几十年，对襄樊工业的现状已经到了麻木不仁的程度，都知道我们的工业底子差，技术人才极度缺乏，碰到问题就傻眼，除了一声叹息，两手一摊，再也没有别的办法。有的没技术就蛮干，结果老出事故，造纸厂的蒸球爆裂过几次了，就是因为不懂技术，不能掌握好恰当的温度和压力。”

“说实在的，在现有人才分配体系下也拿不出办法。各厂没有工程技术人员，找主管局；主管局找市委组织部、人事局；市委组织部、人事局也没有科技人才进口来源，向省里伸手，省里每年大学生分配就那么一点指标，每年几个人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大学毕业生的尖子都尽了国家的各个科研院所，分配到地方上来的水平一般，就这样也没有几个，调进来了就能挑担子解决技术问题的工程师更是天方夜谭，谁会把自己培养了十几年的工程师给你？每年眼巴巴望着省里分配，“文革”以来再也没有大学毕业生分配，各厂的技术人员来源基本断档。这个问题不解决，后果很严重，技术革新技术革命都无法落实，襄樊经济发展只能原地踏步甚至退步。”

会议讨论的结果：要解决襄樊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采取非常手段，想方设法调进科技人才，鄂万友形象地说了一句：“扛上锄头，到外面去挖人才。”

曹野很赞同鄂万友的观点：“没有人就想办法去挖人，当年我在沙市推动电子工业，就得到电子工业部的支持，他们派来的技术人员一到现场就能解决问题。襄樊工业底子薄，缺人才是现实问题，坐等国家分配人才不现实，与其在家里坐等，不如走出去请。你们也可以到外面去想办法摸摸情况，看有没有人才愿意到襄樊来的，通过做工作能不能引进一点，关键是看他们有些什么条件？我们每个干部都要在这方面留心，我们就是要学春秋时的孟尝君，唯才是举，遍揽贤才。”

到外面去挖？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到哪里去挖？哪里有人才给你挖？再说了，在人才单位部门所有制的情况下，到别人单位去挖科技人才，人家单位会答应吗？这样做也是违反组织纪律的。市委扩大会上，持这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很多人对鄂万友的提法也就是笑笑而已。

鄂万友是科委主任，又是襄樊市“双革四新”会战指挥部副指挥长，他这个副指挥长的主要职责就是要解决会战中的技术难题，他手上也两手空空，没有掌握各种专门技术的知识分子，没有工程师队伍，他怎么解决技术难题？“扛着锄头挖人才”是他真实的想法。鄂万友回忆，“挖人才”是从襄樊市内开始的。

中国科学院测地所有位西南联大无线电专业毕业的老工程师名叫过冉，过冉的老伴叫武雅茹。过冉无线电基础扎实，20世纪60年代就是高级工程师，武雅茹在大学里学的俄语，曾担任原三机部部长、空军工程学院院长、解放军空军副司令薛少卿的俄文秘书。这样两位在学术上有很深造诣的老专家，深陷“文革”劫难。“文革”中，过冉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老两口一起被赶到南漳农村。过冉是学无线电的，同时对机械、电器、甚至激光都有研究，他不光理论功底深，而且能动手，有技术，在农村帮助公社、生产队里修理柴油机、电动机、拖拉机等农业机具，帮助老乡修个电灯、收音机等“电器”，技术高超，当地凡是有什么沾机电的东西有毛病，都上门去请他解决问题。他为人随和，人家上门去请他，他反而拿出自己的烟给人家抽，时间长了，过冉很受农民群众欢迎，没有人把他当什么“反革命”，相反，凡是有点什么风吹草动事来了，大家都想方设法保护他。

一天，鄂万友遇到市人事局副局长刘瑞生，刘瑞生对鄂万友说，你到处吹风要引进科技人才，我告诉你，有一个中国科学院测地所的高级工程师，“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两口子被下放到南漳县的农村里。鄂万友一听：“那好啊，想法子把他们调到襄樊来。”人事局长办这种事情手到擒来，没过多久，人调来了。鄂万友立刻将过冉请到自己办公室。鄂万友回忆：“老先生50多岁了，到我办公室来的时候，身穿一件破棉袄，面容憔悴。虽然形象潦倒，但脑子清晰，一谈起无线电，老先生甚为难过，交谈中才知道，过冉老先生就是因为从事无线电通讯才被打成历史反革命。”

谈到工作，鄂万友问过冉，你的专长是什么呢？过冉很诙谐：“我是杂家，什么都能干，无线电也行，激光也行，机械也行，但我最强的还是无线电。”通过简短的交谈，鄂万友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位真正的无线电专家。他大喜过望，立即将过冉、武雅茹两口子安排在襄樊市科委工作，让过冉担任电子技术应用的总工程师，专门负责解决襄樊电子大会战中的技术难题，过冉欣然受命。在襄樊市电子技术应用大会战中，过冉起到破题、指导、排疑解难的作用。他骑着自行车在襄樊市大街小巷到处跑，哪家企业出现问题，他立即赶到那里。有些问题，现场就解决了，有些问题，即使不能现场解决，但他能告诉人家，这是什么问题，应该怎样解决，如同盲人的“拐杖”，对襄樊市电子大会战中的问题起到“点化”的作用，大家都佩服他。虽然“文革”中受到很大打击，但过冉性格开朗活跃，就没把它当回事，他说话诙谐幽默，走到哪里都笑声一片，非常受欢迎。有一次，鄂万友和过冉在北京跑项目，陪同过冉到北京去见老朋友才知道，过冉的同班同学中竟然有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当过冉和朱光亚两位老同学在北京府右街北京市政协的办公室里见面时，场景异常感人。鄂万友回忆：“走进朱光亚办公室，两位老同学先是对视了一阵，突然冲到一起紧紧拥抱，两双手互相拍打着对方脊背，朱光亚叫道：老神经，你还活着呀？这几十年你在哪里呀？过冉的眼泪也出来了，他说：哎呀，我这几十年尽当‘运动员’，现在我在襄樊科委当杂家。朱光亚回答，杂家就是大家。我这才知道，过冉年轻时，居然还有这么个外号。”

1980年，过冉光荣入党，调任襄樊市科协总工程师。从历史反革命到中共党员、总工程师，在炎凉世态中，过冉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为襄樊市经济发展写下光彩的一笔。

李汉清，襄樊人，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毕业，中国科学院水利科学研究所技术员。因为母亲身体不好，请假回到襄樊照看母亲。李汉清回到襄樊时正值襄樊“双革四新大会战”，他没想到，文革中的北京闹腾得乌烟瘴气，家乡却在轰轰烈烈搞建设，偶然的机会，李汉清见到了鄂万友，两人一“谈”即合，李汉清干脆就留在襄樊科委工作。鄂万友将其派往仪表厂，和雷有声等人负责研发“数控线切割机”，在厂党支部书记张有益带领下，李汉清、雷有声、潘云鹤和机床厂30名工人奋战30天，取得成功，企业总结时称“30名干部职工共同奋战30天取得成功”，鄂万友点题说：“关键是有3个人”，将其总结为“三个三”。李汉清工作缜密细致，谨慎刻苦，技术精湛，属于“能操刀上阵”的战将，他做的事被大家称之为“完美无缺”。他性格谦和又善于团结人，很受大家的拥戴，被任命为襄樊市科委副主任。

潘云鹤，浙江省杭州市人，浙江大学计算机系计算机应用专业毕业，教授、博士生导师，计算机专家、浙江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常务副院长。谁能想到，中国知识界这样一个名声显赫的人，竟然是受惠于当年襄樊发展电子产业而最终改变命运。

潘云鹤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在那个荒唐的年代，名校毕业的高材生竟然被稀里糊涂地分配到襄阳地区下属的南漳县钢铁厂。潘云鹤到厂里报到的时候，这个县属的小钢铁厂还是一片空地。报到时，厂革委会领导指定学建筑的潘云鹤去当冶炼技术员，潘云鹤对他讲， 自己不是学冶金的，这位领导回答：你不是大学生吗？在他脑子里，“大学生”就应该什么都懂，结果硬是逼得潘云鹤回过头来学习冶金技术，并结合当地低品位铁矿砂和低热值的煤炭的特点设计出炼铁高炉，成功地炼出了合格的铁水。潘云鹤的爱人在湖北黄石，为解决夫妻分居的事情两人花了不少脑筋，最后黄石市给襄樊市发来干部商调函。

科学家的头脑不同于常人，潘云鹤认为改变城市卫生面貌要标本兼治，他在走之前给曹野写了一封短信，提出抓城市卫生的根本在于提高市民的基本素质。这封信一下子引起曹野的注意，在那个时候，给市委主要领导写信谈市民素质实属罕见。曹野敏锐地觉得，这个人不一般，在了解具体情况后，他当即决断，此人不能走，襄樊市有关部门给其做工作，想法将其妻子调进襄樊，并给其安排好住房，以后，又提拔潘云鹤担任襄樊市科委任副主任。

当时襄樊正在开展的电子大会战有一句很响亮的口号：“生产出题目，科技做文章”。襄樊市纺织厂正在攻“电子提花图形自动化”的课题，因为缺乏电子技术人才而一筹莫展。鄂万友让潘云鹤到纺织厂协助攻关。潘云鹤学的是建筑，电子提花图形自动化要解决的是设计专用的计算机软件然后再通过计算机和伺服机构连接，再指挥提花机工作，一个外行从事这项专业技术工作难度可想而知。潘云鹤并未退缩，他硬是在短时间内自学了计算机和计算机软件设计程序，然后在现场摸索试验，科学家不同于常人的地方就在于善于发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然后按照科学规律办事，将常人认为不能的事情变为可能。经过多次实践，潘云鹤最终成功解决了电子提花图形软件的设计并成功地运用到提花机上，由此开了中国纺织电子提花图形软件研发并用于实践的先河，潘云鹤也成为纺织业界电子提花图形软件的鼻祖，1978年恢复高考，潘云鹤考上浙江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当教师直到担任浙江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仍然担任中国图像学会理事长。

襄樊纺织厂要扩大生产规模，新购进的印染机属大型成套装备，这套装备对安装的要求很高，襄樊市内的安装队伍无论是安装手段还是安装设备都不能满足需要。无奈之下，鄂万友将眼光转向了200多公里外的邻居十堰市。第二汽车厂坐落在十堰市，这里有国家建委的102工程局，俗称102。

为了建设二汽，原国家建工部迅速调集了国内建筑行业的精干力量，主要有建工部第八工程局（也称建工部华北工程局）大部，北京市第三建筑公司大部，第六工程局一部以及归属建工部管辖的沈阳、武汉、北京、内蒙古包头的技工学校部分应届毕业生和1969年一批湖北籍复转军人。第八工程局的前身是从抗美援朝战场回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8个工兵师当中的“建二师”，该部在朝鲜战场上立下过赫赫战功，回国后集体转业为建工部华北工程局，因为参加过北京“十大建筑”、内蒙古的包头钢铁公司及一些军工企业的建设而享誉华夏；北京市第三建筑公司参加过北京“十大建筑”第六工程局的五公司参加过大庆建设这三支队伍实力在国内首屈一指。除了这几部分外，还充实了国家建工部所辖来自其他省市的建筑施工力量。这支建筑施工队伍完全沿用部队的建制，下辖7个土建团、3个机械工业设备安装团、1个土石方工程团、1个机械化施工运输团，一个机械大修厂，一个预制构件厂、一个木材加工厂，共有汽车等各类大型施工运输机械数千台（套），无论是技术装备还是施工能力，在国内都是首屈一指的，各施工单位包括指挥部机关、后勤、医院、各单位学校人员总数约4万余人。由于当时三线建设工程对外保密，这支建筑队伍番号被命名为“国家建委102工程指挥部”，简称102公司。102公司的家属基地设在襄阳地区下属枣阳县。

102下属的装备安装公司是一支专门负责国家大型企业厂房建设设备安装的技术队伍，二汽的工厂设备安装基本上都是它的杰作。鄂万友驱车来到十堰。设备安装公司原来是负责一汽建设的，整个队伍基本上都是东北人。安装公司经理姓刘，也是东北人，鄂万友一开腔，东北口音便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双方很快谈妥了安装事宜，都是东北老乡，双方便天南海北地侃起来，闲谈中，鄂万友谈起为什么到十堰来请安装队伍：“我们襄樊现在正在大力发展工业，但我们的底子太薄，人才奇缺，现在正在聘请天下豪杰到我们那里一展身手。”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刘经理说：“你到处求才，我这里就有一个，复旦大学的高材生，名叫张乃林，你要不要？”

鄂万友一听也高兴了，有这等好事？刘经理便将张乃林做了个介绍。

张乃林，1967年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大学毕业正赶上“文化大革命”，搞了大半年的“斗、批、改”后分配到102，复旦大学物理系所学专业与安装公司牛头不对马嘴，张乃林在安装公司不安心，安装公司经理惜才，但自己这里庙小了，没有事情给他干。鄂万友一听，复旦大学物理系，这可真是捡到个宝贝了。他详细询问了一下张乃林的有关情况，然后要求和张乃林面谈一下。张乃林也是个爽快人，一听到襄樊可以从事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立刻一口应承，愿意跟鄂万友走，而且当天就跟鄂万友同车来到襄樊。这是鄂万友在本地找到的第三个“宝贝”。

鄂万友将张乃林安排到市科委的自动化研究所。当时的襄樊市科委研究所只有一个空壳，它是鄂万友专门用来安置从各地求来“贤才”的地方。但这里不是“象牙塔”，鄂万友将这些人全部放到生产一线，“是骡子是马，放到一线遇遛。”张乃林的工作关系在科委自动化所，鄂万友给他分配了两个任务，一个是到自来水厂，协助自来水厂攻关“自动巡回检测机”，一个是针织厂的“织袜机电子群控设备”。所学专业有了用武之地，张乃林很高兴，一头扎进企业，为襄樊市电子工业发展做出杰出贡献。是金子在哪里都发光，20世纪80年代，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在汉堡建设实验室，要在中国招收3名博士，张乃林考上了，学成后回国后在物资部计算机中心工作，但他始终认为，没有鄂万友当年慧眼识才， 自己还不知在哪里呢。

陈承志是鄂万友搜罗的第五个人才。由于缺乏人才，鄂万友在平日工作中，总是留意有无可用之才。1973年10月，襄樊市举办工业学大庆成果展，襄樊市“电子大会战”、“双革四新大会战”都是由科委牵头，科技成果都在科委的掌握之中，所以全市工业学大庆成果展由科委负责布展。鄂万友指定成果展由科委副主任刘端生具体负责。布展内容很多，既有图片，又有实物，每件事物还要配上文字说明，还要分配展位，突出重点，还有文字推敲，这些工作牵涉到全市几乎所有企业、单位，工作量很大，科委工作人员有限，忙不过来，再者也缺乏有能力有经验的组织者。刘端生就跑到外地驻市企业借。襄樊周边仅三线国防企业就有四五十家，那里人才济济。刘诞生将眼光投向这类企业，果然找到了一个。此人姓陈，名叫陈承志，厦门大学化学系电化学专业毕业，分配到沈阳蓄电池厂任技术员。

沈阳蓄电池厂的人怎么跑到襄樊来了呢？当时国家正在全力建设第二汽车制造厂，二汽由几十个专业厂组成，为了保证二汽建设的进度和质量，一机部采取“聚宝”的方式，由全国各地的相关企业专门为二汽建设一个同类企业，沈阳蓄电池厂负责为二汽在襄樊建设一家蓄电池厂，为此专门组织了一个专班在襄樊筹建。蓄电池厂正在基建，工作不是很紧，刘端生与蓄电池厂襄樊基地的负责人很熟，就这样把陈承志给借来了。陈承志年轻，精力旺盛，能说会写，还具有一定的美术素养，他来后既动手布展，又动手拍摄图片，动手撰写图片和实物说明，文字也写得精彩，是个全才。他来后，展会布展进度质量立刻有了改变。刘端生也在关注人才。他看到陈承志聪敏能干，干事有板有眼，便动了心思，问陈承志愿不愿意留在襄樊工作。小伙子表示愿意，通过给蓄电池厂做工作，便把陈承志给调到科委来了。鄂万友也看中陈承志，称“这个小伙子很有开拓精神，也有学术思想”，于是有意识地在工作中给他压担子，外出也带上他。

襄樊市有两个水厂，都是20世纪60年代前修建的，十几年里，水管锈蚀老化，到了70年代，跑、冒、滴、漏现象日益严重。鄂万友回忆：“我原来襄樊市城建局担任副局长，一天， 自来水厂厂长找来了，老远就嚷嚷的。我问他怎么回事，他回答，又冒泡了。冒泡了是水厂的术语，意味着水管漏水了。我说，漏了赶紧修吧。他回答，我要是知道哪里漏了还不就修了，现在我连哪里漏都不知道，你说怎么办？我一听也挠头了，全市地下水管弯弯曲曲有上百公里长，总不能全部开肠破肚吧。要是能通过自动化控制，动态了解水管里的水压，实时调控，那里水管出现跑冒滴漏，能够自动检测那就好了。从此我对此事记在心上了。”双革四新会战中，鄂万友对过冉谈起此事，过冉提出，此事不复杂，可以利用自动化控制技术，搞一个水厂“自动巡回检测”项目。项目申报了，但谁去干呢？关键时刻陈承志揭了榜。他聪敏好学，整天查找资料，动手实验，最后成功了，展示出了过人的能力和水平。和过冉、潘云鹤、张乃林等人一样，陈承志也成了鄂万友最为倚重的科技人才。

面对烽烟四起的“双革四新”会战，这几个人远远不够，鄂万友继续寻找。他得到消息，襄阳县三中分来几名学生，不安心工作，闹着要调走。一听到是分来的大学生，鄂万友动心了。他安排科委的政工科长去了解一下情况，没想到这几个人全都是中国科技大学自动化专业毕业的，这可是宝贝，他亲自赶到三中和这几个人见了面，交谈中，他问这几个人愿不愿意到科委来工作，几个人都愿意，通过和教育局“打官司”，调来了三个人。这三个人，除了一名留在科委搞情报工作，其余的两人都被派到“双革四新”前线。1978年恢复高考，这三个人齐刷刷考回母校研究生。时光进入21世纪，一次鄂万友在火车上偶遇三人之一的张天序，这才得知，张天序已经是华中科技大学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

过冉、潘云鹤、李汉清、张乃林、陈承志等以及后来搜罗到的科技人才在襄樊经济建设和社会实践中发挥出明显作用，解决了“电子大会战”和“双革四新大会战”中的许多难题，企业高兴，政府满意，鄂万友却陷入深深的沉思。不长的时间，科委连续“搜罗”几个宝贝，这些人一到企业生产研发一线，立刻将所学专业与生产实践结合起来，让企业头疼不已的问题立刻迎刃而解，这说明什么？鄂万友当初还没能将其上升到“科技就是生产力”的高度，但他认准：人才是工业发展的助推器，襄樊要大力发展工业，要大力发展电子产业，必须首先解决人才问题。

鄂万友：“这几尊佛都是身边的，但远远不够，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们将眼光投向了襄樊市外，这才发现，天外有天，中国人才多的是，就看你能不能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