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一家市级电视台的记者，两赴四川沱江采制专题。攀谈中获知她操持着一档栏目叫《回家》。我问其收视率如何，算不算品牌栏目，老百姓买不买账，她有点语塞并略显尴尬。我说，你回家吧，只有你先回了家，节目才能回家，只有在你们辖区和频道覆盖范围内重新定位，谋划选题，或许才能够柳暗花明。她说：“我倒也不愿意这样跨江过河的瞎折腾。问题是我们台有那么个潜规定。被采访的人物越有名越好，官职越大越好，死人比活人好，古人比新人好，外来的和尚比本地的道士好，凶猛爆料比平铺直叙好，风流野史比正传正史好，天崩地塌比五谷丰登好。”她这一番诉苦使我联想到当前一些地方媒体，尤其是从事文化娱乐方面的记者，好高骛远，贪大求洋。千方百计与名人大腕结缘，不辞风霜雨雪，跑遍千山万水，费尽千周万折。乞求人家从废纸篓里挑拣些涂鸦之作者有之，住在宾馆里等候人家百忙之中有片刻接见者有之，蹲在妇产科门外专等人家生产一男半女者更有之。我怀疑这样的传媒和采编人员，真能办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好节目吗？
这使我想起了一个早已萦挂于怀的话题，即邓拓和《老百姓》。《老百姓》是战争年代《晋察冀日报》主要副刊之一，是在当时的总编辑邓拓倡议下办起来的。从1938年到1942年共出了100多期，在当时很受边区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欢迎。因此，《老百姓》还曾另印一部分单张随《晋察冀日报》发行，以供张贴、读者传阅和携带。文字通俗、说理浅显贴近老百姓是《老百姓》副刊广受欢迎的特点之一。正如邓拓所言，让识字的人看得懂，不识字的人听得懂。比如把《持久战》宣传讲解成熬日月等等。另一个特点是最为关键的，就是用较大篇幅介绍老百姓的生产和生活，从春耕、秋收、选种开渠到制备饲料，怎样消灭蝼蛄，防治瓢虫，如何熬制柿子糖，冬春讲流感，夏天说卫生。总之，是老百姓离不了的副刊。
邓拓是一位博学多才的政论家、诗人和文艺评论家，而且还工于书法。以他的才学，舞文弄墨说些之乎者也的话，玩点学术玄学卖个噱头，让老百姓听了云山雾罩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岂不是张飞吃豆芽一一小菜一碟？但他没有这样做也反对这样做，他在《燕山夜话》中的许多文章也体现了他的文风，多以传播知识、启迪思想见长。把知识、情趣和道理通过平等交流讨论的形式和朴实无华娓娓动听的语言传达给读者。
不可否认，我们已处在一个传媒竞争的时代，有些话题与邓拓、与《老百姓》时期不能同日而语，但就编者与读者的关系，节目主持人与听众的关系在任何时候都是一样的，只有把读者、听众放在眼里，记上心头，把他们视为服务对象，一切为他们着想，最大限度满足他们的知情权、话语权，才有可能办出好节目、好报刊。否则，你一心想着阳春白雪，一心想着语不惊人死不休，就容易脱离群众，远离读者和受众。
社会上有着取之不尽的新闻素材，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作为大众媒体不是也不可能有闻必录，而是有一个选择和制作的过程。传媒学中有一个“把关人”理论，采什么，编什么，用哪些做头条，既衡量着媒介的生存方针和传播水平，也衡量着媒体人的服务宗旨和服务技能。
我们不反对异地采访，这里提醒的是要切记“我是谁？”“我的受众在哪里？他们是何等的接受能力。”邓拓在战争年代当总编辑时，把稿件口语化作为第一标准要求记者和编辑人员。即使一些政治理论性较强的文章，也要想办法写得生动活泼。千方百计让理论去亲近老百姓，把艰涩难懂的哲学命题变换成柴米油盐一样可知可感的知识。记得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在广播刘胡兰事迹的时候，对刘胡兰做了拆字法解释，削刀刘，古月胡，兰花花的兰。当时编者这样做，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让人民听得更清楚，更准确。我们现在有些同志，在老百姓面前摆架子，玩学术，把“理想”写成“愿景”，把“不是”说成“非也”，把1、2、3念成A、B、C，自以为得意，却不知听众早切换了频道，早把你的报纸卖给了废品站。
邓拓与《老百姓》告诉我们，作为大众传播的新闻媒体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开门见山，有的放矢，不但要解渴解惑，解愁解忧解郁闷，更要厘清是非解决问题。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虽然我们现在拥有那么多的电台、电视台，拥有成堆的报纸、刊物，但这并不意味着观众必然看我们的节目，读我们的文章。我们必须要不断探寻和创新表达方式，就像一个厨师，不断了解你的食客，想吃什么，想怎样吃，对消费还有什么新意见和新需求。让观众“看得下去，听得进去，跟得上去。”唯如此，才有可能提高舆论的引导力。
2010年第1期《中国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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