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邓拓同志的一段交往

同邓拓同志的一段交往

在《文艺报》上看到“邓拓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在京举行”的消息，知道了邓拓同志的诞辰是2月28日，触动了我久远的回忆。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有幸识荆邓拓同志，由于我当时是外交部情报司（1957年以后改为新闻司）管理外国记者工作的人员，会一点俄语，负责联系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记者，特别是苏联《塔斯社》北京分社和苏联《真理报》驻北京记者站的记者。《真理报》驻北京记者站的原负责记者魏索高夫被调回国，新到任的负责记者科仁到任后，由于他代表的报纸是苏共中央机关报，而《人民日报》是我党中央的机关报，所以他提出，希望和邓拓同志见面，并进行采访，我将这一要求通知《人民日报》社，邓拓同志同意了。科仁不会中文，所以采访时必须配备翻译。

解放前我在西北大学边政系上学时，当时俄语系比我高两级的刘竞和王君强夫妇（原名齐斌儒的齐越和原名史成汉的牛汉的同班同学）解放后，就在《人民日报》社工作，解放后我在北京俄专学习时的同学黄秉钧也在《人民日报》社工作，他们的俄语都比我好，完全可以担此重任，但邓拓同志不知出于什么考虑，给我写了一个便笺，请我去帮他做这次采访的翻译，我当然很高兴，后来不知为什么事还去过邓拓同志平常居住和办公的煤渣胡同。

由于邓拓同志的字写得非常好，他给我的那个便笺我一直保存着。我于1957年秋由外交部情报司下放到房山县南尚乐乡劳动锻炼，1959年调回后，重新分配到外交部下属的国际关系研究所《国际问题》杂志担任编辑工作，主编是张明养同志。1961年，我爱人工作的单位《俄文友好周刊》因中苏关系冷却而停刊，被重新分配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宁夏大学俄语系任教。根据当时的政策，一方调至外地工作，另一方也必须调离北京，由柯柏年同志和我进行调离动员谈话，我当然服从组织的决定，也调到宁夏大学中文系任教。

我在中文系工作时，把邓拓同志给我写的那张便笺完好保存，因为喜欢他的散文集《燕山夜话》，买来经常欣赏。平常无事时，与同事谈起此事，说邓拓同志不仅字写得好，龙飞凤舞，在做人上，也是谦谦君子，平易近人，对我这样一个一般干部也非常尊重。并且说我已经买了他写的《燕山夜话》分册文集，还准备买一本合订本，请他给我题几个字等等。万万没有料到这种同事之间比较知心的谈话，后来竟成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害人的炮弹，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此散布谣言，说我和邓拓关系如何如何，把我家说成是“三家村”的黑分店等等，极尽造谣中伤之能事。

大为遗憾的是，我们这些“何足道哉”的人，虽然在十年浩劫的“文革”中遭受了无数的苦难，但总算劫后余生存活了下来。而邓拓同志，我党培养的新中国一代报人中的佼佼者，才华横溢，道德文章集于一身，却在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中离开了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