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斗争，风云多变。正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迅猛发展之时，中共湖南省委于1928年6月26日派代表杜修经、杨开明携带省委指示信来到边界，指令红四军离开宁冈大本营，“立即向湘南发展”，“留下二百条枪”，红军主力“杀出一条血路，向湘南资兴、末阳、永兴、郴州一带发展”，“以造成四县的乡村割据，对衡阳取包围形势”，而且声称这是“绝对正确”的方针，要“毫不犹豫地立即执行”。湖南省委指示信还明确规定：“泽东须随军出发”，特“派杜修经同志前来为省委巡视员”，“派杨开明同志为特委书记”，敦促和落实省委指示的执行。
显然，湖南省委是以杜修经为特使、以杨开明为替班,取代毛泽东边界特委书记的最高领导地位，确保省委“出击湘南”计划的实施。
对于湖南省委的这种指令性的强硬指示，毛泽东及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很为难。毛泽东为之叹道：“湖南省委对于此间的行动计划，六七月间数星期内，曾三变其主张。”而且，每次都说是“绝对正确”的方针，要我们“毫不犹豫”地执行。“我们接受了这样硬性的指示，不从则几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理。”
于是，边界特委、军委同湖南省委代表之间，在永新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6月30日晚，毛泽东在永新县城商会楼主持召开了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和永新县委联席会议，讨论湖南省委来信及行动方针。会上，毛泽东从形势、敌情、经济、伤员等方面，陈述了红四军主力不宜去湘南的理由，建议以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名义起草一份报告，说明不能执行省委指示的缘由，请省委重新考虑，收回成命。毛泽东的意见和建议，获得了绝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
会议最后决定：红四军继续留在湘赣边界，建立和巩固根据地。
永新联席会议上的抗争，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原则立场和革命风格。
会后第五天，即7月4日，毛泽东在永新县城商会楼代表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起草报告，向湖南省委陈述了红四军不能去湘南的六条理由。报告讲究分寸，笔调委婉，有胆有识，有理有节。报告中着重强调：
“宁冈能成为军事大本营者，即在山势既大且险，路通两省，胜固可以守，败亦可以跑，且敌人绝对无法把我围着，若加上各县与群众的基础，实在可以与敌作长期的斗争。若此刻轻易脱离宁冈，‘虎落平阳被犬欺’，四军非常危险。……上项意见，请省委重新讨论，根据目前情形，予以新的决定，是为至祷！”
毛泽东上书陈言，极为精辟、在理。可是，他未料到，有人却置若罔闻，一意孤行，致使红军和根据地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二）红军主力冒进湘南
就在毛泽东上书后不几天，敌情发生了重大变化。湘敌吴尚部两个师乘红军主力远在永新之机，于7月9日从茶陵、酃县侵入宁冈砻市，并向新城推进。红四军军部当即决定：朱德等率二十八、二十九团挥戈西进，袭击湘敌老巢—酃县、茶陵，迫敌回援，以解宁冈之危。毛泽东仍率三十一团在永新伺机歼敌。
7月13日，红二十八、二十九团攻克酃县。就在这时，一场意外变故发生了。当晚，原系湖南农军编组成的红二十九团，因大半年离开湘南，思乡心切，借口湖南省委有要红四军下湘南的命令，竟瞒着军委和上级军官，私自召开士兵委员会会议，决定“杀回老家去”，所部开往湘南。
朱德、陈毅闻讯立即赶往红二十九团做说服劝阻工作，同时信告毛泽东，派人飞送永新。红二十九团党代表龚楚目无组织纪律，不听朱、陈劝阻，成了“回湘南的主角”。随军行动的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非但不出面劝阻，反而“导扬其焰”，极力怂恿红二十九团去湘南。杜修经曾飞马从酃县沔渡赶到茅坪欲告此事，未见到毛泽东，边界特委书记杨开明即表态说：“决定了，就走吧！老毛那里，我跟他说。”杜修经连夜回沔渡，对二十九团官兵说：“走！”
朱德、陈毅鉴于事态复杂，情知劝阻无效，为顺应军心，避免红军大队分裂和走上极端之路，只得默许红军大队下湘南。
7月17日，红军大队（二十九团为开路先锋、二十八团保护跟进）从酃县沔渡出发，冒进湘南。7月23日，红军大队兵至郴州城外。守卫郴州的是范石生的部队—第十六军四十六师的一个补充团。朱德面对昔日的友军和位高权重的“钦差大臣”，左右为难。在杜修经的鼓噪下，红军发起了进攻，红二十九团腹背受敌，几乎全团覆没。仅肖克带回一个连六七十人，一部分人员散落郴宜各地，“不知所终”。红二十八团有些损失，但建制健全。
红军大队兵败湘南，损失惨重。从此，红二十九团不复存在。
在红军主力远征湘南期间，赣敌乘虚而入，相继占领永新、宁冈、莲花等地，放火烧杀，反攻倒算，血洗根据地。边界党和红色政权大部塌台，被杀之人、被焚之屋不计其数，惨不忍睹，“几毁中国革命的根基”。是为“八月失败”。
（三）“八月失败”的原因与教训
“八月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据毛泽东的判断和历史文献的论述，可归纳为三个方面：其一，湖南省委对客观形势的错误估量和军事行动上的盲动主义，是“八月失败”的根本原因；其二，湖南省委代表的错误指令和误导，是“八月失败”的直接原因；其三，红军大队本身存在着的消极因素和决策上的失误，也是“八月失败”的原因之一。
从“八月失败”中，可得出如下经验教训：
第一，要正确地估量形势，保持党组织的有生力量和政策的不错误。这是根据地建设必须具备的一个紧要条件。湖南省委错误指令的根源就在于对形势的错误判断和政策上的错误。
第二，在敌人统治势力暂时稳定时期，不能分兵冒进，远离根据地。“八月失败”的发生，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时期，反而采取在统治阶级破裂时的政策，分兵冒进湘南，远离根据地大本营，“虎落平阳被犬欺”，致使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
第三，必须加强人民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切实纠正军队中的小生产观念和极端民主化。“八月失败”中红二十九团表现出来的乡土观念和士兵委员会的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充分证明注重和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正如毛泽东所言，边界和军队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四）永新困敌
当红军大队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冒进湘南时，边界只剩下红三十一、红三十二两个团。这时，占据永新城的湘敌吴尚第八军和赣敌王均第三军金汉鼎部、胡文斗第六军，共计11个团协同行动，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会剿”。
为了保卫井冈山根据地，边界特委决定：由袁文才率领红三十二团防守宁冈，毛泽东率领红三十一团在永新城外困敌。
7月中旬，毛泽东在永新西乡召开了干部会议，把红三十一团分成东、北、中三路，并分别成立了行动委员会指挥军事行动：以第一营的第二、三连组成东路行委，毛泽覃为书记，陈毅安为指挥，在永新东乡一带活动；以第三营的第七、八连和第一营的第一连组成北路行委，宛希先为书记，伍中豪为指挥，在永新北乡一带活动；以团部特务连和第三营的第九连组成中路行委，何挺颖为书记，朱云卿为指挥，在永新城郊一带活动。
中共永新县委动员组织了万余革命群众，配合各路红军，参加袭扰敌人的军事行动。为及时了解掌握永新城内的敌军动态，特委还派谭震林在永新城内建立秘密交通站，收集传递军事情报。
在毛泽东的组织、领导下，边界开始了一场罕见的“永新困敌”的军事行动。事态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说：“此时我军只有一个团在永新，在广大群众的掩护之下，用四面游击的方式，将此十一团敌军困在永新县城附近近三十里内至二十五天之久。”
“永新困敌”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非凡胆略与军事指挥才能，创造了红军游击战争史上的奇观。
不久，赣敌忽然发生内讧，胡文斗的第六军仓皇退去，随即和王均的第三军战于樟树。留下的赣敌五个团，亦仓皇退至永新城内。至此，湘赣两省敌军的第一次“会剿”宣告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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