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在街上羞不羞

“我们的媒体，是‘社会公器’么？不是的。我们的媒体，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

2004年11月12日，《解放日报》署名“吉方平”的评论《一个迷惑人心的口号——回应“媒体公器论”》开篇如是说。

文章称：

“社会公器论”，是西方新闻学的一个口号，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的言论钳制的抗争中，曾经起过一定的历史作用，但即使是在那个历史阶段，“公器论”也只是为资产阶级一个阶级谋求发言权。随着资产阶级的掌握政权，“公器论”就以其强烈的阶级性，成为以大财团为背景的统治阶级在形形色色伪装下的“一言堂”的代名词。

…………

党的意志和人民心声的一致性，决定了我们的媒体只有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才能正确反映人民心声、表达人民利益。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将“党管媒体”写入党的历史性文献，作为党提高执政能力的组成部分之一，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性质、揭示了社会主义媒体生存发展的规律。

“有奖竞猜——俄罗斯人质危机中一共有多少人丧生？”

2004年9月6日晚，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播出俄罗斯人质危机报道时，屏幕下的滚动信息是：有奖竞猜——俄罗斯人质危机中一共有多少人丧生？答案：A.××人；B.××人；C.××人。××用户发送答案至××××，××用户发送答案至××××。

同年，中国工人在阿富汗遭武装分子袭击后，东方卫视在节目中播出字幕，让观众有奖竞猜袭击者身份。

同年，一家报纸就长春街头流浪汉刊发的配图报道标题为《睡在街上羞不羞？》。吉林一家媒体报道一个跳楼自杀者，标题是《昨晚上演高空飞人》。^[20]

中国举报网

2004年6月10日，“中国舆论监督网”发布《下跪的副市长——山东省济宁市副市长李信丑行录》，纸媒很快跟进，不久后李信成为第一个因民间网站介入锒铛入狱的腐败官员。^[21]

当年8月25日，沈阳首个民间举报网站——“中国举报网”在开通第38天被关闭。辽宁省通信管理局下发的《通信网络断开接入决定书》称：

经沈阳市公安局检查认定，你开设的“中国举报网”涉及以电子邮件形式接受群众举报信息并转交有关职能部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举报。个人无权受理公民举报和对举报内容进行核实），属违法行为。^[22]

“我是党的人，怎么能够请律师同党对抗？党要把我怎样我就怎样。”

2004年6月，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他被检察院起诉后，一直没有聘请律师。刘方仁以他的“政治经验”认为，如果自己聘请辩护律师，就会给组织和有关部门一个印象，以为他认罪态度不好，对抗组织。他说：“我是党的人，怎么能够请律师同党对抗？党要把我怎样我就怎样。”

在法庭的最后陈述阶段，刘方仁说：“省委书记不懂法，这是很大的问题。……如果我还有下辈子的话，我一定选择学法律，去从事法律工作。”^[23]

“无视9亿农民艰难的生存状态，是媒体的耻辱，作家艺术家的耻辱，也是任何一个曾经受惠于农民的巨大牺牲的普通公民的耻辱。这本书的分量，就在于它是中国农村的一份病理学报告，涉及9亿个沉默的生命。在冷酷的真实面前，任何文学想象力都是苍白的。”

2004年1月，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出版。书中写道：“解放都这么多年了，农民还这样苦，负担会这样重，有些党的干部对农民的态度竟又是这样恶劣。”“革命不是请客，就是吃饭——评不上贫困县是因为太穷了。”^[24]一个网友看完这本书后，在留言中写了上述一段话。^[25]

“政府，我给你跪下了！”

2004年，拿着政府送来的200元过冬慰问金，几乎赤贫的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大贵乡白家庙村七十多岁的孤寡老人朱秀英，向年纪比她孩子还要小的政府领导跪地致谢。^[26]

“今天大家来参加活动、参加义工培训——就是来做人来了，今天我们不是打工者，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那么，想做公民，除了宪法的保护之外，实际上要实现这个白纸黑字上的权利，还要大家争取。”

2004年5月，《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刊文《心中有歌唱给谁》，报道了京郊一个为打工者义务演出、服务的打工青年艺术团。艺术团与打工子弟学校、居委会共同成立的“打工者文化教育协会”办了一份《社区快讯》，上面有一篇署名“小山”的文章：

我们也是人，但我们“这种人”前边还要加上“农民工”，合起来叫农民工人，然后简称“农民工”，再然后简称“民工”。这样就打了个三折。看看，做人难呀！因此，我们可以说，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但是，我们这个公民是名义上的、没有财产做保证的公民，还是会有人不把我们当人看。

为什么说人格是以财产为基础的呢？很简单，比如你的权益受到侵害，你要用法律和社会的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那么就要为此支付一定的成本，可是，我们为了省钱，连一本法律方面的书籍都不会买，更不要说去为此打官司了。因此，你说你是人，你有尊严，可是怎么保障呢？

现在，我们大概知道自己是谁了：我们是“人”，又不是“人”。今天大家来参加活动、参加义工培训——就是来做人来了，今天我们不是打工者，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那么，想做公民，除了宪法的保护之外，实际上要实现这个白纸黑字上的权利，还要大家争取。在没有财产、没有物质手段做基础的前提下，要想做公民，还真得动点脑子。^[27]

“我们在这个时候推出这样一个专题，因为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最多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知识分子最少的时代，一个亟需知识分子的时代。拥有教授、博导和各类专家头衔的人多如牛毛，但是能够像马寅初和黄万里那样有着为了真理和良心可以和整个世界对撼的勇气的知识分子纵然没有绝迹，却也已经到了凤毛麟角的地步。”

2004年9月，《南方人物周刊》第7期推出专题《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其中有上述一段话。编者向知识分子发出呼吁：“你们是知识分子，你们也是最普通的公民，你们对国家的兴衰，对社会制度的弊端或完善，对国民的幸福或疾苦，都有一份不容推卸的责任。”

当年11月15日，《解放日报》发表署名“吉方平”的评论《透过表象看实质——析“公共知识分子”论》：

提出“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其实质是离间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和人民大众的关系。按照一种漂亮的说法，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但在实质上，“公共知识分子”概念的泊来者和抛出者，主张公共知识分子就应该是独立性、批判性，不属于任何集团和阶级的飘浮群体，是“独立”的意见领袖。“公共”的本质在于“独立”，而这种“独立”，是从来也不存在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人民大众的一份子，是党领导下的一个群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知识分子的“意见”，从来是由他们的经济社会利益决定的，知识分子的价值，就在于为社会主义、为人民大众服务。一部中国现当代史证明，只有当知识分子跟着共产党走、成为工人阶级组成部分、与人民大众打成一片，知识分子才能充分显示自己的才华，才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