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所击中”
1999年9月9日，腐败案发后的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写了一份《悔过书》，提到自己“党性严重不纯”，“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所击中”。《悔过书》结尾是：
我从内心讲，对党有着深厚的感情，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一家，也没有我今天。我入党30年，党对我的教育培养付出了许多心血，只能责怪我自己没有好好听党的话，认认真真按照党的要求去办。现在，我决心痛改前非，好好学习《共产党宣言》，刻苦改造世界观，百倍加强党性锻炼和修养，重新从思想上入党，努力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我迫切而真诚地恳请组织保留我的党籍，在党的怀抱里重新接受改造，接受组织的严格教育、监督和管理。我坚决拥护热爱共产党，坚决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15]
2000年3月8日，胡长清在南昌被执行死刑。在开往刑场的囚车上，胡长清悲哀又不无自嘲地说：“我可以载入史册了，到现在为止，我是建国以来被判死刑的最高级干部。”押送的法警说：“不是还有50年代的刘青山、张子善吗？”胡长清纠正道：“他们当时是天津地委书记，比我要低，我是副省级。”[16]
“从25万元改判为1万元，给人一种印象，法律如同儿戏。”
1998年7月，19岁女大学生钱小涵（化名）在屈臣氏上海四川北路店因被疑偷窃遭遇非法搜身，被迫脱裤受辱，愤而提起人身侵权诉讼。上海虹口区法院认定屈臣氏的侵权行为“非常恶劣”，且原告处于敏感年龄段，被告资本雄厚，具有较大赔偿能力，判令其在报纸上公开向钱小涵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25万元，开了国内大额精神赔偿的先例。屈臣氏上诉。1999年1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改判，将精神赔偿减为1万元。
两次判决的差别如此之大，舆论哗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心稳认为，25万元精神赔偿“可谓大快人心”，改判1万元不合情理。“要么一审法院糊涂，要么二审法院糊涂，”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刘俊海说，“从25万元改判为1万元，给人一种印象，法律如同儿戏。”[17]
“改革很难，民主不易，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主义灾难深重，真正与世界接轨，尚需时日。”
1999年6月21日，山东菏泽地区行署专员陈光给《人民日报》记者马立诚写信，信中如是说。[18]
1992年，陈光在山东诸城市当市长，发动职工买股的国企股份合作制改革，两年后全市272家国企改制。此事引起极大争议，陈光被人称作“陈卖光”。
在菏泽，继续搞国企改革的陈光多了“送光”“脱光”两个绰号，成了“三光”。[19]
2012年2月，陈光当选为山东省政协副主席。
民主恳谈会
1999年，浙江温岭市开始在农村推行民主恳谈会。
最初，民主恳谈会由于没有中心议题，谈的都是家长里短。后来，镇、村制定了议事规则，每次恳谈会前，经征求意见，确定一个涉及公共事务、贴近群众利益、贴近实际的主题，再拿到恳谈会上让村民们讨论。
2005年，温岭市新河镇将这一模式引入镇人民代表大会，首次对乡镇预算开展了民主恳谈。
2006年，温岭松建村支书李庆庭接受采访时说：“和谐，‘和’就是有饭吃，有衣穿，生活充实，活得有意义；‘谐’就是人人皆有发言权，人人都有说话的地方、说话的位置。”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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