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构建下的记忆

时光倒流、记忆回转，在媒介无休止地叙述中记忆是可以随时重现的，甚至可以说媒介中的一切文本都是经过媒介重现了的当下或过去，都是媒介记录下的时代与社会，但并不是说一切媒介空间中的文本都是媒介记忆的组成部分。事实上，我们并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将媒介文本视为我们记忆的一部分。“我们所记忆的过去，不过是立足现实对过去的重建，回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现在的需要、利益和期待。”^[22]对个体而言，记忆是当下的，是社会的，是为了满足个体的各种利益诉求。对群体和社会而言，记忆同样也无法脱离当下的时空界限，我们之所以去记忆、去回忆，都有其当下的特殊意义，或是为了反思过去启示未来，或是为了总结经验寻找方向，甚至借古讽今娱乐世人，记忆总是带着一种时代的烙印。

媒介记忆也是如此，记忆要在媒介空间中传承延续，就必须对记忆展开媒介化的重新建构，形成符合媒介与受众需求的文本形态。“从物质性角度来说，文本是制作出来的东西，或者是一种媒体技术产物，或者是银幕上的形象。用符号学的术语来说，符号代表的是媒介所再现的东西，无论是客观事物还是主观想法，它们并不是事实本身。”^[23]这种在媒介空间中建构形成的具有明显“虚幻性”与“虚假性”的记忆文本，要得到社会记忆层面的认同，并被视为具有历史参考价值的档案，就需对文本进行媒介化的加工，使之具有劝服性，建构起它们与真实之间的关联。

媒介化的文本要完成真实性的建构，要让受众对媒介空间中重建的过去形成一种群体记忆的认同感，需要从文本媒介化的各种策略和技巧上共同施加影响。只有适当的策略才能使重现获得真实感，使受众能够在媒介的记忆中找到自身记忆的关联，与当下现实社会形成对应，并最终产生认同。

1.媒介“重现”的类型分野

人们显然不是将媒介空间中所有的“过去重现”都作为档案一般认真、严肃地对待。尤其是那些虚构的影视剧作品中对于过去的重现，制作者完全可以根据客观条件和受众现实需求对过去的记忆展开杜撰和篡改，无需为此担负任何责任。对受众而言，影视剧中的真实与虚构是不需要去区分的，或者说不应该有人期待影视剧担负起历史教育与记忆传承的使命和职责。当我们将影视剧称为影视艺术作品的时候，这一类型的文本所追求的就不再是对客观事实的真实再现，而是屏幕空间中的艺术效果，以及与受众之间的共鸣。

但另一些类型的文本则不同，媒介直接告诉受众这些类型的文本所再现的就是客观事实，无需再做辨别和判断。譬如报刊中的新闻报道、电视中的时政新闻类节目等。新闻报道是一种将客观真实视为生命的文本类型，要求新闻内容的提供者（如记者）将客观性视为文本写作准则，而失实报道则不仅有违其职业操守，而且有损媒介组织长期建立起来的信誉和威信。

除了新闻类文本外，纪录片也是一种将真实视为生命的媒介文本，而“非虚构作为纪录片的最后一道防线，不能再退了”^[24]。纪录片的制作者们也在试图“完全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记录和拍摄，力争把最客观、最真实的生活状态还原给大众，给观众带来最强烈的‘真实感’”^[25]。更为重要的是，和新闻报道一样，少有人去质疑纪录片所重现文本的真实性，人们下意识地认为那些画面、声音以及文字便是对现实生活中人、事、物、景等的逼真再现。

媒介文本的类型区分为媒介记忆的传承奠定了基础，在文本类型多样化的媒介空间中，受众可以清晰地了解到“真实”和“虚构”的分野，知道哪些“重现”是可以被认真对待并相互言说的，而哪些又仅是媒介空间中的“昙花一现”。

2.媒介“重现”的技术奇观

媒介空间中“过去重现”常常演化成为一场令人瞠目的技术奇观，电脑和摄影技术的革新使得人们可以运用动画、搬演、再现的方式呈现那些自己原本不曾拥有的记忆。

2010年美国历史频道推出了12集史诗纪录片《美国：我们的故事》（America：The Story of US），人们震惊地发现，影片中大量运用了计算机动画（computer graphics，CG）和好莱坞式的表演技巧，营造出了一种电影《阿凡达》中的视觉效果。借由影片中CG制作的画面，人们可以从高空俯视城市几百年的快速发展，可以体验子弹缓慢飞行射中敌人及穿透其身体时的震感，甚至近距离直观感受草原上牛群奔走、大海中舰队航行、空中战机如云。这显然已经超越了所有历史亲历者的真实记忆，媒介所重现的现实是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现实本身？好莱坞式的表演技巧通过人物“搬演”，将历史故事与历史人物在银幕上重现，通过纪实手法让观众身临其境般地感受1817年爱尔兰工人大卫·吉尔罗伊（David Gilroy）如何使用炸药开凿伊利运河，1869年17岁的中国劳工洪雷沃（Hung Leiwo）如何在挖掘铁路隧道的爆炸中幸存，1911年凯特·韦纳（Kate Weiner）在纽约衬衫工厂工作并逃离火海，等等。《美国：我们的故事》让人们看到纪录片不仅可以重现历史，更可以像剧情片一样再现历史故事的过程、情节，甚至通过动作分解、定格、升格等方式重现和聚焦历史的细节。

纷繁复杂的影视效果让人们对“过去重现”产生迷惑，电脑三维制作可以制作出泰坦尼克号触礁沉没的整个过程，可以还原“9·11”事件发生时客机撞击纽约世贸中心的细节，甚至可以再现侏罗纪时代恐龙捕食的场景，而变化莫测的灯光效果和震撼的声音效果更加强化了重现的“逼真”。影视剧中“搬演”的运用则直接像故事片一样找来演员虚构情节和对白，让还原的历史故事更具视听效果。当然这些重现可以是制作者小心翼翼的欺骗，也可以是制作者与受众之间的“共谋”，人们明确地知道这是在用虚构的手段还原真相，而不会去追究它是否欺骗了自己。

3.媒介“重现”的叙事法则

“过去重现”并不一定是媒介技术层面的介入，实际上仅凭文字符号和合理的叙事技巧就可以实现对过往的再现。“所谓读者的‘文本体验’就是参与这种‘现实’的创造过程。不同的叙事模式为文本读者创造出了一种对现实的‘幻象’。”^[26]“在读书时我们会有一种被拉入作者世界的感觉；在朋友给我们讲故事时，我们会本能地进行呼应；在我们看电影时，我们会认同影片中的主角。我们的思维会在不同的地方游移，我们会模拟出故事的场景。”^[27]人们在媒介叙事文本中获得“真实感”和“现场感”，并且更加确信文本中所重现的过往，进而叙事的策略与方法则成为媒介记忆传承的重要途径。不同的叙事可以给予读者完全不同的感受，第一人称的自传体使人们更能相信故事是真实存在的，时间、地点、动机、原因和结果这些叙事的基本元素，也被利用于劝服受众，使之创造出一种“现实”。^[28]而受众的生活经验和生活观念则成为叙事中“真相”的佐证，过往重现与现实生活之间呼应就成为叙事者和受众之间共同建构一种“叙事性真实”的基础。

媒介叙事往往就是对我们现实生活经验与观念的模仿，我们也将现实世界作为“标尺”来衡量媒介叙事的真实性。叙事者与受众关于当下的经验和观念就成为过往重现的叙事成规。譬如，我们习惯接受事情按照从原因到发生、到经过、再到结果的方式去发展；认为生活中惯常的就是出现冲突、矛盾、问题，进而分析情况，最终冲突、矛盾、问题得到解决发展的推进模式；期待叙事中出现正义与邪恶、英雄与小人、胜利与失败这样强烈的二元对立式的冲突。正如法国学者让-克罗徳·高概（Jean-Claude Coquet）所说：“只有现在是被经历的。过去与将来是视界，是从现在出发的视界。人们是根据现在来建立过去和投射将来的。一切都归于现在。”^[29]

克里斯迪安·吉德胡斯（Christian Gudehus）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记忆在欧洲：记忆的结构》一文中写道：“记忆指称过去的基本功能就是提供解释和叙述，使现时的行为以显得有意义、前后一致而且合乎情理。因此，记忆是通过对过去的指称来为人的行为、当今的观点和政治决定作辩护的。”“历史是政治活动的一种资源。”^[30]即使面对共同经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同的国家的记忆指向和重点也是不一样的。就波兰来说，它是“久时未被承认但又具有自我意识的殉道者”；对瑞士来说，它不是殉道者，而是“中立性”和“人道主义”的；而意大利则是“神话再现的永恒性的回归”^[31]。甚至可以说，这种对于过去的解释和表达模式，在这些国家已经传续了好几代，显示出对于“过去重现”的持续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