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认同维度下的回族婚姻

婚姻制度通常与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相联系，往往在民族意识强化、民族文化转化为民族存在重要依据的情况下，出于对民族文化的维护，“自我”族群意识汇集成为一个有着完整文化结构、有限人群交往、双向信息流动（族群文化知识）的民族实体，族内婚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一文化机制的结果，同时反作用于强化这一文化结构和机制。回族婚姻制度的历史变迁与每一阶段里回族文化特征相吻合，正是经历早期多元文化、多族通婚的过程，孕育了回族民族的萌芽；之后不断实践了“同而不化”，积极吸收多民族文化，深深根植于华夏社会文化土壤，历经身份、语言、婚姻、文化的蜕变过程，最终形成族群性特征，婚姻模式向族际通婚方向发展；近现代随着民族主义的全球性扩散，回族在文化、认同、现代性、社会化众多激流中同样产生了“二律背反”的婚姻制度挑战，一方面主观上在民族意识驱动下采取族内、教内婚的婚姻取向，另一方面回族社会和个体都无法摆脱“传统”与“现代”的掌心。

现代社会充斥着多元文化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集体主义等多种意识流向，对现代性的认知应该理解为是传统与现代的整合与并存。回族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空间里也不断融合其他文化—民族，融入社会，面向世界。但是，如今回族对自我及民族文化的定位仍处于模糊和摇摆不定中，一方面，回族群体在现代化的浪潮中竭尽全力地从“熟悉的陌生人”“边缘”的历史话语定格中挣脱出来，^[11]企及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文化之列，融入现代文明社会主流之中；另一方面，作为民族文化核心源泉的伊斯兰教信仰的不可弃离，注重传统向心力，如何与纷繁复杂的多元民族文化、国家文明之间进行融合、竞争，迎接挑战，抓住机遇亦成为艰巨的现实课题。缺乏对自身文化前景的合理评估和客观定位成为回族群体的一大盲点，尤其表现在婚姻方面。在今天的回族社会中我们往往看到传统回族社区与都市回族群体的婚姻状况的相反相成现象，传统回族社区有着相对完整的民族文化、宗教、地方性风俗，对个体及群体的行为起到社会化及进行相应的社会组织和控制，所以社区内部回族之间形成了民族—宗教—地方性风俗为理想婚姻选择条件的“集体意识”，同村族内婚形式尤为明显，更有甚者注重家族组织、经济势力，婚姻形成更倾向于家族亲戚“亲上亲”和门当户对，回族农村早婚现象普遍流行也与此不无关系，而教内婚规避了其开放性原则。对于因工作、学习而散居于现代都市的回族而言，他们大多是在传统回族社区出生成长，耳濡目染，必然受到传统回族文化和生活习俗的熏陶。同时他们有着现代教育背景、学历和社会思想。思想较为开放的这些都市回族在选择婚姻对象时注重学历、收入、职业、性格，但同时因宗教信仰也注重“教门”（伊斯兰教信仰），其结果往往出现终老而未婚、大龄婚现象。而部分人因为急于实现婚姻关系，发生婚姻对象“去条件”化的重大转变（即完全走向族内教内婚的反向），这样的案例在现今社会中屡见不鲜。那些在现代社会文化生活中不断将传统、民族性抛弃的回族个体最终以拒绝传统，甚至以变更民族为代价来换取婚姻幸福。无论是婚姻条件的弱化，还是拒绝民族传统，回族婚姻在现今社会里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更为复杂多维度的现实世界，回族的婚姻和民族认同被牢牢地放置在一起。

的确，在今天这个意识、观念、主义、价值不断涌现的时代里，回族文化在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加强对回族婚姻的历史认识，做到自我定位应该是极为重要的，这也是文化自觉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可以希冀的是回族婚姻的未来将是理性的、民族的、世界的、现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