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委任的专制王权

都铎王朝是十分幸运的：当它完成了这两项伟大的民族任务——统一和创建民族国家后，它自己就因谱系中断，而让位给苏格兰来的斯图亚特王朝。由于这两项丰功伟绩，它的统治得到举国的拥戴，尽管它十分专制，容不得半点反对意见，但它的功绩掩盖了它的缺陷，它在专制王权最终确立的那一刹那离开历史舞台，让它的继承者去面对全民族的挑战。

一个统治者如果不知道是什么使他的统治具有合法性，那他的统治就失去存在的道理了。斯图亚特的国王们就是这种人，他们只信奉一个原则，这就是“君权无限”。为维护这个原则，他们可以什么都不顾，乃至去冒天下之大不韪。为了给君主的绝对权力寻找理论根据，他们提出“君权神授”。但是像“君权神授”这样一种论点，就连地位比他们稳得多的都铎王朝的君主都是不敢公开表达的，詹姆士一世却摆出一副神学家的派头说：他的权力来自上天。他不喜欢议会说三道四，就对议会说：“我不愿人们辩论我的权力。”但他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呢？难道民族不是把他看成统一和民族国家的继承人，才承认他的存在吗？詹姆士不理解这一点，从这时起，国王和议会就开始交恶了。

如果说都铎王朝因完成统一和创建民族国家而取得统治委任权，那么斯图亚特王朝只有继续保持这两项成果才能巩固地位。但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对这一点一窍不通，在他们统治的四十年中，这两项成果又都好像成问题了，到头来眼看都要保不住。

英国的民族国家是在对天主教作斗争的过程中建立并且巩固起来的，反天主教实际是英国民族意识的表现形式。但詹姆士和查理对此一无所知，他们都对天主教过分宽容，甚至当天主教徒要杀害国王、颠覆政府时，詹姆士都无动于衷，不肯实施惩罚性法令。这就是1605年“火药阴谋案”败露后发生的事，詹姆士首次与民族情绪严重对立。接着，他又和西班牙议和，西班牙大使甚至成了他的心腹谋臣；他还让当时还是太子的查理去向西班牙公主求婚，联姻不成，反受到西班牙的奚落，大伤了英国人民的感情。后来，查理登位后为雪求婚受辱之耻，向西班牙开战，均告失败。查理本来是可以借民族的情绪提高他在国民中的地位的，但他却坚决不承认议会有讨论国事的权力，因此得不到议会的拨款，只得在兵败丢脸的情况下收兵作罢，为维护“君权神授”的信条而置民族利益于不顾。很显然，斯图亚特的专制王朝不再能代表民族了，王权失去了它的第一个统治委任权。

同样地，詹姆士和查理很快地破坏了都铎王朝时的民族团结，使国家再次陷于深刻的矛盾之中。他们的“君权神授”论使国王和议会不能合作，强行征税又引起各阶层人民的反抗。他们的宗教政策更使全民族截然分成两个阵营，为民族的分裂创造了条件。詹姆士说，“没有主教就没有国王”，因而竭力维护英国国教中最接近天主教的那些规定。但这种做法极大地触犯了他的清教臣民，因为清教所要求的，正是取消国教中残留的天主教成分。这样，为了“君权神授”，国王再次和人民对立。查理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他不仅让法国出身的王后在宫廷中公开恢复天主教，而且起用国教中最亲罗马教会的一批人掌管国教。1633年这批人的首领劳德出任坎特伯雷大主教——英国宗教的最高官员，这把国教中最温和的反对派都驱赶到清教一边去了，这以后，两个阵营就正式形成。1637年，劳德在查理示意下要把英国祈祷书强行推行到信奉长老会教的苏格兰，以此为导火线引起英国革命。1642年8月，查理终于不能靠合法的手段制服议会，于是在诺丁汉向议会宣战。内战爆发了，国家正式分裂了，斯图亚特王朝交回了第二个统治委任权——它的国王亲手挑起了内战。

现在我们来说说什么是“统治委任权”。统治委任权实际上就是历史的需要、人民的意志。历史的需要总是由人民的意志来体现的，因为人民是物质生产的直接从事者，他们的意志直接来源于物质利益的需要。当一种政权形式出现时，是因为这种形式有存在的理由，它的出现能满足某种社会需要。当这种形式完成它的使命但又无法容纳历史进步新的要求时，它的存在就成为社会继续前进的阻力，因而迟早要变还。这时候国民的“政治观念”就起作用了；人民能不能强烈地表达自己的意志？愿不愿为此而坚决斗争？统治者肯不肯倾听人民的呼声？对人民的意志做什么反应？对这些挑战的回答，决定着一个民族未来历史的走向和命运。

我们并不说某种政权形式就绝对地好，或绝对地坏，我们认为它的出现是有某种合理性的；但一旦这种形式失去了统治委任权，它无论如何总是要消失的，只不过消失的时间可能有迟早，消失的途径可能不相同而已。对一个民族来说，失去统治委任权的政权形式消失得越早，民族的苦难就越少。英国克服专制王权的斗争，就是这样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