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与王权

天文学家和天文学研究机构在中国古代的地位非常特殊，天文学研究机构是政府的一个部门，天文学家则是政府官员。《尚书·尧典》中就有尧任命天文官员的记载，《周礼·春官宗伯》记载的各种官职中，至少有六种明显与天文有关。《周礼》中讲述的官制基本上包括了古代中国社会中央政府的结构，对后世政府机关的构成产生过重大影响。“春官宗伯”所属各官即为后世礼部。两千年间，天文机构也确实一直在礼部的领导之下。其中“春官宗伯”的属官“大史”（即太史）的职掌包括王室文书的起草、策命卿大夫、记载军国大事、编史、管理星占、历法、祭祀等多项，后来太史成了天文机构的专职负责人。

虽然在中国古代天文学等到帝王重视，政府还常设天文结构，但是天文学并不是一门受到广泛提倡和鼓励的学问。政府甚至颁布法令，禁止人们私自学习天文，对犯禁者要依律课以重罚。最早的禁止私习天文的法令见于晋泰始四年（公元268年）颁布的《泰始律》，当时规定私习天文者要被处以二年徒刑。以后唐宋明清的法律中都有类似规定，并且处罚愈见严厉，如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将各地搜得的天文星占术士351人，选用68人留司天台工作，余者黥面发配海岛；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诏民间所有天文图籍器物通统交官焚毁，匿藏者处于死罪，告发者赏钱十万。明太祖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诏，钦天监人员永不许迁动，其子孙只准习学天文历算，不学者发南海充军。

天文学在中国古代既受到帝王的高度重视，又被视为“禁脔”，不许人们私习。这种表面上看起来有点自相矛盾的心理，在中国古代却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

如上文所述，在古人心目中天人之际是可以相通的。在中国上古神话中，描述了一条天地相通的物质通道。但这种物质通道毕竟不存在，所以人们进而相信天人之间可以进行精神上的交通，并且出现了专职从事通天事务的人员和专门进行通天活动的场所。很自然地，对通天事务包括与通天事务有关的人员、场所、仪器、典籍等的垄断成了王权得以确立的依据和象征。

掌握通天手段既然是获取统治权的必要条件，而天文手段是各种通天手段中最直接、最重要的一种，所以企图夺取统治权的人必须先设法掌握通天手段以享有天命，之后方能确立王权。那么靠什么方法向世人昭示某人已获得天命，并且进而得到世人的确认呢？这就要靠天文手段。专职的天文学家时时刻刻在观测天空，由他们去发现和指出上天呈现的一些征兆并加以解释。阅读史书，可以发现不少这类与天命转移、改朝换代有关的天象记录。

至此我们不难明白，为什么中国古代如前所述的那样，既重视天文又严禁私习天文。因为天文与王权有上述这样密切的联系，如果不对它加以控制，难免被“别有用心”之徒利用，从天象中找证据，造妖言惑众，来从事不利于现政权的活动。而如何确保国运久长，是每一个王朝所最关心的。

这里再举一个古代打破天文垄断的实例。在《诗经·大雅·灵台》一章中有这样的句子：“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克之。”这是一首颂扬周文王的诗格。说的是周文王发动群众搞人海战术，赶工建造灵台的事。灵台就是古人观天的场所。《诗·灵台》孔颖达疏引公羊说：“天子有灵台，以观天文，……诸侯卑，不得观天文，无灵台”、“非天子不得作灵台”。这意思说的很明白，只有天子才有资格拥有灵台，以观天文。诸侯的地位低，不得观天文，不能拥有灵台。周文王当时的身份是殷商的一个诸侯，他赶工建造灵台，就是要打破纣王的天文垄断，摆明了要造反。这一点，后世儒家无法为被奉为儒家先贤的周文王回避。实际上，周人是特别讲究和关注天命的，在武王伐纣战役当中，他们记录下了一系列天象。《国语·周语下》记载着：“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淮南子·兵略训》记有“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的天象。这些天象记录的一个意外功能就是为我们现在确定武王伐纣的年代提供了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