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步加深。在中国共产党号召武装抗日的推动下，全国文化战线开展了广泛的抗日宣传活动。以上海、北平为中心，各地的抗日团体、抗战刊物大量涌现，反对不抵抗政策和救亡图存的呼声日益高涨。“随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在国民党统治区，文化界抗日统一战线迅速建立起来。”[4]
南京失陷后，国民党政府机关大部分迁至武汉。中共中央代表团来到武汉，全国的救亡团体、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名流及大批流亡学生和知识分子云集武汉，这里迅速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为顺应抗日民众意愿和文化发展潮流，国民党以往文化专制主义有所收敛，对抗日统一战线和民主采取了一些较为开明的政策和措施。抗战群众性文化团体和文化活动日趋活跃，各种抗日救亡和进步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创办。随着抗战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一大批优秀的文化文艺作品不断涌现。特别在“文章入伍、文章下乡”这一口号昭示下，广大文化工作者用各自特殊的武器，肩负起宣传抗战、揭露敌人、鼓舞民心的积极作用。
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抗战文化更是蓬勃发展。据统计，在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版的大小报纸共计150种以上，杂志140种以上；在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新四军政治部出版了《抗敌报》《战士园地》等，新四军各支队还有油印小报30多种。除报刊外，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图书出版发行都有一定的规模。各敌后抗日文艺十分活跃，广大文艺工作者面向工农兵，在极其艰苦的战斗环境中，克服重重困难，创作出大量反映抗战现实，讴歌根据地建设、揭露敌人罪行、鼓舞军民士气的诗歌、戏剧、报告文学和小说。在被敌人分割包围的艰苦环境中，根据地的抗日文化为坚定军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激励和鼓舞抗战士气，揭露敌人的残暴罪行和分化瓦解日伪军，发挥了重大作用。
抗战期间，一大批文化界先进分子投笔从戎，置身抗日战场，甚至为国捐躯。郁达夫就是杰出代表。郁曾留学日本，后在上海参加文化界抗敌协会等组织。1938年12月流亡到新加坡，通过担任编务等工作，积极宣传抗战救亡。从1938年到1942年，郁达夫在新加坡三年多时间，以一个爱国文化人的身份，在各大报上发表了100多篇激励抗日和坚定必胜信念的政论文章，对当地乃至南洋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他在新加坡发动义演、义卖、献金、献物，并将所得钱物寄回国内，支援国内的抗日救亡运动。1942年，他又担任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职务，作为文化界的中心人物，一直站在抗日救亡的最前线，是冲锋陷阵的文化勇士。后在苏门答腊被强迫做当地日本宪兵队翻译。他身在曹营心在汉，借此特殊条件，为配合、保护当地抗日运动作出了很大贡献。1945年9月17日，在苏门答腊被日寇杀害，英勇殉国。[5]
【注释】
[1]聂辰席主编，李春雷编著：《红色太行》，河北美术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第74页。
[2]萧泓、龚格编：《抗日战争中的元帅将军》，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第192～197、212页。
[3]《〈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1945年卷（中），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第833页。
[4]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4月第1版，第371页。
[5]谢春涛主编，祝彦编著：《抗日：中国人一定要记住的人物》，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326～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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