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精神是抗战军事斗争策略之基

1938年7月6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在武汉召开，作为中共身份的参政员毛泽东未参加会议，他在致大会的电文中说：“寇深祸亟。神州有陆沉之忧；民众发舒，大难有转旋之望。转旋之术多端，窃谓以三言为最切：一曰、坚持抗战；二曰、坚持统一战线；三曰、坚持持久战。诚能循是猛进，勿馁勿辍，则胜利属我，决然无疑。”^[1]毛泽东在这里明确无误、肯定无疑地提出了中国抗战胜利的三条根本措施。1938年的7月，毛泽东为延安《解放》周刊题词：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中国共产党主张实行的全面全民族抗战路线，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作战原则，对抗日战争实施正确的战略指导，是夺取抗战胜利的基本保证。这些战略思想，与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是一致的，它解决了我军如何在劣势兵力和落后装备条件下，去战胜强大敌人的问题，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学说的重大贡献。中国抗战胜利的历史充分证明了他的论断。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起到了中流砥柱作用，这是有目共睹的历史事实。决心抗战、坚持抗战，就必须从中日双方国情出发，从战争的性质出发，制定一整套符合实际的战略、战术和作战的原则、方法。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当着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在国内政治生活刚刚出现新的重大转折之时，毛泽东敏锐洞察决定今后斗争形势走向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这两个主要因素，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科学分析和准确判断，从而制定了党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成为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我党一切政治、军事战略和策略的基本指导依据。

为争取抗战的胜利，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

抗战初期，伴随提出和贯彻独立自主游击战略方针，红军军事战略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转变，即将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正规军变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时期的游击军；将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打运动战为主，变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时期以打游击战为主。

当我们全面回顾总结我党领导抗战的过程与取得最终胜利的经验时，除了广泛建立和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项根本政策之外，笔者觉得还有几条最关键：

第一，将抗战分为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有利于相互配合，发挥各自优势。诸如平型关战斗配合太原、忻口会战；八路军总部自1938年上半年三次命令部队向平汉、平绥、正太和同蒲北段铁路沿线出击，以配合徐州会战等等。

第二，实行全民抗战与持久抗战，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1938年秋，日寇在正面战场步步逼近武汉，并图谋夺取广州，以求速战速胜，灭亡我国。然而，在广大的敌后地区，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群众结成血肉联系，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日本侵略者的后方受到日益频繁的袭扰和攻击，战争进程不像侵略者所期待的那样，而是变得更复杂和更加持久了。

第三，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正规部队、地方部队、民兵与民众互相支援。中共领导的军队的战略方针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创造抗日民主根据地；配合正面战场友军作战；从后方和侧翼打击牵制日军；实行游击战争作战原则；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小股敌人，打得赢就打，坚决地打，力图“断其一指”，打不赢就走，避免打消耗战和阵地战。这是由当时中共领导的军队的力量和能力所决定的。处在华北敌后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被日寇视为心腹大患。日寇自1937年11月至1938年春对晋察冀边区的围攻失败后，又在1938年9月进行全面围攻。边区军民在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和保卫家乡的号召下，深入持续地进行了反敌围攻的组织动员和具体准备。边区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彻底实现坚壁清野，大小村庄建立起纠察队、运藏队、破袭队等一套坚壁清野的组织。军区从敌我情况和特点出发，明确作战的基本原则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以小部队围绕于进犯敌人的周围，不断袭扰、消耗和疲惫敌人，争取在有利条件下集中主力歼灭敌一股或一部，或将主力转移外线实行机动。对深入与据守边区内的日寇，则连续猛烈袭击，开展破交战，打击其运输补给，实行彻底的坚壁清野，以围困的办法予以逼退。待日寇疲惫已极被迫撤退时，八路军则集中主力，配合游击队沿途设伏，前后堵击，相机实施短距离出击，求得消灭其一股或一部。这些作战原则既是红军时期反“围剿”作战经验的运用，又有新的创造和发展。即，如在强敌进攻的形势下，主动退却，诱敌深入，避强击弱，包围迂回，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敌；在敌“围剿”尚未准备就绪的有利条件下，主动进攻，打破敌人的“围剿”计划等。正是在这个正确战略决策和战略原则指导下，经过边区广大军民的共同战斗，从1938年9月20日至11月7日，历时48天，分三个阶段粉碎了敌人5万大军的十路围攻，取得此次反围攻作战的胜利。

第四，一面生产，一面战斗，保障供给，支持战争。在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区，实行武力和劳力相结合、战斗和生产相结合，尽管敌人不断“清剿”，战斗十分频繁，但生产运动仍获得了很好的成绩。发表于1943年的新秧歌剧《兄妹开荒》，就集中反映了边区大生产运动中，人人努力劳动，奋力支援前线的精神风貌和崇高境界。在这些地区坚持斗争的部队，采取了许多办法保护群众生产，并带领群众平毁封锁沟墙，扩大了耕地面积。在春耕、夏收、秋收期间，部队积极打击敌人，掩护群众生产，抓住机会拔除敌人据点、碉堡。部队本身的生产则根据战斗任务，灵活安排，敌人来了就战斗，敌人不来就生产。有的部队在经常活动的地区经营菜园，在不经常活动的地区种大田。有的部队农忙时集体突击搞生产，平时执行战斗任务，留下少数人员继续经营。有的部队和群众换工互助，在连续作战期间，群众帮助部队生产，情况缓和了部队给群众帮工。

党中央在1943年10月发动“大规模生产运动”，要求军队“一面打仗，一面生产”。边区军民贯彻“劳武结合”方针，大生产千方百计搞起来时，游击战也更加活跃，保卫了生产，掀起了生产热潮。直接配合战争的保障也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比如在根据地建立通讯联络站和架设电线，就是一例。冀西山区架起的“飞线”就很有传奇色彩。晋察冀党政机关及军区各部队，最初都是把电线沿大道、平川架设，敌人“扫荡”的时候经常遭到破坏。边区军民及时总结经验，将所有的电线避开大道，沿偏僻的山坡、山沟架设，有的干脆从两个高耸的山峰中间“飞”过去，敌人在下面走，眼巴巴地看着天上的“飞线”没办法。上山破坏要爬很高的山路，而且小股敌人上山，随时有被八路军和游击队歼灭的危险。大队人马攀登，问题更大，只得任凭“飞线”高挂蓝天。晋察冀根据地架设“飞线”经验曾被八路军总部推广。开始时架设“飞线”是单路单线，后来发展成多路迂回线路，把山区的各个线路连在一起，四通八达。这对及时了解敌情，保证作战指挥，起了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