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家可归的巴勒斯坦人

巴勒斯坦人在阿拉伯世界里是具有高水准文化背景的一族。千百年来，巴勒斯坦知识分子和商人在阿拉伯世界中颇露头脸。但半个世纪之前，由于巴以、阿以冲突的爆发，巴勒斯坦人的家园被以色列人占领，上百万巴勒斯坦人流落在外，沦为难民。

阿以冲突的起源和核心

阿以冲突的起源是巴勒斯坦问题，即巴勒斯坦的归属问题。

巴勒斯坦地区地处欧、亚、非三大洲交会处，是人类历史上一片神奇的土地。根据传说和史实，早在约4000年前，现代犹太人的祖先希伯来人在其部落领袖亚伯拉罕（阿拉伯人称之为易卜拉欣，据《古兰经》称也是阿拉伯人的先祖）的带领下，由两河流域来到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区（当时称迦南，土著居民为迦南人）。在这里，据说亚伯拉罕得到了上帝的启示，说凡他举目四望所能看得见的地方，都永远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据此，将巴勒斯坦地区看作上帝“特许”给犹太人的土地，就成为犹太教一个最基本的教义和犹太民族根深蒂固的观念。在1　0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犹太人或独立建国（常常只局限于该地区的某一部分），或臣服于外来征服者，并曾先后两次在耶路撒冷为上帝修建金碧辉煌、雄伟壮丽的“圣殿”。纪元前后，罗马帝国占领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惨遭迫害，开始被驱赶或逃离巴勒斯坦地区。从此，犹太人流散到世界各地，“犹太人的巴勒斯坦”不复存在。公元7世纪30年代，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兴起，形成了盛极一时的阿拉伯帝国，阿拉伯人从基督教的拜占庭帝国手中夺得巴勒斯坦地区，并在此定居了下来，与当地土著居民长期融合，形成了今天的阿拉伯巴勒斯坦人。从此，巴勒斯坦地区又很自然地打上了阿拉伯和伊斯兰的烙印。

犹太人离开巴勒斯坦到世界各地定居的历史（史称大流散）是一部充满痛苦和悲惨的历史。在中世纪的欧洲，平均每个世纪都要出现一两起反犹、排犹的浪潮。19世纪末，欧洲又出现新的反犹、排犹狂潮，严酷的事实使一些犹太思想家得出结论：犹太人要彻底摆脱悲惨命运，必须回归故地（指巴勒斯坦地区），重建犹太人自己的国家。于是，以团结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通过向巴勒斯坦移民最终建立犹太人国家为目的的犹太复国主义应运而生。犹太复国主义得到了当时正觊觎巴勒斯坦及中东地区的大英帝国的支持。1917年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发表了所谓的《贝尔福宣言》，公开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民的民族之家”。一战后，英国对巴勒斯坦实施委任统治，欧洲犹太人开始纷纷涌向巴勒斯坦，阿—犹矛盾不断激化。1947年11月，在美国的操纵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决定在巴勒斯坦分别成立阿拉伯国和犹太国。当时实际只占有6%土地和三分之一人口的犹太人，分得了巴勒斯坦56%的土地；而占总人口三分之二的阿拉伯人仅得到43%的地域；耶路撒冷和伯利恒则作为国际社会共管下的独立飞地。分治决议遭到阿拉伯国家的一致拒绝。

联合国分治决议的通过和它的具体实施，给阿以关系种下了祸根，使中东地区进入了动荡不宁的漫漫长夜。在以色列国宣布成立的第二天，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战争就开始了。从此，巴勒斯坦问题演变成了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全面冲突。从1948年至1973年，以、阿之间共进行了4次大的战争。其中，第一次中东战争的结果，以色列不仅保住了联合国决议分给它的领土，而且占领了拟议中的阿拉伯国6　222平方公里土地（占分给阿国土地总面积的一半多），其余的巴勒斯坦部分分别为约旦和埃及占领；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以色列突袭埃及、叙利亚和约旦，在6天内占领了巴勒斯坦的其余部分（即今天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以及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和埃及的西奈半岛。这次战争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242号决议，要求以色列从各占领区撤军，有关国家相互承认主权和政治独立。242号决议现已为国际社会和阿以各方所接受，成为中东和平谈判的基础。

对于巴勒斯坦人民来说，1948年和1967年两次战争意味着丧失家园，成为无家可归或有家难归的人，上百万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逃亡约旦、叙利亚及黎巴嫩等国而成为难民。尽管如此，散居在世界各地（主要是阿拉伯各国）的巴勒斯坦人仍有良好的表现，许多人已经进入所在国家的中上层，成为杰出医生、著名教授或绩优商人。时至今天，阿以冲突——这场20世纪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矛盾最为激烈、在国际关系中也影响最大的地区性冲突依然存在。

加沙地带的早晨

凌晨5点，加沙地带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便排成了长队，准备通过加沙与以色列交界处的埃雷兹检查站进入以色列打工，或等待雇佣零工的以色列雇主来选人。这些巴勒斯坦人静静地等在埃里兹检查站前，依秩将以色列发放的工作许可证交出接受检查，以色列士兵在确定他们在以色列境内具有工作机会、工作证尚未逾期之后即摆手放行。尽管是凌晨，天气仍然湿热沉闷，满怀希望的巴勒斯坦人一个挨一个走向检查的士兵。在边界的另一边，大轿车和出租车等待着将这批睡眼惺忪的人们运往他们所要到达的工作地点。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埃雷兹检查站前不断重复着前述的一幕。1994年成为巴勒斯坦自治区一部分的加沙地带，自然条件十分恶劣，一半以上的土地是荒漠和沙丘，气候炎热干燥，水源极其缺乏。由于战争及长期处于以色列的占领之下，加沙地带的经济非常落后，生存环境甚至远远落后于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在不足200平方公里适于居住的土地上（加沙总面积约380平方公里），拥挤着70多万巴勒斯坦居民，其中70%～80%（50多万）是居住在难民营中的巴勒斯坦难民。巴勒斯坦人口出生率高得惊人，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七八个以上孩子，全家十四五口人都不算多。在以色列统治下，加沙地带工业几近于零，只有一些食品加工及陶器和纺织业，农业由于近年来水位下降而处于萎缩之中。因此，长期以来，加沙地带的居民在经济上严重依赖以色列，至少半数以上的当地劳动力在以色列境内打工。他们大多数从事犹太人不屑于干的笨重体力劳动，拿着不足犹太人工资一半的薪金。一旦以色列经济萧条或封锁加沙地带（近年来以色列动不动就封锁巴勒斯坦自治区），加沙居民的生活立刻就会陷入灾难性的境地。

加沙地带长期以来处于封闭状态，多年来，只有极少数的加沙居民在经过以色列当局极为严格的审查后离开过该地区。加沙地带民风极为保守，妇女在公开场合均捂得严严实实，一般情况下不能外出做工。记得在笔者访问加沙时，与我们同乘一辆出租车去加沙地带的一位妇女，打扮入时，我甚至把她当成了欧洲人，但在车行至接近加沙地带的边界时，这位妇女很麻利地从手提包里掏出一块大纱巾罩在了头上，原来她是一位在耶路撒冷打工的加沙居民。

加沙难民营

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很多都住在难民营中，他们是1948年和1967年战争中被以色列军队赶出家园的巴勒斯坦人及其后代。

“贾巴利亚难民营”位于加沙地带的首府加沙市以北约5公里处。该难民营的入口处有一座原以色列军队的基地，院子内竖立着高达30多米的铁架式瞭望塔楼，在此楼上站定，方圆十多公里内的难民营尽收眼底。该基地现已被用作难民营巴勒斯坦警察局。“贾巴利亚难民营”规模庞大，一望无边，看上去真像一座简陋的城市。这里，巴勒斯坦居民的生活条件极为恶劣，到处是破烂不堪用旧铁皮甚至破纸箱做的“房屋”，当然也有一排排由两层楼房组成的街道。难民营中没有柏油马路，街道的地面上布满厚厚的浮尘，每当汽车过后，到处尘土飞扬，使人甚至看不到街道对面的人。难民营内商店、邮局、瓜果蔬菜摊点倒是应有尽有，联合国和国际红十字会的车辆在难民营入口处不停地进进出出。

恶劣的生存条件使加沙地带成为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起义的首发地和大本营。“贾巴利亚难民营”入口处离原以色列军事基地不远处的一片开阔空地，就曾经是巴勒斯坦青年与以色列军警频繁冲突和对峙的主要场所之一。一位曾数次遭到以色列军警逮捕和关押的巴勒斯坦青年向我们讲起了那些令人难忘的岁月中发生的事情。他说，在那些年月，以色列士兵经常半夜搜屋，动不动就实行宵禁，多数加沙人（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人）已习惯成自然，不得不逆来顺受。但诸如他这样的青年和少年却不甘心忍受如此屈辱，往往八九岁的小孩子也能成为巴勒斯坦起义（向以色列军警扔石头）的主要成员。年轻人无路可走，三分之二的男人找不到工作，妇女的境遇就更惨了，每天不得不呆在家中，年轻母亲及少女的健康问题相当严重。生活的压力、情绪的沮丧以及处处受到限制和屈辱等等都逼人发疯，令人愤怒。

“贾巴利亚难民营”中的许多居民，原本来自耶路撒冷的伊斯杜，即今天西耶路撒冷的一个地方。他们在谈到其祖祖辈辈居住的故乡时，总会不厌其烦地向你描述其故居附近的一棵华伞巨张、傲视群伦的无花果树。后来，根据难民们的描述，一位西方记者曾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专门在西耶路撒冷的伊斯杜寻找让众多难民充满眷恋之情的无花果树。真是功夫不负苦心人，这位西方记者终于在伊斯杜一家犹太人购物中心附近发现了它。当然，也许是因为长期失去主人的缘故，这棵无花果树比难民们形容的老迈低矮了许多，身上布满了灰尘，光秃秃的枝条上缠绕着零乱不堪、随风摇曳的电线。此情此景，让人伤感之心油然而生。

哈马斯组织的夏令营

在加沙地带一处满是垃圾的地方，200多名十几岁的男孩排队走进一个阳光明媚的院子，准备上这一天的电脑课和学习《古兰经》。这是一个为期一个月的夏令营，主办者是加沙的一个伊斯兰社团。在飘扬的巴勒斯坦国旗和伊斯兰旗帜下，这些来自贫穷家庭的孩子，接受着现代化和传统教育，他们在学习之余可以扬帆出海、参观医院或者同加沙的巴勒斯坦警察们一起执勤。

学习结束后，这些男孩可以得到结业文凭，证明他们对电脑的掌握程度。对失业率高达70%的加沙人来说，拥有电脑技术文凭的人无疑将更有机会找到合适的工作。参加这个夏令营的费用很低，包括学员们统一的服装、每天的伙食费及业务培训等加起来，每人总共才收费15美元左右。为什么收费如此之低呢？原来，这个夏令营是哈马斯（即伊斯兰抵抗运动）资助的。多年来，哈马斯等伊斯兰社团组织在加沙地带开展了一系列社会服务及慈善性的活动，他们利用遍布城乡、难民营的分支组织，通过设立幼儿园、孤儿院、体育协会、图书馆、学校、夏令营、医院等各种福利机构，为生活贫困的加沙人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据巴勒斯坦一位著名人士说，哈马斯是一个依靠广大下层群众的团体，它的基层工作做得很好，在被占领的加沙地带为普通百姓提供各种服务（在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建立之前），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政府的职能。据称，哈马斯的社会服务工作年开支额超过1．2亿美元，大部分的经费来自在海外工作的巴勒斯坦人和其它阿拉伯国家的援助。当然，哈马斯从事广泛社会服务活动的成效，往往由于其所属武装组织制造的流血暴力事件而黯然失色。

三大宗教的共同圣地

希布伦市是约旦河西岸南部的重要城市，人口约10万左右，这在约旦河西岸是数得着的大城市了。这座城市在中东颇负盛名，但中国普通老百姓却是由于数年前那里曾发生过一件举世震惊的清真寺惨案而知道它的。1994年2月25日凌晨，一名犹太极端分子闯入希布伦易卜拉欣清真寺，用冲锋枪向正在做祈祷的巴勒斯坦穆斯林扫射，打死、打伤数十名巴勒斯坦平民。这一事件就是著名的“希布伦惨案”。

“希布伦惨案”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惨案发生地易卜拉欣清真寺内有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三教共认的先知亚伯拉罕（阿拉伯人称为易卜拉欣）及其子孙的墓葬，因此是三教共同的圣地。历史上，这里曾多次建立过犹太教教堂、基督教教堂和伊斯兰教清真寺，至今在这个被当地巴勒斯坦人称作易卜拉欣清真寺的大型建筑内，仍保留着一个犹太教教堂，犹太教堂与穆斯林祈祷室之间有门相通。据说“希布伦惨案”发生时凶手就是通过犹太教堂进入穆斯林祈祷室行凶的。本来他还想在行凶后原路返回，但由于在教堂内祈祷的犹太人听到枪响，以为巴勒斯坦人要杀他们而将教堂通往穆斯林祈祷室的门关闭，这家伙无路可逃被当场击毙。在耶路撒冷之外，三教圣地高度重叠的情况在希布伦又一次得到了集中的体现。由于圣地之争，近百年来这里犹太人和阿拉伯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宗教、民族矛盾一直异常激烈。19世纪末，大批犹太移民从东欧来到了这里，致使民族矛盾开始紧张。1929年，希布伦市发生大规模暴力事件，多数犹太定居者被杀，少数幸存者被迫迁往耶路撒冷。1967年战争中，以色列军队占领了希布伦市，但鉴于该地特殊的情况，以色列政府曾明令禁止犹太人在这里建立定居点，并保留当地人的“圣地”（即易卜拉欣清真寺）管理委员会。但犹太人可以自由出入，以色列军队一天24小时在“圣地”周围设有岗哨。1972年，一批死硬的犹太人经过几年的斗争最终使以色列政府同意，允许他们在希布伦市边缘、离“圣地”约一公里的地方建起了1929年之后的第一个犹太人定居点。犹太人的重新到来再次激起了当地人的愤慨，但坚信这块土地属于犹太人的死硬分子却不满足于居住在市区的边缘，1979年在首批定居者之一利温婕尔（11个孩子的母亲）的带领下，一批犹太妇女和儿童从希布伦市边缘的定居点出发，非法占领（即使按以色列的法律也是非法的）了市中心“圣地”附近的原犹太人医院遗址，并建立新的定居点。希布伦市的犹太人定居点，特别是1979年设立的市中心定居点，犹如巴勒斯坦人海洋中的孤岛。以色列“大卫星”国旗在犹太人建筑上飘扬，犹太定居点周围由以色列军队保护，以军哨所高高设在犹太定居者的楼房之上，居高临下监视着下面的阿拉伯市场及居民区，致使希布伦市成为宗教民族矛盾最为紧张的地区，几乎每天都发生冲突事件。因此，希布伦惨案虽是偶发事件，但偶然中带有一定的必然性。

在“希布伦惨案”发生半年之后，我们访问了这座仍然被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名城。我们从耶路撒冷乘坐巴勒斯坦人的公共汽车，将近中午时分来到希布伦市中心的车站。一下车，我们就看到不远处的十字路口浓烟滚滚，几只汽车轮胎正在燃烧，几百名巴勒斯坦青年正在向犹太人楼房周围的以色列士兵扔石块、玻璃瓶，不时有几声枪响，催泪瓦斯的烟雾呛得人直流泪，联合国国际观察员身着白装、开着带有联合国标志的车辆静观事态的发展。冲突地点周围的商店暂时关门，汽车绕道而行，但百米开外市民生活一切照旧，人们似乎对此已司空见惯。易卜拉欣清真寺从惨案发生后一直处于关闭状态，以军在其周围布有重兵，戒备森严，任何人不得靠近。从市容看，希布伦市比较繁华，当地人的生活水平也明显比加沙地带高出许多。我们在路边遇到一位名叫阿卜杜拉的巴勒斯坦年轻人，他的观点很有意思。他说他对当地政治不感兴趣，不屑于在街头扔石头，但他对希布伦市以外的政治、如阿以冲突却非常感兴趣。他知道中国的毛泽东，认为阿拉法特建国和毛泽东建国性质是不一样的，因为阿拉法特是以色列人让他回来的。阿以冲突不可能和解，现在不可能，将来也不可能。他称以色列就像一滴水，在阿拉伯的海洋里，它若不融入海洋，那就只能被消灭。他承认现在阿拉伯无力吃掉以色列，但相信终有一天阿拉伯可以做到这一点。近年来，阿以之间政府与政府的和解进程已经上路，但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和解尚需要整整一代、甚至几代人的时间才能完成，巴勒斯坦青年阿卜杜拉的观点使我更加深了对这一点的认识。

约旦境内的巴勒斯坦人

约旦是流亡国外的巴勒斯坦难民最多的国家。约旦河西岸与约旦仅一水之隔——约旦河，而这条著名的、极具历史意义的河流其实只是一条窄浅多沙砾的细流。千百年来，她在这片《圣经》描述的土地上无声无息地流淌。驱车通过架设在约旦河上的艾伦比桥和侯赛因桥，用不了多久就可到达约旦王国的首都安曼。

约旦究竟有多少巴勒斯坦难民？现在，确切的数字已无从统计了，因为约旦政府将全国人民均视为约旦国民，但据说在约旦总人口中巴勒斯坦人要占到60%～70%。海湾战争之后，由于被怀疑同情伊拉克，为数高达30万之多的持有约旦护照的巴勒斯坦人，被迫离开科威特回到约旦。他们别无选择，只有约旦可勉强称为他们的家。

许许多多在约旦的巴勒斯坦人都做出了堪称是辉煌的成就。他们热心学习而且工作勤奋，对约旦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逐渐在约旦国家整体结构中成为一股强大的势力，特别是在商业、金融、教育等方面。即使是在政治方面约旦巴勒斯坦人也有重要的影响。出生于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显赫世家的纳希礼，就曾位居约旦首相之职。

然而，绝大多数约旦籍巴勒斯坦人都仍然心向“巴勒斯坦祖国”。出生于耶路撒冷的社会学家纳希尔博士即是巴勒斯坦人时刻向往“家园”的最好例证。纳希尔博士于1948年战争后随同双亲来到约旦，他说：“我们用时间为将来做准备。我们住在离约旦河西岸不远的这里就是表示我们对巴勒斯坦忠贞不移的情感。我们等待重返耶路撒冷家园。”他向来访者保证，其它巴勒斯坦人也抱这种态度。“很多从来没有到过巴勒斯坦的人，却都与巴勒斯坦融为一体，誓死要回到那里。”

不忘家园

在安曼商业界，到处可以看到巴勒斯坦人的身影，巴勒斯坦人的店铺更是安曼市场的一大特色。自从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的土地以后，不少巴勒斯坦人来到约旦定居，约旦也慷慨地为巴勒斯坦兄弟提供了尽可能的帮助。巴勒斯坦人虽身在异国他乡，但时时刻刻怀念着故土和亲人，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这种感情。

在约旦首都安曼，市场上的不少巴勒斯坦人商店是以巴勒斯坦的地名命名的，许多商店陈列着来自巴勒斯坦的工艺品，如加利利的玻璃制品、耶路撒冷的木雕、伯利恒的贝雕等等。在巴勒斯坦人商店的橱窗里，还不时可以看到巴勒斯坦地图，它们有的绘制在金银薄片上，有的则画在来自约旦河西岸的橄揽木上，时时提醒着巴勒斯坦人的家园所在。

在安曼街头，身着巴勒斯坦民族服装的妇女更是引人注目。她们的服装带有精美的刺绣，色彩绚丽。巴勒斯坦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特殊标志和图案，雅法的姑娘们爱在衣服上绣上橘子和柠檬花的图案，加利利妇女的衣服上绣有葡萄枝叶的图案，加沙一带的姑娘们喜欢戴上只露出双眼的面罩，拉马拉的姑娘们则爱穿白色的衬衫。这些传统的民族服装仿佛是一幅幅活的巴勒斯坦地图，使人不由得不想起约旦河西岸那片广阔的土地。

犹太人定居点

艾里尔定居点位于耶路撒冷以北约60公里处，是以色列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建立的最大的犹太人定居点。它座落在一片较高的丘陵上，四周为橄榄树及白杨树环绕，实际上就是一座易守难攻的据点。犹太人传统的红瓦房屋及瞭望塔星罗棋布，出入口更有重兵驻守。据史书记载，这里曾经是中古时代的一个城堡，当时城堡的主人从这里统治着附近的农家村落。目前，类似的许多个犹太人定居点遍布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在被占领土定居的犹太人多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死硬分子”，抱定在“老祖宗的土地上”扎根的信念，并明确声言，不论签署任何和平协定，犹太定居点绝不交还巴勒斯坦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艾里尔定居点及其它许许多多犹太人定居点的基建工程，大多都是雇用巴勒斯坦建筑工人完成的。当地的巴勒斯坦建筑工人也从来不隐瞒这一事实。当问到他们为什么心甘情愿为其所憎恨的以色列人工作时，他们会一致回答说：“逆来顺受吧，我们要活下去啊！”据巴勒斯坦人讲，这里很难找到工作，他们被以色列人雇佣去盖房子只是因为没有任何以色列人愿做这种苦工。

据一位身体健壮、膀大腰圆的巴勒斯坦青年穆罕默德讲，他每天给定居点的犹太人做十几个小时的工，而到了晚上，他和他的伙伴们（也与他一起给犹太人当建筑工人）却要出去骚扰犹太人。他们经常是头天晚上挥舞反以旗帜，并朝以色列巡逻队投掷石块，第二天一起床又去为以色列人建房子。据说，以色列人对此也是非常清楚的，因此他们便经常实施宵禁，限制巴勒斯坦人自由活动，从而造成巴勒斯坦人经济生活的恶化，以此来惩罚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人实施宵禁或封锁期间，巴勒斯坦人不带身份证就不能跨出家门一步。如果不带身份证被查到，即会遭到逮捕、控诉、审判或监禁。以色列官方一再宣传，除非巴勒斯坦人完全停止暴力活动，免除以色列方面的安全顾虑，否则以色列就须经常封锁巴勒斯坦人居住的地区。

实际上，即使在以色列重兵保护下，居住在被占领土犹太人定居点的以色列人的安全也是不可能得到保障的。他们外出要绕开巴勒斯坦人聚居的地区，走特定的路线，而且一般情况下绝对不敢在中途停车。在邻近阿拉伯人聚居的海巴伦镇的一个犹太人定居点，你可以看到穿着便服的以色列平民手中提着自动步枪在街头巡逻，并随时检查行人的身份证件。当你问他光天化日之下为什么平民还会携带武器检查过往行人时，他会颇为惊奇地对你说：“我们是犹太人啊！我们在保护各家各户的安全，以免遭受恐怖分子的袭击。要知道他们就在我们的四周啊！”活脱脱一副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

以色列军人的抱怨

实际上，在巴勒斯坦人面前耀武扬威的以色列军人也有自己的苦衷。一位以色列年轻军官在谈到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尖锐对抗时说：“你可以走近任何一位巴勒斯坦人，给他一记耳光，他会毫无表情地立在原地一动不动，但你肯定会看到他满腔仇恨，眼睛里闪着凶光。”

这位军官声言：“你感到自己凶狠、厉害，但那是被逼出来的。我们可以在深更半夜闯进巴勒斯坦人家，揪出任何一个人予以逮捕，但我不知道这么做有什么意义，也许只是表示我们比他们更厉害而已。现在，已经有很多以色列军人不愿再主动找人家的麻烦了，能避免的尽量避免。”

这位军官在谈到巴勒斯坦人的反抗时称，“他们都很善于投掷石块，而且常常是瞅准了时机来的，以便击中疾驶中的汽车车窗，造成很重大的车祸。”他说：“这样的游击战，使以色列军人防不胜防，也造成以军士兵的不少误伤。有一次，我的一位部属在巡逻时突然看到街角处有人举枪向他瞄准，于是立即开枪，结果应声倒地的竟是一个13岁的巴勒斯坦小孩，孩子的手里拿着一支漆成黑色的扫帚柄！”“我们真是沮丧透了！我们恨透了这种把戏。在战争中你是为某种目的而杀戮，而在这里我们却是在和妇女、儿童作战。”

同样企盼和平

实际上，越来越多的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已厌倦了这场旷日持久的“世纪冲突”。随着中东和平进程的不断向前推进，越来越多的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加入到化解怨仇、沟通观念的队伍中来。

以色列前总理阿拉伯事务顾问、大名鼎鼎的情报机构摩萨德前任副首脑谭礼达先生就是一位致力于巴以、乃至阿以和解的人。他领导着一个由一批预备役军官、退休高级情报人员和驻外使节、以及学术界研究人员组成的“和平促进会”组织，四处活动促使以色列政府停止扩建被占领土的犹太人定居点，并进而评估成立“巴勒斯坦国”的可行性。谭礼达先生说：“大家必须了解，我们和阿拉伯人已经争战了40多年。我们必须明白，任何战争都终有结束的一天，我们迟早还是要和巴勒斯坦人和平相处的。”

当然，类似的组织仍然是很少很少的，在以色列国内也受到了较广泛的攻击，但它在过去是根本不可想象的。有种种迹象显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已经开始拆除分隔他们的障碍：如一个由以色列人所领导的人权组织，和巴籍医生密切配合，在占领区提供紧急医疗及健康服务；不少以色列律师竭尽所能给予受苦受难的巴勒斯坦儿童以保护；在以色列国内的许多社区中，穆斯林、基督徒及犹太人一起工作，以尽量减低邻居之间的紧张气氛和精神压力，等等。愿意和平的人们深信，和睦相处乃是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共同利益所在，而通过双方人民的不懈努力，这一天一定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