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文化在初唐的崛起

初唐时期，根据地域精神的不同，影响政治与文学的文化可以被划分为三大文化圈：关陇文化，山东文化和江南文化⁽¹⁾。

关陇地区处于中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人多劲悍而性多质直，于崇勇尚武中往往展露一种粗犷英气，表现在政治范畴则往往是一种崇尚功名的品质。唐朝的最高统治者来自这一集团，其中将相大臣也有不少人来自这一集团，他们毋庸置疑将一种积极昂扬俊侠豪爽的北方民族的进取精神带进了他们统治的这个王朝。

山东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源远流长的儒家思想润泽着这片土地。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己身的原则更多的强调个体道德的自足性。同时，河汾大儒王通“推帝皇之道，杂王霸之略”的精神在隋末唐初这一特殊时期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受他影响的大批山东文人中就包括了温彦博、魏征、房玄龄等人，而他们不但是唐统治中心的重要大臣更是天下文人之所向。这种影响赋予山东文化以道德自律和功业自许的双重特征。⁽²⁾而山东文化中的功业自许往往比关陇地区的功名崇尚更多要求在道德的规范下，即往往遵循一种道德合理性，而非工具合理性。

江南文化是古老的吴越文化的新发展。“吴越暖景，山川如绣”，江南如画的山水，人民的勤劳强悍，加之东晋后氏族大量涌入引起的文教兴盛，形成了“文为儒宗、武为将帅”、清水温玉与吴钩越剑并重的精神。一方面士人们崇尚清秀俊逸与自然婉丽，另一方面民性好剑轻死。《汉书·地理志》称：“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范成大《吴郡志》卷二引华谊语曰：“吴有发剑之节，赵有挟色之客。”然而这刚性的精神沉醉在内敛而精致山水里有时会表现出不婴世物而淡泊的生存姿态及文辞言谈的书卷风流或者轻狂放诞豪迈不羁的洒脱之风。

唐朝伊始，关陇文化在京城占据着绝对统治的地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影响虽然逐渐变小，但是，即使在文化融合已经取得辉煌成就的盛唐中唐也未消失。山东文化则凭借自己的人才优势以及统治者久乱思治的政治理想与社会需要相契合逐渐占据了较大的优势。而江南吴越文化则因为与亡国之音相联系而处于被防备的地位。这从以下的统计数字来可以看得更直观、更清晰。在《旧唐书·刘文静传》中记载的“太原元谋立功名单”和《唐会要》卷一“帝号”中的高祖武德宰相名单中，前者来自关陇、山东和江南的人物分别是9人、7人和1人；后者来自关陇、山东、江南的人物分别是有8人、2人、2人。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唐高祖时期，在政治军事领域更多地倾向于重用关陇集团人物。而在《旧唐书·长孙无忌传》中记载的“凌烟阁名单”和《唐会要》卷一“帝号”中的太宗贞观宰相名单中，前者来自关陇、山东和江南的人物分别是9人、12人和3人；后者则分别是10人、13人和6人。⁽³⁾比较高祖和太宗两个阶段，我们会发现，关陇集团并没有在太宗时期得到强化，反而逐渐衰落，而山东文人逐渐成为政治核心。从以上的统计数字中，我们可以看出江南士人似乎所占比例比较小，处于相对弱势状态。但是，在文化领域情况却有所不同，请看另一份数据，《旧唐书·太宗本纪》有云：“于时（即武德四年）海内渐平，太宗锐意经籍，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行台司勋员外郎杜如晦等十八人为学士，每更直宿阁下，降以温颜，与之讨论经义，或至夜分而罢。”⁽⁴⁾这18位学士中来自关陇、山东和江南的文人分别是7人、4人和7人。后李世民设弘文馆学士，“贞观中，秘书监虞世南等十八人，或秦府故僚，或当时才彦，皆以弘文馆学士会于禁中”（王溥《唐会要》卷五十七）⁽⁵⁾。18位学士加上直学士中，来自三个地域的文人分别是1人、10人和11人。由此可见，江南士人在唐初主要扮演的是文学角色。这一方面是吴越文化崇文的直接反映，另一方面也是北方士人长期以来对吴越文化仰慕与喜爱的结果。大唐的统一使得唐太宗不需要像北朝的皇帝那样通过强留庾信、王褒、徐凌来满足自己对精美的江南诗歌的喜爱。

尽管这一时期，江南吴越文化在政治军事领域略显弱势，被歧视被防备，但是，随着王朝的安定，国运的昌隆，吴越文化正以其浓重的文学色彩、以它的难以抗拒的美融入山东文化的道德规范及关陇文化的进取精神之中。而骆宾王正是出现在这万象更新的变革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