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文化中滋养出诗坛“新人”

水性至柔，包蕴万物，滋润生命；水性至刚，吞噬一切，喜怒无常。江南多水，伴水而生的吴越女子就如水一般多情而婉约，出没风波里的吴越男儿则自古以来便爱剑好勇，轻死易发。江南吴越文化既有至柔的一面，也有至刚的一面，东晋之后虽已日渐崇文，但好武之风也未全消。中唐时，李绅过吴门，江南给他的印象是：“旧风犹越鼓，徐俗尚吴钩。”⁽⁶⁾元稹曾经长期任职于越州，在其《春分投简阳明洞天作》中对江南的民风有这样的描写：“族旗遮屿浦，士女满闉闍。似木吴儿劲，如花越女妹。”⁽⁷⁾可见在唐朝时江南尚武之风仍浓。

骆宾王不但出生于这样一方水土，他的家族更有这样刚劲尚武的遗传。他的历代先祖多文武双全，崇尚节烈，威武不屈，如骆俊、骆统、骆秀等留名青史、光照后人。他们的很多优秀品质在骆宾王身上重现。这里仅载骆俊（骆宾王的十七世祖）一例，《三国志》记载他“俊厉威武，保疆境，贼不敢犯，养济百姓，灾害不生，岁获丰稔。后术众饥困，就俊求粮，俊疾恶术，初不答应，术怒密使人杀俊。”⁽⁸⁾骆俊对外来就粮的百姓能够“倾资赡给”，而对割据一方、狼虎一般的枭雄袁术却敢于“恶其僭妄”拒不给粮。这种威武不能屈、坚守正义的大丈夫行为与骆宾王忠于李唐反抗武则天的以周代唐如出一辙。骆宾王在武后“司马昭之心”已路人皆知的时刻，毅然弃官，吟出“宝剑思存楚，金锤许报韩”⁽⁹⁾的慷慨之句，更在徐敬业扬州起义时杖策从之，写下天下为之震动、武后为之凛然的古今第一檄文。

带着吴越文化打下的深深烙印，骆宾王走向广袤的齐鲁大地，走向宫室崔嵬的长安、洛阳，走向长河落日的大漠，走向风寒月冷的天山之巅，走向山危雾毒的西南边地。可以说，他几乎是盛唐以前走得最多最远的诗人，这个江南游子将他的才华诗情挥洒在中华大地。从小在家乡如画山水中长大的骆宾王生性耿直，儒家文化的熏陶又使他刚正自守，崇节尚义。骆宾王的“多义而勇”，体现在他面临大义视死如归、临危不惧上，同时，这种“毅而且英”的精神伴随他一生，并融入他的诗歌之中，形成他诗歌豪迈劲健的风格。在《畴昔篇》中他回忆道：“少年重英侠，弱岁贱衣冠”，“且知无玉馔，谁肯逐金丸”。⁽¹⁰⁾闻一多曾评价他“天生一副侠骨，专喜欢管闲事，打抱不平，杀人报仇，帮痴心女子打负心汉”。他的两篇著名的七言歌行《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可谓是回肠荡气、感人肺腑，同时，又有一种慷慨热烈的气势。

在初唐渴望建功立业、积极进取社会氛围的影响下，整个唐朝都呈现出尚武的风气。唐太宗“昔乘匹马去，今驱万乘来”，“文武间出，首辟吟源”。比骆宾王稍晚同属四杰的杨炯也曾高呼：“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这种积极进取，崇尚功名的文化取向不断地激励着骆宾王，并最终促使他在经历多年宦海沉浮、坎壈不遇的生涯后，毅然怀抱“若不犯霜雪，虚掷玉京春”⁽¹¹⁾的决心与勇气慷慨从军。没有这样“此地别燕丹，白发上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¹²⁾般的豪情，又怎会写出那么多掷地有声，慷慨激昂的边塞诗。

“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可久，通则不乏”⁽¹³⁾，通变是文学发展创新的重要法门，通是变的基础，变是通的提升。魏征认为只要“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就能“尽善尽美”。⁽¹⁴⁾“一朝辞此地，四海遂为家。”大一统的环境使得文化的交流不仅是一种需要，更是一种必然的走向，旧有的文学传统在与其他地域的文化交融中获得了新的更博大的生命。骆宾王是这种交融与进化时代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个体。历史给予空前广大的舞台，个人的成长轨迹则给了骆宾王将南北文学融会贯通的宝贵机缘，加之家族的遗传、门风的继承以及个人的聪颖天资，斯须九重真龙出，骆宾王合南北文学之长，为当时的诗坛带来一股清新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