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创新与中华崛起

文化创新与中华崛起_文化的力量

何志鹏

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是中国当代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在不同的领域表现为寻找中国的文化之路、建构中国的理论体系、繁荣中国的文化艺术等。那么，为什么在现阶段中国会关注文化发展的问题，这一问题应当如何理解和回应，是一个值得深切审视和深刻思考的前沿课题。

一、文化繁荣是民族崛起的标志

（一）民族崛起与文化繁荣相伴而生

历史发展的经验证明，民族的崛起与文化的繁荣^[1]有着密切的关系，民族崛起之时都会产生一批文化巨人。例如，古希腊强盛时期的诗歌、戏剧、哲学，产生了荷马、阿里斯托芬、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2]古罗马强盛时期的散文、法学，出现了西塞罗、乌尔比安等；^[3]中国唐代的国力强盛，文化也空前繁荣，出现了以李白、杜甫为代表的大批优秀诗人和褚遂良、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等书法大家，以及吴道子等画家；^[4]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文学艺术、思想文化大规模繁荣，出现了像达·芬奇这样的全才以及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等美术家和但丁、卜迦丘等文学家，^[5]而这一时代正是欧洲各王国兴起、发展成为强大国家的时代。^[6]同样，荷兰崛起之时，有被后世称为“国际法之父”的格老秀斯以及伦勃朗等一大批伟大的艺术家。^[7]英国崛起之时，其科学与艺术发展成为世界的引领者，历史学家吉本、科学家牛顿代表着英国文化，同时也是当时世界文化的顶峰。^[8]法国的崛起，使得法兰西的文学和艺术相当长时间成为世界的榜样，出现巴尔扎克、雨果等文学巨匠和雷诺阿等洋溢着青春之美和生命快乐的画家。^[9]当俄罗斯拥有普希金、果戈里、列宾等文化领袖时，也正是其变革图强之时。^[10]美国的崛起，同样伴随着文化的繁荣，不仅在自然科学的很多领域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绝大多数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就是在大众文化方面也以好莱坞为代表引领着世界文化的潮流。^[11]

（二）文化繁荣与民族崛起的内生互动性

经济增长、社会安定的民族有发达的文化，从根本上来源于文化与社会的深度关联。从社会发展推动文化繁荣的角度看，一个冉冉上升的社会自然会有很多新现象、新问题，需要思想文化界予以思考和解决，这样就增加了文化观察、思考和表达的对象。与此同时，一个强大的民族（经常以国家的形式出现）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影响力会使整个民族形成一种魅力，其文化也就自然具有了吸引力，强大的国力会促进文化交流，从而带来文化的繁荣。中国唐代的繁荣带动中国文化的广泛传播就是鲜明的例子。^[12]从文化繁荣推动社会发展的角度看，繁荣的文化为民族、国家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理论支持和经济利益、社会缓冲，^[13]从而助推民族的崛起和国家的发展。就社会内部而言，文化会提供价值整合、规范整合、结构整合，并促进知识提供和成果积累。^[14]就跨越文化的维度而言，文化发展能够成为世界各国纷纷效仿和追随的核心文化、主流文化，从而增加民族魅力、国家凝聚力，唐代的中国吸引了大批外国留学生，当代世界很多文化人学习英语，就是实例。在知识产权兴起、文化产业化的背景下，繁荣的文化还意味着以文化为基础的经济，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而且创造了低能源耗费的经济发展领域。后冷战时期，文化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明显提升，在国际冲突、国际合作、国家主权斗争、全球化进程、国家对外政策对外战略的制定及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15]故而文化方面的能力和影响被视为“软实力”的重要方面。^[16]

因此，从全球的维度上看，文化繁荣是民族崛起的不可或缺的因素。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以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整体强盛为依托，反过来，文化的发展繁荣又会提升国家的实力。一个国家强大起来，就有可能为其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客观的环境和条件。

（三）中华崛起需要文化繁荣

追求文化繁荣、促动中华崛起是中华民族现代性追求和诉求的一个表达。^[17]当代中国正处于上升的进程之中，中华民族的崛起必然要求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必然要求出现一批成就卓越的文化巨人，必然要求呈现出一些具有历史丰碑意义的文化成就，彰显中华民族的国际自信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决心和能力、鼓舞人心的现代化建设成就、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精神基础。^[18]中国在历史上经历过相当长的文化繁荣时代，也在相当长时间之内都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19]但是，自明代中后期开始衰落，不仅体现在内政凋敝、官场腐败、经济停滞、闭关锁国，也体现在文化升级的缺乏、文化创新的减少、文化氛围的冷却。^[20]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期，一百多年间，外受欺凌，内存忧患，在一场接一场的战争中，洗礼着我们的强国梦想。^[21]但是，真正建设起一个富裕、文明、发达的现代化国家的可能性，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才真正萌生，在21世纪初方露端倪。而今，中国在经济规模上具有很大的总量，在政治上具有受人关注的位置，在军事上初步形成了现代化强国的结构，虽然它还存在着多方面的问题，例如经济发展质量不高、科学技术整体水平偏低、产业利润率低、结构不够合理，在国际关系上立场还不够明晰，国内政治还存在着诸多待解决的矛盾，军事也还没有真正强大起来，但是确实已经达到了170年来从未有过的高度和影响力。这种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初步强大，构成了建设文化、发展文化、形成文化强国的前提，而中国社会所固有的文化基础、文化规模、文化向往，则构成了文化发展与繁荣的初步环境。因此，有必要通过推进文化繁荣来促进和实现中国的崛起。

二、文化创新是文化繁荣的生命线

（一）创新的文化才具有真正的生命力

虽然历史证明了文化可以助益民族的振兴与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文化形式都会给民族带来积极影响，都能代表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崛起，成为国家的软实力。追溯历史，不难看到，古往今来的很多文化活动者、文化形式在时间的长河、世界的维度上都湮没无闻，毫无影响。^[22]如果只是杂合的没有质量的“热闹文化”，没有思想内涵和创新素质的“唱大戏”，就不会形成软实力。有些文化表现形式不仅没有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反而制造了麻烦和事端。^[23]所以，在多种文化表现形式之中，具有主流地位的文化拉动民族的积极进取，才会形成软实力。

通过对文化史的考察，不难发现，具有创新意义的文化能够成为主流文化，具备建设软实力的资格。没有创新的文化，即使存在短暂的繁荣，也仅仅是表面的浮华、虚假的繁荣，而不会是真正的昌盛。只有创新的文化，才可能带来生活的新内容、看待问题的新视角，为民众认识世界、理解世界、体悟世界提供新的维度，从而更为便捷地接触这个世界，或者更为全面地把握这个世界，提升人们的生活。文化的创新包括新的判断、^[24]新的表达、^[25]新的概念。只有新的概念、新的思维、新的论断才能引起世界的关注，才能引领时代的潮流。

（二）创新文化的生命力：以“创新扩散理论”为基础

当代国家实力、民族繁荣与文化的发展共生、互生具有更深刻的理论空间。传播学上的“创新扩散理论（theory of diffusion of innovation）”^[26]告诉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创新会通过各种传播渠道扩散到民众之中，直到被多数人接受。一个国家的文化也是这样，如果能够创新，新成一种先进的文化，它就会成为世界关注、追随、效仿的核心。但是创新扩散会有一个周期，一个文化如果试图始终保持繁荣、保持核心地位，就必须不断地推陈出新，引领文化发展。在整个社会的维度上，文化创新的参与者包括原始创新者、竞争创新者、拓展创新者、追随创新者、效仿创新者和使用创新者。原始创新即最早将一种观念通过某种载体表达出来；竞争创新则是以不同的范式、几乎可以达到同样效果的观念表达；拓展创新是对原始创新加入一些新的要素，使之更为多元或完美；追随创新则是在原始创新的基础上附加一些新的配套；效仿创新是依照原始创新的范式进行类似的表达；创新使用则是对创新的消费。^[27]这是一种涟漪式的人群逐渐放大的关系。创新所带来的冲击力会使人们对于创新者充满敬意和向往，从而为创新者带来荣誉、信念和利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平等、自由、博爱的口号，是一种创新，美国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自由平等、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也是一种创新。

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创新扩散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不仅意味着在经济上的核心地位、利益基点，也意味着在政治上的伦理制高点、领袖身份或话语霸权。如果我们同意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寻求着身份认同、构建着自己的行为模式^[28]的话，那么就必须清楚，国际社会的身份、规范、观念并不是自生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由具有创新性的文化所主导的。这种主导巩固了其地位，形成了一种理念上的优势，为进一步寻求和实现其他层次的利益奠定了基础。美国学者1984年提出的“全球化”概念都具有新颖性、独创性，成为风尚之先。最近20年来，美国文化界提出的“历史的终结”的观点、“文明的冲突”的观点、攻打伊拉克时“预防性自卫”的观点都是在其首倡下逐渐扩散的，这保证了美国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占据的文化主导地位，巩固了其软实力。由此言之，创新文化会成为一个崛起民族的主流文化，为这个民族的崛起提供思想指引和精神支持。

（三）创新文化的挑战性：以“颠覆性创新理论”为基础

在创新文化的重要意义上，值得关注的是企业发展领域的“颠覆性创新”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现有公司资源配置流程的设计总以可持续创新、实现利润最大化为导向，这一设计思想最为关注的是现有顾客以及被证明了的市场面。然而，颠覆性创新的目标是提供比市场上现有产品更为宜、更方便的替代品，直接锁定低端消费者或者创造全新的消费群体。颠覆性创新的出现会使现有企业陷入瘫痪。而既有的、占据创新前列的企业只专注于常规性的工作，如服务于最有利可图的顾客，聚焦边际利润最诱人的产品项目，他们虽然一直在走一条持续创新的道路，但恰是这一经营路线敞开了被颠覆性新技术替代的大门。在颠覆性技术出现后，他们采取的应对措施往往是转向高端市场，而不是积极防御这些新技术、固守低端市场，然而，颠覆性创新不断发展进步，一步步蚕食传统企业的市场份额，最终取代传统产品的统治地位。^[29]这一理论揭示了革命性技术变革对公司存在的影响，也警示文化创新国家不断开拓的意义。

颠覆性创新理论对于民族、国家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这意味着寻求新的文化范式可能会超越原有的霸权国家。显然，一个国家的文化群落如果一直按照原有的道路发展，它可能在一种指导思想的带动之下表达得尽善尽美，却可能因为陷入路径依赖而不能讯速地做到范式转换，而那些文化竞争的群落，甚至文化后发的群落，则可能独辟蹊径，采用全新的表达方式，迅速地成为新的创新中心。因此，文化创新是一个迅速更新、急剧变化的场域，只有不断地挑战自我，开拓创新，才有可能取得和保持文化创新领头羊的地位。故步自封、抱残守缺只会丧失这种文化创新的能力，使得文化创新的中心与焦点转移。从这个角度看，中华民族的文化崛起之路在于寻求具有颠覆性的创新路径。

三、文化创新形成的基本条件

既然文化繁荣是民族崛起的标志之一，真正持久的文化繁荣又是以文化创新为核心的，就有必要考察文化创新是如何形成的。应当看到，作为一种结果，文化创新是多种要素共同构成的，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取决于主客观的多种条件，也就是杜甫所说的“妙手偶得之”，本质上是不可预期的。但是，考察世界文化繁荣与创新高峰期的一些共性的状况还是能够分析出文化创新的一些基本规律和所需要的必要条件的。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值得重视。

（一）文化创新要求独立思想

文化的创新需要一种自我意识，因此创新的根基在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30]根据托马斯·库恩的范式转换理论，^[31]文化发展需要在思想、观念、形式、内容各个方面的怀疑与探索，才可能会有所创新，这种怀疑和探索首先需要的就是明确自我的存在性。千人一面的大型团体操中不会有创新，人云亦云的鹦鹉学舌中也不会有创新。文艺复兴时期正是因为“提倡人性反对神性、鼓吹人权蔑视神权、要求个性自由反对人身依附、以一种有血有肉的世俗世界观和人生观信念撼动并推翻了中世纪神学桎梏的重压”，才能够开创出文化大发展、杰出人物辈出的新时代。^[32]“我思故我在”，16世纪至17世纪的布鲁诺（1548—1600）、伽利略（1564—1642）、笛卡尔（1596—1650）等思想家都是在怀疑中发展起新的思想的。中国古代的禅宗传人惠能，虽然出身贫苦，却坚持独立思考，颖悟禅宗之道，终于成为受到广泛承认和尊重的祖师。日本小说《罗生门》，摆脱单线条的叙述模式，也创造了文学发展的新格局。抹杀独立性就抹杀了灵性，抹杀了灵性就抹杀了生命力，没有了鲜活的生命力，谈创新是不可能的。

文化创新是一个作为结果的事实，而独立品格则是一个常在的行为、态度。一般而言，独立品格可能导致文化创新，但并不必然形成文化创新。因为以独立的品格而进行的探索很可能由于其他条件的不具备而一次次失败，未能达到创新的结果。然而，如果循规蹈矩，跟随既有的文化形式、文化内容，则只能出现很多文化仿制品、“山寨版”的跟风之作，绝无可能实现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讲，独立品格是文化创新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在这个意义上，搞大规模、大投入的工程不一定能够创新，甚至可以说，很难实现创新。中国的很多电影，投入很大，却没有任何创新，人们的评价也很低，而美国电影《女巫布莱尔》投入很小，却获得广泛的关注，就在于其探索创新。因此，文化创新的基础在于思想独立。“书从疑处翻成悟”，“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只有具备了独立的思想，才能标新立异，才能具备文化形态上的独立性，才能使人有深刻的印象。思想独立才能与众不同，才能脱颖而出，才能摆脱窠臼，才能破旧立新。

（二）文化创新要求进取品格

这里的进取品格，一方面指涉一种文化的责任心、使命感、敬业精神，另一方面具有面向现实的意义。文化的繁荣要求扎扎实实的务实态度，更要有引领潮流的探索精神。一方面，不能无视既有的文化传统，要继承和传承；另一方面，不能坐视世界的变化而不动，要关注新发展，必须不断面临新情况，思考新问题。^[33]更重要的是，在文化创新的过程中，还必须具有深刻的反思精神，从多元推进的角度考虑范式替代与范式转换。文化创新必须关注社会的现实，看到新现象、新问题、真现象、真问题，才能拿出具有传播力的新文化。^[34]有人提出，文化创新要求追随世界潮流。我认为，这种要求恰恰阻滞了创新的机会与可能。因为追随者永远不可能引领潮流，很显然，追随潮流就是一种跟风的心态，就是一种当学生的心态。而在这种心态的引导下，我们更多的是亦步亦趋、言必称希腊罗马或美英德法。这种心态本质上是不鼓励创新，也无法塑造出创新的意识和愿望。反过来说，只有摆脱了当学生的心态，审视、预测社会发展的方向，缔造潮流，引领潮流，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地做到有效地创新，才能真正地形成自己的软实力。

就当代中国而言，文化确实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创新能力不足、创新意识缺乏是一个较大的问题。在中国的文化界里还存在着唯利是图、应付了事的浮躁心态，这种缺乏敬业精神的态度是创新和繁荣文化的大敌，只有真心地热爱才有全心地投入，只有全心地投入才有可能激发灵感，撞击出创新的火花。^[35]如果懒散地应付，其文化成果肯定也是毛泽东同志批驳过的官样文章、党八股。^[36]中国当代的文化界依然非常需要像鲁迅那样关注现实、投身文化事业、不断突破自己的创造者。从理论创新的角度看，中国文化界在很多时候缺的不是观点，而是论证。论争就需要扎扎实实的功底，需要掌握丰富的材料，需要符合逻辑的分析，需要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

（三）文化创新要求底蕴广博

文化创新必须在继承中发展。如果说文化创新的关键是范式转换，那么必须明确，只有多元借鉴才能导致范式转换。人类的进步是在以往积累的基础上才可能形成的，所有创新如果没有以往经验的哺育，就很可能是盲目地探索。文艺复兴时代的绘画雕塑等造型艺术和文学以古代希腊和罗马的传统为基础，借鉴古典文化的精华，才可能形成特色鲜明的、具有强大力量的新文化。^[37]从哥特时期虽然描述自然却不可思议地进行组合的诡异风格出发，到对人类自身神性的欣赏，形成了人本主义的新时代。而这一切都与广博的底蕴分不开。如果没有对于古典学的精深掌握，尼采就很难有自己的哲学思想；如果没有对于哲学史的全面了解，罗素也很难成为哲学家。

这种多元借鉴需要宽容的精神，也就是思想不能禁锢。这既是对社会环境的要求，也是对文化活动者的要求。中国唐代的文化繁荣与借鉴了西域、印度的文化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在借鉴时不能固守其他文明的优秀成分。不能跟风，不能一直当学生，要整合、超越，这也就是鲁迅先生所称的“拿来主义”的内涵。言必称希腊、罗马，很难有独立思想，很难进行创新，只有与社会发展中的新鲜事物结合起来，才可能有所创新。^[38]中国文化能够在五四运动之后有一个兴起的时期，就是因为当时大规模地引入西方文化，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汇通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与以往不同的心态，只是他们面临新环境，考虑新问题，表达新观点，采用新形式，因而产生了鲁迅、巴金、矛盾、老舍、胡适、林语堂、梁实秋、徐志摩、戴望舒等大批的新型文化旗手。中国的传统思想与西方理论进行融合、东西方文化的融合构建了“五四”以后新文化的里程碑。^[39]中国哲学家高清海先生正是在广博地阅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学习西方哲学的基础上面临中国的现实进行思考，才能做到深刻地反思苏联教科书的教条，提出自己的理论框架。由此可见，观念融合对于文化发展十分重要。^[40]

与此同时，文化发展必须与自然科学及技术的发展结合起来。科学会改变人的世界观，从而改变着血与其他社会科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也会改变人们的社会心理。技术的发展也会促进文化的繁荣，正如造纸术与印刷术拓展了文化的传播一样，电影、电视、广播、互联网等新技术手段不仅在文化载体上有所拓展，而且在文化的表现手法上也有所创新。

这就意味着，中华崛起所需要的文化创新要求着古今、中外、人文社会与自然科学等层次的融会。需要基于对自身文化的领悟，需要基于对世界文化的广泛吸收，也需要与时俱进，需要有着对于实践的了解和热爱。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文化团体中存在两种不可取的心态：一种是中华文化灿烂辉煌，继承和发扬国学就可以带来文化的繁荣。另外一种心态是唯西方主义，认为既然西方世界走在了现代化的前列，唯有西方文化才是值得效仿的。所以几乎不加甄别地引入西方文化产品，并且奉为圭臬。笔者认为，指望国学振兴中华，就像在国家贫弱之时指望孔子救中国于水火之中、指望耶稣拯救西方的金融危机一样虚无缥缈，缺乏基础。中国传统文化有优秀的方面，经过适当的修正和解释可以对当代中国甚至当代世界有促进作用，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文化上具有指导意义。但是，古人所面对的世界和今人所面对的世界是不同的，古人所作的论断，对于社会秩序、人生态度与世界未来所作出的阐释和设计的方案，是带有时代的烙印和局限的，最多只能作为今天思考的参照，而不会是唯一的、主要的依据。所以言必称孔孟，也一样难于创新。历史只能借鉴，传统文化只能取其精华，却不能原本照搬。诸葛亮的“观其大略”、李白对于皓首穷经的学究的讽刺就给我们提供了典范。所以，繁荣和创新文化应当继承，但不能拘泥于本国的文化传统。文化繁荣与发展，包括国学的繁荣与发展，不能仅仅依靠国学来促进中华崛起。^[41]同样，膜拜西方的文化心态阻止了中国的文化创新。有很多人生搬硬套西方的美学理论和艺术实践，应用于中国的书法艺术，最后弄得不伦不类。现代书法应当启示于西方文化，但不能抛却汉字书写与独特文字的本质。

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是发挥中国的长处以吸收外国的长处。^[42]就当代中国而言，文化创新一方面依赖于立足现实，另一方面依赖于继承东西方传统。要学习和借鉴中国文化在宇宙观、国家观、为政观、修养观、发展观等方面有价值的方面，继承中国文化在建筑、工艺、书法、美术、诗歌、音乐、舞蹈等方面的优秀遗产，^[43]同时也深入了解西方文明、其他非西方文明的精华。

（四）文化创新要求社会风尚

社会的土壤是文化之树得以成长、文化之花得以开放的必备前提，社会氛围对于文化繁荣与创新的普遍关注和支持是文化真正得以持续发展的基础。能够成为一国软实力的文化创新是文化活动者自身的探索精神与社会的思想宽容、风气支持相结合的产物，所以文化创新需要在整个社会上形成一种文化氛围和文化精神。没有社会的支持、宽容和理解，文化创新就可能成为象牙塔里的游戏或者巫师的怪癖。创新不同于发明和发现，就在于其着眼于在民众中扩散，创新的落脚点在于广泛地接受和使用。所以，一个社会的文化风尚对文化创新的实现是至关重要的。社会氛围的形成，首先需要畅通的文化传播渠道。世界文化史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唐代丝绸之路的发展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国际声誉，中世纪晚期大学的兴起保证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思想的扩散，西方工业革命所形成的工商业迅速发展的气候推进了启蒙思想在欧洲的传播，电视、互联网的发展则为美国文化在世界的广泛影响打下了基础。文化创新的社会氛围还需要人们的热爱和接受。唐宋时代，诗词成为文人墨客和普通民众共同欣赏的形式；文艺复兴时期，从贵族到平民都热爱文化，宗教改革也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启蒙时代人们对科学探索显示出了普遍的兴趣，一方面促进了科学的成长，另一方面也促进了科学的传播；^[44]当代，美国文化则充满来自世界各地的向往者和追随者。

世界文明史展示了这样一种现象：很少有任何一种文化繁荣是单枪匹马、一枝独秀的，所有的繁荣都是一个文化团体的集群式发展。无论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还是盛唐时期的诗歌，大批量的文化成果在社会风尚中泥沙俱下，而后精品自出。这种“扎堆效应”的原因在于文化人之间的彼此启迪、彼此影响、彼此竞争、彼此传承，最终形成了总体的繁荣。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艺术家、盛唐时期的中国诗人、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发明家，^[45]无不显示出这样一种社会整体风气的重要性。这种文化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对于文化的持续性而言，等于形成了抗击风雨的群落，在多元的筛选中淘洗出最优秀的文化人物和文化作品。

（五）文化创新要求物质基础

国家发展，文化才有创新。但是，必须清楚的是，软实力必须以硬实力为前提和基础，正如中国古语所称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硬实力作为依托，是不可能有软实力的。虽然现在已经不再完全是弱国无外交、弱肉强食的时代，但是大国政治仍然是当今国际秩序的主流。对于一个弱小国家而言，即使偶尔有天才或巨大的文化成就，也会仅仅作为孤立的事例，而不会成为一个国家发展的促进因素。尽管古代希腊、罗马都曾有过辉煌的文化，我们还是不得不接受现在的希腊和意大利已经是西欧最落后的国家的事实。同样，我们去看埃及、南美的古代文化遗址，也很难认为这增强了其现实中的国家实力，而只能为这些文明的衰落而感到叹惋唏嘘。文艺复兴的源头是在13世纪、14世纪的佛罗伦萨、威尼斯和锡耶纳等欧洲经济与商业中心，那里经济与商业高度发展，美第奇家族对文艺积极支持，所以文化高度发展。^[46]启蒙时代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科学的时代，就是因为国家发展为科学探索提供了可能性，伽利略、牛顿、笛卡尔也就能够应运而生。18世纪初到1789年法国革命前的那些年月称为启蒙时代。这一时期，是启蒙运动“真正重要的阶段”。^[47]在这一阶段，不仅出现了卢梭、康德这样的思想家，热里科、德拉克罗瓦、安格尔这样的美术家，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这样的音乐家，也出现了牛顿这样的科学家。^[48]这种以硬实力为基础的文化发展能够持续、整体、协调发展。而法国的路易十四曾经大力赞助文化，也是当时法国文化繁荣的关键原因。因此，强国才可能强文化，弱国的文化很难转换为实力。^[49]如果知识分子不能拥有体面、尊严的生活，那么想要文化创新、文化繁荣，几乎是不可能的。

（六）文化创新要求传承渠道

文化的传承、发展、创新与文化的传承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没有良好的传承渠道，文化的创新可能就变成了自娱自乐、自编自导、自产自销、自高自大。或者有了良好的文化也最终由于掌握者的死去而失去。三国时，著名医生华佗掌握着高明的医术，却仅有几个学生，而且获得的知识都不全面，所以华陀的医药文化基本未能流传。^[50]中世纪以后，欧洲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大学的建立，大学的文化传播功能、社会团体性质使得它不仅继承和发扬了古希腊的哲学、古罗马的法学、阿拉伯的医学^[51]和基督教的神学，而且在整个欧洲（后来发展到美洲）的范围内形成了一个文化链条。^[52]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是创新文化的最佳传播途径，而综合性大学则是此种传播和交流的核心。^[53]大学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的重要功能，只有大学在文化体系中受到高度重视，国家的文化才可能形成真正有意义的创新，保证持久的繁荣和发展。

当今欧美的文化发展都有良好的传承渠道，美国通过富布赖特项目、福特基金会等推进教育和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其本质是宣传美国的文化。欧盟发起了名为伊拉斯谟世界项目（Erasmus Mundus Programme）的高等教育交流计划，通过加强欧洲高等教育质量、与第三国的合作，促进人与文化的对话与理解，其目标就是加强欧洲高等教育在世界上的中心地位。^[54]欧洲通过博洛尼亚进程（Bologna Process），以建立容易理解以及可以比较的学位体系，建立本科和硕士联读为基础的高等教育体系，建立欧洲学分转换体系，从而走向统一和互认，促进师生和学术人员流动，保证欧洲高等教育的质量，促进欧洲范围内的高等教育合作。^[55]这为欧盟范围内各个大学之间的高等教育合作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相较而言，中国虽然在世界各地开办了很多孔子学院，但是其文化意义还没有彰显，实际效果有待提升。国内高等教育的发展还有很多束缚和困难，在很多方面都还不尽如人意，需要在文化创新与发展的高度推进相关的改革。

文化的繁荣与民族的崛起是一个多元互动的过程。文化的繁荣，灵魂在于创新。创新的根基是宽容的社会环境、良好的社会氛围、充裕的文化空间、独立的品格和积极向上的精神。学者在观察欧洲近代崛起的时候就发现：工程师把科学研究成果应用到新机器和新工艺的研发中，从而带来了生产率和产量的爆炸性增长；企业家则通过与工程师的合作和应用其研发的新机器，提高了生产、运输、计时和能源利用的水平。正是工程师和企业家走到一起，并自由从事革新以后，新的产业和生产工艺才得以兴起并造就了现代经济增长。而这一合作的实现又有赖于几个条件的共同作用：政府支持，而不是压制创新活动，宗教领袖允许对自然进行新的理解，而不是严格固守传统的观念，手工艺者和商人相信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力量能够持续提高生产效率，科学家主要通过仪器实验的方法，而不是依赖逻辑和日常观察来增进他们对于世界的理解。^[56]

中华五千年的文化，曾经有过繁荣，但是传统自身是不会转化为实力而助益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的。只有在传统的基础上生长出新芽，才可能成为中华民族新一轮伟大复兴的文化之翼。作为一个发展中的文化大国，已经初步具备了文化创新的基础。^[57]因此，中国当代的文化繁荣呼唤文化创新，要求文化创新。创新的路不平坦，在具备了创新意识和创新自觉的前提下，需要从国家到文化的创立者、传播者、参与者共同努力，实现文化的真正创新，推进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崛起。

作者简介：何志鹏，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1]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能力和创造的成果。《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第23卷，第281页。在社会学上，文化是一个特定群体的价值、仪式、生活特征方式。Anthony Giddens，Sociology，6th ed.，Polity Press，2009，p.1034。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个方面，前者是人类制作的物质对象，后者指一个群体的思维方式和做法。詹姆斯·汉斯林：《社会学入门：一种现实分析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8页。

[2]罗伯特·E.勒纳、斯坦迪什·米查姆、爱德华·麦克纳尔·伯恩斯：《西方文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118页～134页。

[3]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98页；《全球文明史》，赵轶峰等译，中华书局2006年，140页～142页。

[4]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年，888页～968页。

[5]G.R.波特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67页～100页；罗伯特·E.勒纳、斯坦迪什·米查姆、爱德华·麦克纳尔·伯恩斯：《西方文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410页～442页。

[6]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79年；罗萨·玛丽亚·莱茨：《剑桥艺术史·文艺复兴艺术》，译林出版社2009年，5页～6页。

[7]R.B.沃纳姆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3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584页～590页。

[8]J.S.布朗伯利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6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52页～73页。

[9]郭华榕：《法兰西文化的魅力：19世纪中叶法国社会寻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5页～167页。

[10]T.C.格奥尔基耶娃：《俄罗斯文化史——历史与现代》，商务印书馆2006年，339页～350页、418页～432页；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世界：一部历史（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682页～719页；李伯庚：《欧洲文化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

[11]R.R.Palmer，Joel Colton，and Lloyd Kramer，A History of Modern World：Since 1815，McGraw-Hill，2008，pp.1087-1091.

[12]黄仁宇：《赫德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97页～98页。

[13]例如，美国梦想会从文化的角度成为美国人奋斗的动力；欧洲的政治、法律制度会为其政治发展提供行为准则和理论证明；现代文化可以产业化，通过知识产权和文化商品带来经济利益；文化可以减小社会矛盾，为人们的心理带来宽慰。

[14]《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第23卷，第284页。

[15]刘中民、张骥等：《文化与当代国际政治》，人民出版社2004年。

[16]在国际关系领域，软实力又被称为“软权力”，既包括文化，也包括由于相互依赖而存在的其他因素。参见约瑟夫·S.奈：《硬权力与软权力》，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02页～106页。

[17]中国处在一个解构现代性的时代，这样它面临着现代性发展和后现代性构建两个方面的任务。但我更倾向于吉登斯的观点：后现代性也仍然是现代性的后果，而不是一个崭新的时代。所以，中华民族必须首先经历现代性（用现代化的话语表达），才能进而考虑更新阶段的问题。

[18]童世骏：《文化软实力》，重庆出版社2008年。

[19]王玉茹主编：《中国经济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61页。

[20]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76页～77页。

[21]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导言。

[22]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导论。

[23]例如庞贝贪图享乐的文化、奥姆真理教等邪教都不利于社会发展和强盛；现代社会中的亚文化、反文化也不利于社会发展。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11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1页；约翰·J.麦休尼斯：《社会学（第11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5页。

[24]例如，国际关系领域的霸权稳定、相互依赖、霸权衰落和霸权替代等论断。

[25]例如，在绘画领域齐白石提出的要在“似与不似之间”的表达方式；凡高在作品中体现的笔触的力量。

[26]创新扩散理论是传播学的理论，是指一项新的观念、事物、技术引入社会体系时的演变过程。传播包含知晓、劝服、决策、证实四个环节。当一种创新在刚起步时接受程度比较低，使用人数较少，扩散过程也就相对迟缓，当使用者比例达到临界值后，创新扩散过程就会快速地增加。参与人包括先驱者（innovator）、早期使用者（early adopters）、早期大多数（early majority）、晚期大多数（late majority）以及迟缓者（laggards）等五种同类型的采用者（adopter）。在扩散的早期，采用者很少，进展速也很慢；当采用者人数扩大到居民的10%～25%时，进展突然加快，曲线迅速上升并保持这一趋势，即所谓的“起飞期”；在接近饱和点时，进展又会减缓。E.M.Rogers，Diffusion of innovation（5th Ed.）.New York：The Free Press，2003.

[27]例如，《明朝的那些事》可以看做文化原始创新，这部小说的插图版就算是拓展创新；那些撰写盗墓小说的可以算是竞争创新者；《湘军为什么这么牛》、《民国就是这么生猛》可算效仿创新者，大多数读者是创新使用者。苹果公司的iphone、ipad可以看做原始创新，这些产品的升级版就属于拓展创新；一些公司生产的配套用品属于追随创新；其他公司的触屏手机、平板电脑就属于效仿创新；大多数读者是创新使用者。

[28]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从整体注意的角度出发，认为无政府状态中的行为体（主要是国家）在国际社会的环境中生存，遵循着国际社会的价值与规范。

[29]Clayton Christensen，The Innovator's Dilemma：When New Technologies Cause Great Firms to Fail，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1997.

[30]“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1929年。

[31]Thomas S.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3rd ed.，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

[32]洪洋：《欧洲文艺复兴造型艺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曹庆晖序，第1页。

[33]以中国的传统文化表现方式相声为例，《白事会》、《夸住宅》等传统段子在内容上表现的都是清朝后期的生活方式，现代人听起来非常隔膜，所以这样的文化很难有新的生命力。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结合今天的生活场景有所创新，才能够真正地繁荣和发展。马三立的相声之所以长时间受欢迎，就是因为反映了他所生活的时代的发展与变革。台湾地区的“相声瓦舍”及北京地区郭德纲、王自健等人的相声之所以受到广泛欢迎，也是因为很多段子与现实生活、人民群众的感受相合拍。

[34]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文化”二字本身就有传播的意思；英语的“innovation”（创新）的核心意义也是将新的做法付诸实践、传播开去。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7th e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770.

[35]中国思想家王阳明是在对思想和世界不断追问中形成自身的思想的，这也印证了“文到穷时自有神”的体会。启功先生对于书法的不悱不奋、锐意探索，特别是“亦知狗马常难似，不和青红画鬼神”的求真精神，使其在20世纪的中国书法文化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他没有故弄玄虚，生搬硬套西方的、具有局限性的美学原理去宣扬书法主义、线条艺术或者后现代书风，而是以朴实、平和的态度，用“黄金分割”的原理展示了汉字美的规律。

[36]《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830页～845页。

[37]洪洋：《欧洲文艺复兴造型艺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曹庆晖序，第1页。

[38]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98页、第860页。

[39]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学林出版社2006年，第7、11、13章；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上卷，405页～494页。

[40]对于高清海先生的哲学思想的分析与评价，参见黄楠森：《关于高清海教授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册）》，《国内哲学动态》1986年第8期；孙正聿：《思想耕耘的足迹——读高清海著〈哲学与主体自我意识〉》，《瞭望周刊》1989年第3期；汪信砚：《哲学思维方式的重大转换——评高清海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哲学动态》1989年第8期；刘子贵：《找寻人的世界——高清海的〈哲学的憧憬——《形而上学》的沉思〉》，《哲学动态》1993年第10期；《我的哲学思路——访高清海教授》，《哲学动态》1994年第11期；艾福成：《深刻的剖析精湛的阐发——读高清海教授的〈哲学的憧憬——《形而上学》的沉思〉》，《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4期；刘友红、阳海音：《一个哲学家的心路历程——读〈高清海哲学文存〉》，《哲学动态》1998年第5期；黄楠森：《关于类哲学的几个问题——读高清海先生〈关于人的类生命、类本性与类哲学〉》，《世纪论评》1998年第1期；孙利天：《高清海教授的哲学思想与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纪念高清海教授执教五十周年》，《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5期；邴正：《哲学的生命在于创新——论高清海教授的哲学思想及其理论创新》，《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4期；邹诗鹏：《表达这一个时代的高清海哲学》，《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4期；马天俊：《人以释哲学，哲学以释人——读高清海〈“人“的哲学觉悟〉》，《哲学研究》2006年第3期；高文新、刘艳：《论高清海哲学的理论地位和意义》，《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孙利天：《中国曾经有过高清海哲学学派吗？——纪念高清海先生逝世三周年》，《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6期。

[41]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教授认为，“推广国学是面对时代需要提出的重大问题”，从热爱国学的角度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脱离其始终热爱国学的立场，这种表述容易令人误解，如果认为推广国学就能繁荣文化，那就误入了歧途。

[42]梁漱溟：《中国文化的命运》，中信出版社2010年。

[43]阴法鲁、许树安、刘玉才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12、13、20、24、25、26章。

[44]彼得·盖伊：《启蒙时代》，中国言实出版社2005年，19页～27页。

[45]A.古德温：《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八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76页～180页。

[46]洪洋：《欧洲文艺复兴造型艺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2页～3页。

[47]伯恩斯、拉尔夫：《世界文明史》，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01页。

[48]C.W.克劳利等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9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22页～157页、280页～335页。

[49]朝鲜前领导人金正日曾经梦想，朝鲜的篮球事业数年之内达到美国NBA的水平。笔者认为，从客观条件上看，其水平很可能达不到，即使达到了也不能作为朝鲜的软实力，改变朝鲜整个的国际地位。

[50]《三国志·魏书 第二十九·方技》；《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第10卷，171页～172页。

[51]李荣建：《阿拉伯文化与西欧文艺复兴》，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

[52]Hastings Rashdall，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Volumes I-II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53]J.P.T.伯里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0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39-140、150-152页。

[54]Erasmus Mundus-Scholarships and Academic Cooperation，http://ec.europa.eu/education/external-relation-programmes/doc72_en.htm.

[55]http://www.ond.vlaanderen.be/hogeronderwijs/bologna/.

[56]张国祚主编：《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57]杰克·戈德斯通：《为什么是欧洲：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崛起（1500—1850）》，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