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并非研究《诗经》的著作，其《诗》学思想主要表现在对《诗》引用和解说等方面。据笔者统计，《论衡》一书共引《诗》19次（仅指直接引用，不含间接化用），其中引《国风》2次1篇，引《小雅》7次6篇，引《大雅》9次7篇，另外引《逸》诗1次。除去重复之外，涉及篇目达14篇（不含《逸》诗）。此外，《论衡》直接说《诗》3次，化用《诗》句之处亦为数不少。就数量而言，《论衡》引《诗》、说《诗》不可谓多，其学说亦未能自成一家，但却颇具特色。
汉代经学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分，一般认为以汉代通行的汉隶书写的经书称为今文经，出土的以先秦古文字书写的经书称为古文经。由于书写、解说、传授等差异，逐渐形成两大经学派系，即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汉代儒生往往固守师法（特别是西汉），因此兼通今古文经学者寡。“王充对待经书的一贯作法，是兼采古今文之说。”(3)不仅如此，王充还打破师法与家法的限制，兼采众家经说。就《诗》而言，《论衡》多采《鲁诗》说。如《商虫篇》：“《诗》云：‘营营青蝇，止于藩。恺悌君子，无信谗言。’”(4)此出《小雅·青蝇》，《毛诗》：“营营青蝇，止于樊。恺恺君子，无信谗言。”《毛传》：“樊，藩也。”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齐》“樊”作“藩”，《鲁》作“藩”，亦作“蕃”，《韩》作“棥”。(5)可见，王充所据为《鲁诗》无疑。除《鲁诗》外，《论衡》兼采《韩》、《毛》二家。《治期篇》：“《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此出《大雅·云汉》，《毛诗》：“周余黎民，靡有孑遗。”王充所引与《毛诗》和《孟子·万章上》引《诗》同，当据《毛诗》无疑。《是应篇》：“《诗》又言：‘东有启明，西有长庚。’亦或时复岁星、太白也。或时昏见于西，或时晨出于东，诗人不知，则名曰启明、长庚矣。然则长庚与景星同，皆五星也。”《史记·天官书》司马贞《索隐》引《韩诗》：“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6)可见王充乃据《韩诗》说。不仅如此，《论衡》亦采《逸》诗。如《变虚篇》：“（晏子说齐景公）《诗》曰：‘我无所监，夏后及商，用乱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乱，民将注亡，祝史之为，无能补也。”杜预（《春秋左传集解》）曰：“逸《诗》也。”(7)王充兼采众家《诗》说的取舍标准是什么呢？那就是“实情”，“哪种说法更加接近王充所认为的‘实情’”(8)，王充就采用哪家学说。
五经原本是流传于先秦时期的五种典籍，到了汉代，这些典籍被尊奉为永恒的真理——经，成为士人治世修身的法则。当世人视经如法时，王充却将五经还原至其产生的时代，“把五经当作代表在古与今之间的一段历史知识来看”(9)。正如徐复观先生所说：“经与史的分别，本来不在典籍的本身，而在读者所取的角度，及对它提出的要求。”(10)王充崇圣、尊经，常引五经作为论说依据，但在“疾虚妄”、求真实思想指导下，视经如史的王充常将五经的“不真实”纳入所“疾”之列，作为其批判“虚妄”的范例。“世信虚妄之书，以为载于竹帛上者，皆贤圣所传，无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讽而读之。”（《书虚篇》）而王充却认为五经不尽可信，“经之传不可从，五经皆多失实之说”（《正说篇》）。其创作《论衡》的目的在于“疾虚妄”，“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对作篇》）。“《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佚文篇》）在视经如史的思想支配下，王充“疾虚妄”时常引《诗》中的“不实”为例，并进行批判，这主要表现在《书虚》、《儒增》、《艺增》等篇中。
言事者好增巧美，数十中之，则言其百中矣。百与千，数之大者也。实欲言“十”则言“百”，“百”则言“千”矣。是与《书》言“协和万邦”，《诗》曰“子孙千亿”，同一意也。（《儒增篇》）
《诗》曰：“维周黎民，靡有孑遗。”是谓周宣王之时，遭大旱之灾也。诗人伤旱之甚，民被其害，言无有孑遗一人不愁痛者。夫旱甚，则有之矣；言无孑遗一人，增之也。（《艺增篇》）
《诗》云：“鹤鸣九皋，声闻于天。”言鹤鸣九折之泽，声犹闻于天，以喻君子修德穷僻，名犹达朝廷。言其闻高远，可矣；言其闻于天，增之也。（《艺增篇》）
可见，“王充于驳虚言、求实诚，是将经书与普通文献同等对待的”(11)。
如上所说，王充视经如史，将五经与诸子等同视。在经传方面，王充亦常常打破惯例，将传与经并重。《论衡》一书常引传为论说依据。“初生意于善，终以善；初生意于恶，终于恶。《诗》曰：‘彼姝者子，何以與之？’传言：‘譬犹练丝，染之蓝则青，染之丹则赤。’十五之子，其犹染丝也。其有所渐化为善恶，犹蓝丹之染练丝，使之为青赤也。青赤一成，真色无异。”（《率性篇》）(12)“彼姝之子，何以與之”出自《鄘风·干旄》，原意是我拿什么送给那个人呀。而《传》则将“予”引申为教化，什么样的教育将会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此处王充重在《传》的教化思想，而不是《诗》原意。由此可见王充对传的重视了。《论衡》引经有一特点，往往在所引经之后作解说。随文训注同样也表现在引《诗》方面，如《艺增篇》：“《诗》云：‘鹤鸣九皋，声闻于天。’言鹤鸣九折之泽，声犹闻于天，以喻君子修德穷僻，名犹达朝廷。”《治期篇》：“《诗》道周宣王遭大旱矣。《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言无有孑遗一人不被害者。”
在经学盛行的汉代，儒生多重师法家法，多视经如法，多重经轻传，王充却表现出一系列与众不同的经学观。正因如此，王充学说在当时被排斥于主流文化之外，在后世则常被卫道士被视为异端而屡遭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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