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吴州总管府的兴废

在隋代地方行政管理体系中，曾存在总管府一级建制。在过往的长时期内，史学界对此未予足够的注意，或者认为它仍跟从前一样属于军事建置，故未能深究它在地方行政管理体制中的作用和地位，甚至摒之于地方行政制度之外。这是亟待史学界深入研究的领域。

吴州总管府出现的历史背景大略如下。

中国历史上建都于关中平原的封建王朝，曾经两度把自己的行政管理体制推行到全国。第一次是秦皇朝推行郡县制；第二次是隋皇朝普及总管府制。隋朝是继承北周而崛起的封建国家，其总管府制也系继承后者而来。周隋禅代之际（周大定元年、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北周在各地建置的总管府已达28个。⁽¹⁾隋朝建立伊始，继承这笔政治管理制度之遗产。惟在开皇三年（583）前后，伴随着对州级政区的调整，不仅一刀切地废除郡级建制，还相继撤销12个总管府建制单位（治所分别是：延州、廓州、金州、宕州、洛州、亳州、相州、汾州、晋州、定州、扶州和黄州）。⁽²⁾此外，益州总管府、荆州总管府、并州总管府曾罢而复设，青州总管府、安州总管府迟至开皇十四年（594）撤销，故忽略不计。调整的目的在于使总管府建制的空间分布更为合理。总管府上承中央政府之令，下统数州的军民之政，成为地方高层行政管理机构。

隋朝于开皇九年（589）平定南朝陈之后，总管府制度遂向江南地区推广，其数量增加10个（扬、寿、吴、杭、洪、广、循、桂、潭、永诸府）。总管府的总数达至26个。其中，吴州总管府组建于开皇九年（589），治吴州城（今绍兴市），管治吴州等数个州级政区。据统计，仁寿四年（604），隋朝版图上共置有35个总管府（未含京畿地区），分别统管若干个州级行政区。⁽³⁾

南朝迄隋唐时期，以今绍兴市为中心的州级政区建制经历过名称的几度演替。据《隋书》记载，今绍兴作为州级政区的治所始于南朝萧梁统治时期。萧梁在今绍兴市城区曾建立东扬州，管理钱塘江以东地区。南朝陈立国之初，曾经撤销东扬州，但很快就恢复其建制。东扬州下辖十县：会稽、山阴、永兴、上虞、始宁、句章、余姚、鄞（yin，阳平声调）、鄮（mao，音冒，去声）、剡（shan，音扇，去声）、诸暨。直到隋朝于开皇九年（589）平定南朝陈后，将东扬州改称吴州。将原领十县省并为四县——会稽、句章、剡、诸暨。⁽⁴⁾但是，有关东扬州的初置时间，另一种观点认为：东扬州始置于刘宋统治时期，即《旧唐书》载：“会稽（县）宋置东扬州，理於此，齐、梁不改。隋平陈，改东扬州为吴州。炀帝改为越州，寻改会稽郡，皆立于此县。”具体时间应是刘宋“孝建元年，分扬州之会稽等五郡为东扬州”。显然，东晋时尚未置该州。宋孝武帝刘骏孝建元年，即公元454年。⁽⁵⁾

同年，以吴州城为驻地，建立地方高层管理机构——吴州总管府，以管理数州之政。按照常例，凡任总管之职者，必定兼任驻在州的刺史——二级行政区的行政长官，且以驻在州的全名作为本总管府的专名，合称“囗州总管府”。吴州总管府总管兼任驻在州——吴州刺史。吴州总管府统管州级政区究竟有多少？这是一个迄今仍难全面回答的疑问。由于史籍失载，其管州之名称及数量，尚不能勾勒清楚。大致推断其辖区包括今钱塘江（中上游称富春江）东西之地。至仁寿中（601—604）增置杭州总管府后，其辖区才有所收缩。⁽⁶⁾

总管府制自开皇元年至仁寿四年（581—604），存在24年之久（若从北周明帝武成元年即559年算起，约历时45年）。这种集军、民治权于一府的建制在稳定地方秩序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隋代总管府建制已由军事性质转为兼管军民两政的职能，并且成为普遍的地方常设权力机关，

延至大业元年（605），隋炀帝即位，统一地撤消全国各地的总管府建制。大业元年（605）春正月壬辰朔，炀帝下令：“废诸州总管府。”于是乎，35个总管府建制遂被撤销，其管区也不复存在。吴州总管府遂于此年解体，吴州仍存。时任吴府总管者，乃宇文弼也。撤销吴州总管府之际，宇文弼被调回朝廷担任尚书省刑部尚书。⁽⁷⁾同年（605），吴州之名被改称“越州”。此乃越州之名的初次出现。但在大业三年（607）调整地方行政区划过程中，越州被改置为会稽郡，州刺史之职改称郡太守。在地方上复行郡县两级管理体制后，会稽郡依然是地方高层行政组织，其治城依然是浙东中心城市。隋代，越州之名仅延用两年时间。

隋炀帝为什么要全面废除总管府建制呢？这个举措有其具体的历史根源。原来，隋文帝于仁寿四年（604）七月“病死”，炀帝柩前即位，对外封锁消息。直到八月，方奉灵柩回大兴城。这个突然变故引起其弟、并州总管府总管杨谅的怀疑，举兵讨伐。这次叛乱虽被勘定，隋炀帝却因此对手秉军民治权的总管们极不放心，遂有大业元年正月初一“废诸州总管府”之举。其意在削夺地方主要官员的权限，改地方集权体制为分权体制，以预防形成对抗中央政府的的反叛势力。从隋炀帝绝不宽赦杨谅余党的态度，就可窥出他对地方集权的忧虑。大业三年（607）正月，隋廷下令：“敕并州逆党已流配而逃亡者，所获之处，即宜斩决。”大业五年（609）六月，隋炀帝在张掖郡“戊午，大赦天下。开皇以来流配，悉放还乡。晋阳逆党，不在此例”⁽⁸⁾。

但在撤销总管府建制之后，隋廷面临着管理三百余州的政区格局。如何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关系？已是十分紧迫的问题。大业元年（605），隋廷派出八名大使巡省各大区域风俗，实为监察诸州县官员治绩。⁽⁹⁾大业二年（606）正月，隋廷启动合并州、县两级政区的进程，分遣10位大臣赴各地“并省州县”。先后废掉134个州，保存183个州。⁽¹⁰⁾这就使州级单位之数量大减，中央政府的管理幅度减小。与此同时，分离诸州刺史之军事职能的举措也在推进，此年二月在各地“置都尉官”，掌管地方武装，负责驻防、捕盗、讨逆诸事务，遂解除州刺史的军权，导致地方的军权与政权分离。正如《隋书》云：“旧有兵处，则刺史带‘诸军事’以统之，至是别置都尉、副都尉。都尉正四品，领兵，与郡不相知。副都尉正五品。”⁽¹¹⁾大业三年（607）四月，隋廷采取进一步的动作：诸州一律改称郡，刺史一律改称太守。并增设郡赞务（后改作郡丞），继设郡通守，作为副职。郡通守列名在郡太守之次，郡赞务（郡丞）位在郡通守之下。凡发送公文，须三人签署方为有效，这就进一步限制郡太守的权力。据大业五年统计，隋朝版图内有190个郡政区（即州，含大业元年平定林邑增置三州、五年平定吐谷浑国所增置四郡）。⁽¹²⁾

此后，地方行政体制分作四个层级：郡—县—乡—里，实为郡县两级；且实行地方分权机制，导致遇事掣肘，不能即时应变。隋末，地方行政体系未能发挥其有效作用，盖与此（地方分权）直接相关。鉴于此况，唐初立即恢复总管府政区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