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大庆二千五百年

陈桥驿

对于绍兴古城，2010年是个划时代的年份。因为越王句践是在公元前490年，也就是2500年前，从会稽山区出来，在离山麓不远的这片孤丘平原上建立这座都城的。今年正是这座古城建立的2500周年。当时，在以汉人为主的平原地区，都城当然早已出现，但在被先进的汉人称为“南蛮鴃舌”（《孟子·滕文公上》）的落后地区，建城立都的事是相当罕见的。所以在以后的整个华夏境域中，越人建立的这座城邑，无疑也算得上是座历史上的古城，是越人和汉人都可以自豪的。绍兴是我的家乡，我当然亦与有荣焉。

对于建都立邑之事从事研究，不仅是一种历史，同时也是一门学问。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我与他们之间常有联系，其中也有几位热衷于研究绍兴的。⁽¹⁾这就说明，对于这座名城，其城邑的建立，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现在我们国境内的古城，多数都由早期的汉人建立，但绍兴却始建于越人。《汉书·高帝纪》：“冬十月，令天下县邑城。”说明由朝廷颁令建城的事，要在绍兴建城以后很久才见于正史，足见在郡县制成为行政区划的基础以后，还有不少县邑是没有城垣建筑的。所以，汉高祖在其建朝的元年（公元前201年），颁布了这条命令。但绍兴这个远离中原的地方，却与当时中原的其他许多地区—样，已经出现了这座古城。即此一端，就值得我们从事研究。

这座在《越绝书》上称为“句践小城”和“山阴大城”⁽²⁾的古城，其所以能够在2500年前诞生，当然有值得研究的原因和过程。《越绝书》是一部可信的、经过东汉初学者整理加工的先秦越地古籍，对此我已另有文字考证⁽³⁾，这里不作阐述。公元前490年时，山会平原还在第四纪最近的一次称为卷转虫海退的过程中，山会平原的范围还不大，建城不可能远离山麓，选择这样一处孤丘罗列的比较高坦的地区，或许就是范蠡的设计：“今大王欲国树都，并敌国之境，不处平易之都，据四达之地，将焉立霸王之业。”（《吴越春秋》卷五）句践在今龙山南麓建都之时，这个地区的孤丘还有不少，其中有的在我们童年时还存在。初建时的越城当然简陋，城垣是以后随着时代而不断拓展的，这个过程中就夷平了不少较小的丘阜，但其中最大的三处，即龙山（76米）、蕺山（52米）和塔山（32米），却能长期挺拔苍秀，成为二千五百年来的见证和座标。

我国的不少古代名城，特别是黄土高原上建城最早、声名特大的名城，我在上世纪80年代都作过一些文献研究和现场考察，并撰写过一些文章，主编过几本文献，所以稍有了解。虽然在这些文献上我们都以古都相称，有的并且使用同一的地名，但实际上它们多是在一个地域上不断播迁的。例如西周的丰镐，秦的咸阳，汉的长安，我们现在都把它们作为一个古都，但其实并不建立在同一地域之上。东周的王城和汉的洛阳，情况也正相同。但绍兴古城则与众不同，尽管城市不断拓展，地域不断扩大，但三山屹立，抬头可见，成为城市的稳定标志。这在我们的许多古城中是一个不多的例子。是古今都值得自豪的。

前面已经提及，在中国的许多历史名城之中，绍兴是为数不多的由汉人以外的越人创建而年代确实可考的。所以这里有必要把兴建这座古城的越人部族作一点介绍。中国是个由许多民族融合而成的大国，在远古时代，这些民族的情况多是前代人的传说，并不属于信史。这中间，以黄土高原及黄河中游为聚居地的汉族是发展最早和文化最高的，他们在殷代（公元前11世纪）就有了文字（甲骨文），显然是国境内所有民族之首，也是以后中华民族融合过程中的核心。

越族从其分布的地域来说也是一个大族，但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都不能与汉族相比，所以被汉人称为“南蛮鴃舌之人”。越人的语言与汉人不同，这就是“鴃舌”的来由。越人没有文字，与汉人交往以后，越人中的上层人士才学习汉字。汉人则按越语迻译，所以后来作为族名和国名的这个“越”，《史记》诸书作“越”，而《汉书》诸书则作“粤”，其实是一音二译而已。对此，我在为《绍兴方言》⁽⁴⁾卷首所作的序中已有说明。

汉族是中原大族，众望所归，越人当然早已有使者北上交往。今本《竹书纪年》在周成王二十四年条下所载的“于越来宾”就是“于越”这个名称最早见于记载的汉人史籍。往年王国维曾作《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二卷，经过他的逐条考证，论定《今本》多“后人搜辑，其迹甚著”。又指出：“始知今本所载，殆无一不袭他书。”王国维是个著名学者，所言当是事实，《今本竹书》显然不能与已经散佚的《古本竹书》相比。不过王氏也据其考证说明：“其不见他书者，不过百分之一。”而周成王二十四年下的此条“于越来宾”，即在此“百分之一”之中。所以《今本》此条，显然价值不凡。而且作为对历史传说的研究，还应和其他有关文献核实。我往年曾撰有《论衡与吴越史地》拙文⁽⁵⁾，指出《论衡》在《超奇》、《异虚》两篇中，都曾记及于越向西周献雉的事——《超奇篇》说：“白雉贡于越。”《异虚篇》记得更为详明：“周时，天下太平，越尝献雉于周公。”这项资料的特别可贵之处，是它和《竹书纪年》的不谋而合。我在该文中加意说明，《论衡》的这两篇，当然都是王充在吴、越地区耳闻的记叙而绝非来自《竹书》。因为在王充撰写《论衡》的时代，《竹书》尚深埋于汲冢之中，所以我们把王充在越地耳闻的“白雉贡于越”与《竹书》的“于越来宾”加以对比，二者或许就是同一历史事件。说明早在公元前11世纪之末，于越作为一个边疆民族，已经对中原大族有所朝聘。也就是说，已经开始吸收中原汉族的先进文化。这个过程当然是在一段相当长期的时代中渐进的，不可能像兴建一座都城地有一个确实的年份。

现在再回过头来议论绍兴建城的事。在远古分布于我们国境的各族之中，越族是一个濒海民族，为此，在议论这个问题时，就需要涉及一个称为古地理学⁽⁶⁾的学问。前面记及远古越人把自己的国族以汉字译成“越”（或“粤”）。我曾于上世纪80年代起多次应邀到日本担任客座教授，发现日本也有很多称“越”的地名，而且我在上述为《绍兴方言》所作的序中提及，在日语之中，有好些语音显然与古代越语相牵连。此外，在中南半岛有“越南”国名，他们国内与“越”（或“粤”）发音近似的也有不少。这个语音，而且远到南洋，说明在国境东部和南部，曾经有很长一段时期有“越”（或“粤”）人的流散和分布。这种事实，就涉及到古地理学的问题。因为在整个第四纪，南方沿海曾经发生过几次海进和海退的自然环境的变化。现在，由于地质科学和古生物科学等的发展，这些过程都不必用传说和神话进行虚构，而是可以用现代技术测定年代。日本有不少对这个过程很有研究和兴趣的学者，他们很希望我在这个问题上作一番研究。由于国际学术界同行的要求，所以我在文献查阅和田野考察的基础上，写了若干文字，于国际交流期刊《文化交流》⁽⁷⁾发表了一篇《越人横渡太平洋》的论文，文内按学术界对第四纪古地理的研究，附入《假轮虫海退时期今浙江省境示意图》和《卷转虫海进时期今浙江省境示意图》两幅插图。因为按照现代第四纪科学的研究，第四纪是始于距今250万年的一个很短的地质时期。在这期间，地球上间隔性地发生暖季、冷季以及与此相应的间冰期和冰期的交替，因此同时出现地球上水体的变化。与冷季及冰期相应的是海陆冰川的发展和水体的下降，在地质学上称“海退”。而与暖季和间冰期相应的是海陆冰川的消融和水体的上升，地质学上称为“海进”。我在拙文中插附的这两幅“海退”、“海进”示意图，因为利用了学术界古地理的研究成果，所以获得了日本同行学者的赞赏。按此文的《假轮虫图》，其时在距今约15000年的冷季，即所谓冰期，海陆冰川积贮深厚，海面下降，今省境陆域甚广，海岸线基本上在大陆架上，今宁绍平原与舟山等许多外岛互相连接，宁绍平原上的越人部族，已经从采集、狩猎发展到农业耕作。但到了距今12000年的全新世，第四纪的另一个暖季开始，海面又逐渐抬高，大陆与岛屿次第分离，许多岛屿淹入海域而陆域面积也因海水的入侵而不断缩小。这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卷转虫海进”⁽⁸⁾。在这次海进的几千年中，越人因避水而分散，这个过程，我已撰有《越族的发展与流散》一文议论⁽⁹⁾，此处不再赘述。对于越人来说，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当然是一种挫折。漂洋出海的一大群姑且不论，原来的宁绍平原上的越人主要部分，随着海水的不断内侵而自北向南迁移，经过多少年代，最后退缩到山麓边缘（即河姆渡一线）。而海面仍然继续上涨，越人的主体最后进入浙东山区，而以会稽山区为部族中心。“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吴越春秋》卷六）。在生产和生活方面，显然都比在平原时代有了倒退。其中最早一代进入山区的越人，当然从他们前辈口中知道海水吞噬平原的故事。而这种故事，在后代越人中口口相传。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所说：“禹是南方民族神话中的人物，这个神话的中心点在越（会稽）。”⁽¹⁰⁾这显然就是在山区艰难度日的越人，按他们前辈的传说，希望有一位神明，替他们驱走海水，把平原交还给他们。

我之所以在序中记叙这一段海进的故事，一方面是因地质科学不是神话传说，是有年可考的事实。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说明，越人的经济和文化，原来比汉人落后。而这一次海进使他们丧失了一片以往从事耕作的平原，显然更拉大了与汉人之间在各方面的差距。但人们盼望的这位后来被整个华夏族群所传颂的神明终于到来，海退开始，平原逐渐显露并扩展。越王句践随即于2500年前跨出山区到平原建城立都，此事与越人部族中流传的其他故事不同，是后代人们完全可以信赖的历史事实。所以我说对于绍兴，2010年是个划时代的年份。不仅海内外绍兴人士值得重视，在我国的城市史上，也是一件必须记叙的信史和大事。因为这座古城的兴建，在时间上确凿无讹，而在城垣位置上，如上所述，由于龙山、蕺山、塔山的三足鼎立，在我国的许多古城中，也有独特的风格。句践兴建此城时，城垣与范围当然狭小，在以后的年代中不断扩展。但作为城市座标，这三座丘阜，今后必然万世长存，让后人永远铭记。随着经济、文化等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绍兴在今后当然还要长足跃进。但后代人开卷有史（《越绝书》），这座古城和公元前490年这个建城年份都将永垂不朽。

城市学这门学问是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中发展起来的。在每个城市的诞生和发展历史中，都包含了不少传说，其中有的更具有神话的性质。但是由于它们流传已久，意义深远，所以即使在科学测年的技术发展到了可以把一粒砖屑、一片粗陶、一段碎木都能测定其年代的今天，对每个城市中流传的各式与现代城市科学毫无关系的掌故，我们仍然不必排斥，因为它们在历史、人文、道德、宗教、习俗等其他许多方面，都存在各自的价值，这是一个方面。但另一方面是，凡是符合于科学的城市学内容的，我们尤其值得重视和研究。对于绍兴来说，2500年来，从建城的时间和城市的分布，都是科学的城市学内涵，我们既要纪念这个划时代的建城年份，也更要研究绍兴这部价值不凡的城市史。

我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才从事历史城市研究的。开始涉足于此时，对上述两个方面都并不明确，所以虽然应出版社之邀，主编了几本有关文献，但思想上对不少问题实在多没有解决。直到1989年，应日本国立广岛大学之聘作客座教授，开设《比较城市学》课程，这半年的教学工作，让我在城市学的领域中有了不少新的认识，所以在后来主编的《中国都城辞典》⁽¹¹⁾中，对这两方面的概念都作了若干阐述。现在，国际城市化的进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等因素，正在不断加速，我一时无法查获当今全国和全世界已经有了多少能排入城市之列的数字。但是，有这么一个城市，它有古老而确切的建城年代，具体的建城位置，永远延续的城市座标，这个城市就是绍兴。它的二千五百年建城大庆，不仅是海内外越人都必然关注的大事，也是城市学者都值得研究的课题。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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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如美国首席汉学家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就在其执教的名校斯坦福大学建立了一个“宁绍研究所”，出版了中国历史城市名著《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就率团访问绍兴和宁波，省里由我作陪。他主编的这部名著，已由我组织一批擅长英语的学者（叶光庭主译）译成，中译本名《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由中华书局于2000年出版。全书60余万字，施坚雅为中译本写了序，我除了作为全书校者外，还写了长篇《后记》。

(2) “句践小城”是其在位第七年（前490年）年末所建，确实无讹。但“山阴大城”在《越绝书》中未曾记叙是当年所建，且其规模较大，恐系次年完成。

(3) 我的研究生乐祖谋点校的《越绝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卷首有我的长篇序言，考证此书来历。我并另有《关于〈越绝书〉及其作者》一文，发表于《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2期，以上二文均收入《吴越文化论丛》（中华书局2000年版）。

(4)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出版。

(5) 《浙江学刊》1986年第1期，收入《吴越文化论丛》。

(6) “古地理学”（Palacogeogry）是一门研究地质时期海陆变迁的科学，不同于“历史地理学”。

(7) 《文化交流》第22辑，1996年。

(8) 第四纪的“海进”、“海退”，地质学界均按当时地层中大量存在的原生动物有孔虫（Foraminifera）命名，“假轮虫”、“卷转虫”等名，都由此而得。

(9) 《东南文化》1989年第6期，收入《吴越文化论丛》。

(10) 《古史辨》，北平朴社民国十五年（1926）出版。

(11) 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