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母语文学的文化生态景观

五、彝族母语文学的文化生态景观

彝族有着丰富多彩和异彩纷呈的口传文学，却一直活跃在民间，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四川境内彝文报刊的相继创办才结束了没有彝族作家现代母语文学的历史，进而涌现了一批母语作家群及大量具有认识价值、美学价值和社会价值较高的作品。

彝族母语文学作为根性文化的象征性符号体系，承载着民族身份的标示和民族文化的积淀，传递着民族风格、民族美德、民族精神、民族心理和民族尊严的本质属性，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质，在传承和保护活态的彝族原生文化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伴随着全球化语境下强势语言文化的日益冲击和影响，彝族文化生态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人们的精神家园急速变迁，伦理道德逐渐丧失，为此，有先觉意识的彝族母语文学作家们担负起时代所赋予的职责和使命，投入到追溯历史记忆与书写现实生活的创作之中，客观地展示本土文化生态，理性地检索母语文明元素，诚挚地表达民族文化精神诉求。由于彝族母语作家既能准确把握自我文化的审美情趣与表达习惯，也能深刻体悟族群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文化生态的深度变迁，因而其文本也才更容易让受众所接纳和认可。

彝族知名女作家阿蕾的母语短篇小说集《根与花》主要以现实妇女生活为题材，用现代眼光对彝族传统文化作了较为深刻的反思和深度的透视，揭示了彝民族传统风俗习惯和宗教文化中的劣根性，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女性个体生命的遭遇和突变。其中同名短篇《根与花》通过讲述“拉玛奶奶”后半生的悲惨遭遇，进一步控诉了“儿子为根，女儿为花”的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及其对人性的摧残和毒害；《嫂子》从“嫂子”不平凡的人生历程和悲壮的殉情中，揭露旧婚姻习俗和传统宗教文化的不合理性，以及父权社会对女性人格的践踏。《哑巴尔玛》以“尔玛”坎坷的经历，即反复被任意买卖、转房、休回等悲壮一生为主线，把野蛮落后的乡村传统文化陈规陋习进行生动的描绘和真实的裸呈。《亲家母》《破灭的美梦》《残梦无期》等则书写了高山与平坝、乡村与城市之间文化生态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反映了坚守地域文化生态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彝族作家贾瓦盘加母语长篇小说《火魂》、短篇小说集《情系山寨》都以当代青年人生存处境和发展历程为主要叙述线索，着力描写了新时期以来民族地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风貌。作者所呈现的文化生态明显带有古朴、庄重的圣乍文化因子和审美因素。无论是对乡村文化生态的关注，还是对现代文明的接受，都不无表现出自觉汰除传统文化的糟粕，渴望重构和建构与社会相适应的民族文化，同时也担忧民族优秀文化的消逝和断流。在其短篇小说《家史甜甜的咸咸的》更是道出继承祖辈技艺和吸收文化知识之间的痛苦抉择和现实矛盾，激发了读者的强烈共鸣。而彝族作家时长日黑母语短篇小说集《山魂》、中篇小说《阿各么那人》等则以浓浓的乡情民情描述和呈现彝族母语文化生存现实境况的同时，把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以及所在地文化纯真、细腻的特性和美感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而抒发了作者对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的崇敬之心和热爱之情。

彝族诗人阿库乌雾的母语新诗集《冬天的河流》在呈现彝寨独特的生态环境和风土人情的同时，赋予了表意符号“祖灵”“猎狗”“牧人”“石桥”“毕摩”“泉眼”“口弦”等新的生命，浸透着诗人对本土文化深情的眷恋和忧郁的沉思，从而深切表达了重新回归故土，重新挖掘历史文化的强烈愿望。诚然，生活在大西南深处的彝民族，同自然之间朝夕相处中形成的半牧半耕文化景观和亲缘攀结精神血脉，是有其独立性和特殊性，也是值得去回味和书写的。在这个环境里，“一切的生命都始于自然又归于自然，即使在异常艰苦，物质极度贫乏的地方，生命也能显现泰然处之的雍容。作者暗示彝民族虽然一直是多灾多难，崎岖坎坷地向前发展，但毕竟生命的河流依旧汩汩地流淌”。

莫色日吉的母语组诗《黑魂》急切表达了面对母语文化生态变迁异常活跃而导致原生文化不断流失的强烈忧患意识与急于自我拯救夙愿。萨古打仁母语诗歌《弯弯的梳子》以描绘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深刻揭示了文化本原自然属性的智慧之思与哲理光芒。吉赫丁古的母语诗歌《变迁》《划船》《毒花情歌》等既有对彝族传统文化的追溯和情怀，也有对彝族文化走向的关注和思索。体依尔坡的母语诗歌《我这时代》强烈呼吁与时代同步的族群文化精神。孙吞尔史的母语诗歌《回来吧，亲爱的》抒发了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文化生态景观。马正清的母语诗歌《旧屋新屋》通过有形文化资源的描绘，隐喻和暗示文化积淀与文化创新同等重要的深刻哲理。洛边木果的母语诗歌《昭通情语》是族群历史文化画卷的轻描淡写，也是时代文化精神诉求的心理召唤。

作为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也开始引起一些彝族母语作家的关注。他们主要以文化自救的方式进行书写和宣传，其中贾司拉核的母语长诗《火把节》就是一首时空跨度较大的展现民俗文化和地方特色的传统诗歌。该诗以五言体格式，记述了彝族传统节日的由来和变迁，以及各方言区不同的表现形式和丰富的内涵，诠释了火把节的原生性和独特性，即从历史到现实，从传统到现代，从山寨到平坝，从乡村到城市，火把节都有一定的时代烙印和地域痕迹，但它的节庆的娱乐性和趣味性，极其热闹的场面与欢乐的气氛却一脉相承万变不离其宗。诗中采用“克智诗”体的形式，比兴、夸张、对偶等修辞手法随处可见。

由彝族青年诗人阿洛可斯夫基、贾巴甲哈共同演绎的母语长篇散文诗《情满凉山》具有强烈的“寻根”导向和“指路”意图，其浓郁的家谱、羊圈、毕摩、荞子、蒿草、口弦、月琴等意象隐喻和暗含的文化主旨、葬礼仪式、节庆活动、猿猴变成人，传说中的英雄人物支格阿尔离奇的身世、射日射月和收雷的壮举、降妖除魔的胆量，大毕摩阿苏拉则作毕的传奇故事，美女名扬四方的甘莫阿妞，图腾文化标识物山鹰和鹅卵石等都在这里得以重现，又在这里留存记忆。这里有痛苦和欢乐，这里有情谊和忧伤。文章末尾作者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们唱着有点感伤的山歌，寻找美丽的梦幻，左手握着安宁河做梦，右手握着金沙江做梦。把高山泉水当美酒喝，把天空白云当彩服穿。彝族地区啊，我永远爱你。”

80后彝族青年诗人木帕古体热爱自己的母语，力图用母语写作，用母语教育下一代。“母语已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母语诗集《灵魂在飘荡》从自然生态与人的关系、文化与人的关系入手，去关注那些已经或正在被社会丢弃的人类文明，那些与自然、与人类和谐相处的文化生态。从个人的心路历程透视文化生态的深度变迁和文化精神的艰难诉求，探索文化生态存在方式对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审美境界的影响。进而从灵魂居所、灵魂酸楚、灵魂梦幻三个层面表达了诗人对母语文化的钟情与感怀，以及在当今世界各种文化相互竞争与交融日趋激烈的时代，母语文学所承载的文化意蕴、文化精神和文化功能也不可忽视。

阿鲁斯基的母语散文《放野鸡》通过回忆的方式，述说父亲养小野鸡、训野鸡、放野鸡、套野鸡、吃野鸡肉的种种乐趣，挖掘彝族放养野鸡的民俗事象文化内涵，同时也饱含着对亲人和乡土生活的怀旧情意。吉郭龙惹的母语散文《妹妹与山外的故事》以诗化的语言，再现了山村的封闭与山外的开放之间的落差，以及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和冲突，反映了新一代彝族乡村女性对自由婚姻的向往和追求，揭露了包办婚姻的劣根性和危害性。沙马拉毅的母语散文《嘹亮的歌声》以饱含激情的笔调和多元化的视角，书写了那些与自然、与人类和谐相处的文化生态，记录了彝族标准音的丰富而独特的原生态民间歌曲，蕴藏着文化与自然环境、文化与民众生活方式之间和谐共融的喜人变化。罗洪瓦达的母语散文《啊，我的语言文字》以评论、描写、抒情融为一体，勾勒了彝语言文字的发展阶段及彝语言文字与彝族社会生活的关系，饱含着对民族语言文字的一片深情。曲木里日的母语散文《蓑衣》在不断赞颂蓑衣的功效中表露出对传统文化的依恋和至情。

由上所述，彝族母语文学以多维视角呈现亘古不变的山地文化自然景观和本质特征，深刻透视彝民族文化生态的变迁历程，真切表达彝民族独特的地域文化生态理念与“和而不同”的文化生态发展趋势，理性倡导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这对于传承民族精神，弘扬时代主旋律有现实意义和不可替代的认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