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食住行看巨变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此掀开了巨幕。从1978到2008年的30年中，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人民的生活日新月异。聚焦衣食住行，在衣食住行中寻觅和感受30年来中国的变化轨迹，令人感慨万千。衣食住行的变化以经济的发展为前提，以观念的转变为基础。透过这些最普通、与生活紧密相关的事，最能体会出改革开放30年我国的巨变，最能看清楚中国发展、文明、进步的步履。

服装篇

五十年代：中山装列宁装盛行

新中国是在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新中国刚成立时，人们的服装上还保留着民国时期的样式。城市市民一般穿侧开襟扣扣的长袍，妇女穿旗袍。农村男子一般穿中式的对襟短衣、长裤，妇女穿左边开襟的短衫、长裤，有的还穿一条长裙。当时人们做衣服的面料多是机织的“洋布”、粗棉布、麻布。此外还时兴西装和中山装。因为当时的人们习惯把中山装与孙中山的革命信仰和原则联系在一起，比如四个口袋象征国之四维，即礼、义、廉、耻；袖子上的三颗纽扣则代表民族、民权和民生三民主义，中山装成为了一种象征。开国大典时，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集体亮相时穿的中山装引起了世界瞩目。随着政治形势的不断变化，一种来自苏联的双排扣制服——“列宁装”逐渐在参加工作的女性中流行起来。它因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常穿而得名，样式为西装开领，双排扣，各有三个纽扣，腰中束一根布带。这款服装后来竟成了无数中国女性最崇尚、青睐的“时装”，其中，革命女干部几乎是人人必穿列宁装，以显示其革命性。

50年代的人们崇尚劳动最光荣，朴素是时尚。年轻姑娘们曾一度爱上了男式背带工装裤和格子衬衣。1956年，三大改造开始轰轰烈烈的进行，人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的时候，流行的色彩也从蓝色、灰色变得丰富多彩了，色彩鲜艳的布拉吉裙成了各大中城市最亮丽的风景。

在讲求勤俭的年代，美丽的服装大多是家庭制作而来。巧手的姑娘和母亲们按照画报上的服装式样，自己动手裁缝，使穿着更得体更漂亮。但不管怎样，中山装仍是50年代中国最庄重也最为普通的服装。那时拥有一套毛料中山装是令人羡慕的事情，而在中山装的右上口袋插上一支甚至两支钢笔，则是有知识、有文化的表现。后来，有人根据中山装的特点，设计出了款式更简洁、明快的“人民装”“青年装”和“学生装”。还有一种稍加改进的中山装，就是将领口开大，翻领也由小变大，很受人们的欢迎。当时，毛泽东就特别喜欢穿这一款式的中山装。以后，国外有人便将这一款式的中山装称作“毛式中山装”。从那时开始，中山装的流行持续了近30年的时间。

六七十年代：深色成为服装主色调

60年代初期，是新中国历史上最艰苦的时期，由于三年自然灾害，1959年到1960年棉花大幅减产，棉布供应极为紧张，人们买服装、棉布和日用纺织品都要凭布票，为了尽可能地节约，购买服装的标准是耐磨和耐脏，灰、黑、蓝等深色成为街头流行色，千篇一律、季节不分、男女不分的服装样式也更流行。

“文化大革命”时，拥有一套军装是那个年代无数年轻人的理想。青少年喜欢穿一身草绿色的军装，头戴草绿色军帽，肩挎草绿色书包。这一身在当时来说可算是很奢侈、很酷的行头。当然，艰苦朴素还是那时最主流的时尚。为了表现自己艰苦朴素的“品行”，有人甚至将新买的衣服在水中做旧，或者在并未被损坏的衣服上打上几个补丁。这种今人看来相当可笑的行为，但在60年代中后期则盛行一时。

八九十年代：丰富多彩，张扬个性

改革开放以来，服装的花色姹紫嫣红，款式千变万化，面料、质地更是层出不穷。

1979年4月，法国服装设计大师皮尔·卡丹应邀首次访华，在北京举办了一场服装观摩会。在一个临时搭起的T型台上，8个法国模特和4个日本模特，在流行音乐的伴奏下走起了猫步。那些身着耸肩衣裙、神态放松的高挑美女，与台下穿着蓝灰制服、屏住呼吸的中国观众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掀开了我国服装变化的序幕。

1980年11月19日，上海服装公司从下属的3万多名职工中挑选出十几名形体标致的青年男女组建的时装表演队正式成立，成为新闻。3年后，这支表演队出访欧洲，引起了轰动。西方舆论惊呼：“毛泽东的孩子们穿起了时装！”来自中国的时装旋风，带给世界一个开放的中国的新形象。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穿着越来越丰富，色彩也从单一的蓝色灰色变得五颜六色。当时上映的国产故事片《庐山恋》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影片，久违了的爱情故事，片中女主角新颖和不断更新的时装，令人耳目一新，让年轻人羡慕不已。太阳镜、长头发、喇叭裤、蝙蝠衫成为时尚。很多年龄大的人看不惯这些装束，但许多年轻人依然我行我素，在乐此不疲中尽情地张扬着个性，显示着自己的魅力。

1984年，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在美国洛杉矶奥运会上实现“三连冠”的时候，北京流行起了运动装。色彩鲜艳的运动装成为爱美人士的首选服装。人们几乎随时随地穿着运动服，运动装成为了学生的校服和工人的厂服。

20世纪90年代，人们的生活迈向了小康，思想观念更为开放，服饰的颜色和款式也在急速变化，穿衣打扮注重个性和多变，很难用一种款式或色彩来概括时尚潮流，强调个性、不追逐流行本身也成为一种时尚。“我的穿着我做主”成为口号，成为理念。

饮食篇

从“有啥吃啥”到“吃啥有啥”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是生活的最低标准，同时也是生活的最高追求和享受之一。改革开放30年，我们的饮食从“有啥吃啥”到“吃啥有啥”的变化中，可以反映出一个社会的贫富盛衰，可以体味出社会历史的变迁。

据有关人士回忆：当年尼克松访华时，美国有关部门曾组成一支由近百名记者组成的记者团进入我国大陆进行采访。这批记者在上海采访时，曾被安排参观过位于卢湾区的巨鹿路菜场。记者们走入菜场时看到：这里蔬菜、肉等食品应有尽有，琳琅满目，“供应”充足，刚从屠宰场里运来的鲜肉摆在摊档上，活鸡、活鸭在笼子里扑腾，活鱼在池子里吐泡泡，蔬菜品种之丰富就更不用说了。但是这些美国记者们并不知道，那些被“请进来”的居民只能很识相地买些蔬菜和豆制品，“有资格”买鲜肉鲜鱼的都是干部，等记者走后，他们还得规规矩矩地把买走的东西原封不动地送回来，因为这些东西必须定量供应给其他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人们“有啥吃啥”“供应啥吃啥”的饮食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粮食严重短缺。为了确保全国人人能够吃上饭，当时的中央政务院于1953年10月发布命令，决定全国实行粮食计划供应政策，采取凭证定量购粮办法，粮票应运而生。与此同时，全国的饮食业实行凭票用餐，食油、禽、蛋、肉、豆制品、蔬菜也实行限量供应。这一时期票据种类繁多，除了粮、油、肉等票外，还有豆腐票、粉条票、烟酒糖票等。各种票证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票证左右着人们的生活。票证盛行的年代，也是物质短缺的时代。在农村，人们还可以依赖大集体、自留地弥补粮食、蔬菜的不足。在城市，离开了票证能吃上饭、吃饱饭，简直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票证在限制人们的购买力、维护了社会稳定的同时，也压抑着人们吃的欲望。

20世纪60年代初的天灾人祸，粮食、蔬菜更加紧缺，填饱肚子成为摆在几亿中国人面前的头等大事，城市人口的粮食及副食供应量一减再减，农村许多地方人的口粮也是青黄不接。在吃不饱的情况下，人们只好以胡萝卜、白菜等充饥，发展到后来，许多人只能靠吃野菜和由稻草、麦柴等加工的“淀粉”才勉强活了下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内容的农村改革开始在全国推进。这一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粮食产量迅速增加，岌岌可危的农村经济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最终告别了物资短缺时代，粮食、蔬菜、肉等食品价格全面放开，各类食品供求走向了市场化，中国一些象征短缺经济的布票、油票、肉票、豆腐票等，也相继退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收藏家手里的收藏品。

今天，我们的物质生活已经极大地丰富，遍布城乡的商店、菜场、超市中，方便群众购销的集市上，各类食品应有尽有，想吃什么，就能买到什么。随着物质的极大丰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饮食观念的不断变化，人们对于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仅要“吃好”，还要吃得健康。营养均衡，粗细搭配，口味清淡，多吃蔬菜水果，少吃高脂肪高胆固醇的食物已成为饮食文化的核心内容。以前因粮食不够用来充饥的野菜、粗粮，如今已成为餐桌上的绿色健康食品。

居住篇

安居才能乐业

“安居乐业”是中国的一句老话。有一套可以容身安居的住房，是人类生产生活得以进行的基础。

人类在产生之初主要是依靠天然洞穴作为防风御寒的栖息之所，秦以后，乡村住所形式主要是土木结构的建筑物，民国时期砖木混合结构的建筑开始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在城市中，我国实施的是“统一管理，统一分配，以租养房”的公有住房实物分配制度。城镇居民的住房主要由所在单位解决，各级政府和单位统一按照国家的基本建设投资计划进行住房建设，住房建设资金的来源90%主要靠政府拨款，少量靠单位自筹。住房建好后，单位以低租金分配给职工居住，住房成为一种福利。从1958年到1977年的20年里，我国一直实行这一住房制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国家坚持以发展生产为先，住房基本建设投资规模逐年削减，因此，住房供给普遍不足逐步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城市居民的住宅大多面积小，设施简陋，拥挤杂乱，屋子小得给人以压抑感。一家几代、几口甚至十来口挤住在一起的事司空见惯。一些年轻人为了等房结婚，只好在“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中苦苦等待。农村里，北方内地多为土坯房、窑洞，南方多住茅草房，房屋破旧，年久失修，随时都有被风吹倒、被雨冲塌的危险。一些地方人畜混居一室，卫生条件差，严重影响着人们的健康。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狭小、陈旧、卫生设施普遍不配套的住房，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人们居住的需要，新型的住宅小区拔地而起，住房条件得到了有效的改善。肇始于1994年的住房制度改革，将住房建设推向了市场，激发了社会建房、群众购房的积极性，新的设计理念，新的建筑、装修材料不断运用于住房建设之中，不断满足着人们对住宅的各种要求。

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对住什么样的房、住在什么地方有了更多的选择权，高层住宅小区、花园小区、复式结构楼房、单门独院的特色别墅渐次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当我们深入农村，看掩映在柳荫下的农舍，登高远眺，流连于城市流光溢彩的景色时，祥和安宁、和谐繁荣的画面尽收眼底，“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情油然而生。住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在祥和安宁、和谐繁荣的生活中蓄积着创造未来更美好生活的动力。

交通篇

活力喷涌是交通

交通是人类社会生存活动的基本形式，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人与物之间的沟通或物与物之间的沟通。广而言之，是人群和人群、企业与企业、地区和地区、城市和城市、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沟通。一方面交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需前提，同时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在现代社会中，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交通发展程度，决定了该地区、该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水平，也决定着该地区、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从公路建设、交通工具的变化和人们出行方式的选择上，更能看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

新中国的公路建设是在旧中国的基础上艰难起步的。员怨源怨年全国公路通车里程仅愿.园苑万公里，公路密度仅为0.愿公里/百平方公里。缘园年代中后期，为适应经济发展和开发边疆的需要，我国开始大规模建设通往边疆和山区的公路，相继修建了川藏公路、青藏公路，并在东南沿海、东北和西南地区修建国防公路，公路里程迅速增长，员怨缘怨年达到缘园多万公里。远园年代，我国在继续大力兴建公路的同时，加强了公路技术改造，高级、次高级路面比重显著提高。苑园年代中期我国开始对青藏公路进行技术改造，愿园年代全面完成，建成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沥青路面公路。随着公路事业的发展，公路桥梁、隧道建设也得到发展，建成了一批具有中国特色隧道以及石拱桥、双曲拱桥、钢筋混凝土拱桥等各式混凝土和预应力梁式桥。在员怨源怨年至员怨苑愿年的猿园年间，尽管国民经济发展道路曲折，但全国公路里程仍基本保持持续增长，到员怨苑愿年年底达到愿怨万公里，平均每年增加约猿万公里，公路密度达到怨.猿公里/百平方公里。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民经济持续高速的发展，公路建设突飞猛进。20世纪愿园年代初至愿园年代末，国家干线公路网和国道主干线系统规划先后制定并实施，公路建设有了明确的总体目标和阶段目标；公路建设在继续扩大总体规模的同时，重点加强了质量水平的提高，高速公路及其他高等级公路建设步伐加快，公路交通面貌彻底改观。从统计数字看，到员怨怨怨年，全国公路里程达到员猿缘万公里，公路密度达到员源.员公里/百平方公里，为员怨苑愿年的员.缘倍。二级以上公路占全国公路总里程的比重由员怨苑怨年的员.猿豫提高到员怨怨怨年的员圆.缘豫，主要城市之间的公路交通条件显著改善，公路交通紧张状况初步缓解。同时，县、乡公路里程快速增长，质量也有很大提高，有的省份已实现全部县道铺筑沥青路面乃至达到二级技术标准，全国实现了员园园豫的县、怨愿豫的乡和愿怨豫的行政村通公路。高速公路建设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公路事业取得的突出成就。员怨愿愿年，我国第一条高速公路沪嘉高速公路（员愿.缘公里）建成通车，实现了我国高速公路零的突破。此后，又相继建成全长猿苑缘公里的沈大高速公路和员源猿公里的京津塘高速公路。进入20世纪怨园年代，在国道主干线总体规划指导下，我国高速公路建设步伐加快，每年建成的高速公路由几十公里上升到一千公里以上。员怨怨怨年年底，全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已达员.员远万公里。短短员园年间，我国高速公路就走过了发达国家一般需要源园年完成的发展历程。进入新世纪，我国的公路建设有了新的突破，截至2007年年底，公路通车总里程达357.3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5.36万公里。“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已经建成，全国高速公路网有望在2010年建成。公路总里程和高速公路总里程均位居世界第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北京、上海等个别大城市，电车、汽车比较多见，黄包车、自行车是比较普遍的代步工具。在一般的中小城市，有少量的自行车和人力车。农村中，北方主要以马车、人力板车为主要交通工具，南方则以木船、牛车等为主要交通工具，步行是最普遍的出行方式。改革开放前我国的交通有所改善，但短途出行仍以自行车为主。这一时期，交通工具也极为有限，人们出行除了用双脚行走之外，可以代步的交通工具主要依靠公交车和自行车。但是公交线路少，车厢经常拥挤不堪。相比之下，最方便的交通工具当然是自行车，中国曾被称作“自行车王国”，一方面说明当时可供乘坐的交通工具有限，另一方面，说明人们对于自行车的依赖。在农村，由于生产生活方式比较闭塞，外出的人口不是太多，偶尔出门，出于方便和经济的考虑，也大多依靠自行车出行。拥有一辆结实耐用的自行车，是当时许多城镇居民、农村群众的理想。

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出行对于许多人来说还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买票难、乘车难、运输难是令人头疼的事情。因铁路运输能力的不足，当时的铁路客运量每天超载50%，高峰时超出100%，每天有80万人站着乘火车，而全国每年积压的物资则高达1.5亿吨，南北运输的缺口达6000万吨。从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贯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主要依靠京汉铁路等若干条铁路干线，远远不能满足人们出行及经济的发展需要。1996年9月1日，历经三年的艰苦建设，京九铁路全线开通运营。这条钢铁大动脉跨越九个省市，有效解决了铁路运输的瓶颈问题，有力地缓解了南北运输的矛盾，促进了沿途经济社会的发展。

如今，当我们徜徉在现代化大都市，行驶于城乡之间时，最切身的感受是道路通畅，人群涌动，车流穿梭。公交路线的增多，交通工具的改善，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出行；普通公交车、先进豪华的空调大巴、便捷灵活的出租车、私家车、地铁、轻轨等新型交通工具，使人们的出行有了更多的选择，居民出行趋向个体化和机动化，逐渐由以自行车为主转向公交车、出租车、私家车。道路的通畅、交通工具的便捷，促进了人们的交通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假日旅游增多，国内游、出国游开始由观光型走向休闲度假型，国内游、出境游已开始走进了寻常百姓家。交通促进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交通也改变着人们的观念，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也必将引起社会深刻的变化。

（原载于《共产党人》2008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