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变的诸阶段

巨变的诸阶段

巨变具有可以识别的阶段。比较典型的有四个主要阶段：首先是逐渐的但却不断变化的初始阶段，接下来是更迅速的确立阶段。在那之后便出现了一个危机与分叉并存的阶段，并最终进入完成阶段，或成为进入一个崭新的和更加稳定的系统的突破口，或者崩溃进入危机和混沌之中（见图6）。

1.引发期

“硬”（hard）技术中的创新（如工具、机械、运筹系统等）根据人类的目的在操纵自然方面带来更大效能。

2.转变期

硬技术创新不可逆地改变了社会与环境的关系，并成功地导致：

■更高水平的资源生产，

■更快的人口增长，

■更大的社会复杂性以及

■对社会和自然环境的越来越大的影响。

3.临界（或“混沌”）期

变化了的世界和环境的关系对确立的文化产生了压力，与之相关联的古老而受到尊敬的价值观、世界观以及伦理学和雄心提出了问题。社会在混沌理论的意义下变得混乱起来：它并非没有秩序，而是展现出一种微妙的秩序，对各种涨落极为敏感。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的演变——人们的价值观、观点以及对变革做出响应的伦理学的方式——决定了系统的混沌跃迁的结果，也就是说，其发展轨迹分叉的方式。

图6　巨变的四个阶段

巨变的四个阶段可以通过基本的分叉图表现出来。第一阶段为社会稳定性遭到一系列涨落而根基不牢固。第二个阶段这些涨落超出了统管社会结构和机构的能力。巨变在第三阶段中建立起一个涨落的分叉点，在这里社会的演进路径开始分开。巨变然后进入第四和最后的阶段。

4（a）.大瓦解阶段

社会中起决定作用的人民大众的各种价值、世界观和伦理学对变革怀有抵制情绪，或嫌变革过于缓慢，而得以确立的各种机构又是刚性太大而不允许及时的转变。社会的复杂性与退化的环境结合在一起导致了不可管理的紧张。社会秩序被暴露于一系列不久便会退化为冲突和暴力的危机之中。

4（b）.大跃迁阶段

起决定作用的人民大众的思维定势及时演变了，将社会文化转移到一种更好适应的模式。随着这些变革产生的影响，改进了的社会秩序——由更加适应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伦理学所治理——将为其自身确立地位。在其变革后的条件中，社会本身得到稳定。

就像在自然界中一样，以前处于主导地位的系统的扰动是由第一阶段社会的巨变所触发的。但是，与自然界不同的是，在人类世界中，这种现象的发生不是因为外部的各种因素（诸如其他物种的突现或生存环境的其他改变等），而是通过内部的、自我创造的变化——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交往方式的改变。大多数这些变化受处于主导技术的创新所驱动：在人类互动技术和对自然界的剥夺与掌控之中。

对于一个已经确立的社会秩序而言，技术创新是一种混杂的幸事。一方面，在“硬”技术方面（物质—能量—转化）的创新，以事倍功半的效率、能量和金钱帮助人们做成那些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它们增强了人们的体力来移动并转换物质，它们增强了人的视力和听力，同时还扩大了人脑的力量来记忆和计算信息。另一方面，新技术具有不可预见和常常是严重的人们所不欲求的“副作用”。它们对业已确立的实践、制度和理想提出了问题。它们改变了人们工作和生活的方式以及对环境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当创新性的硬技术的积累超出社会结构和机构所能治理和管理的能力之后，就出现一个时刻。资源生产增加，无论是通过更有效率对已经开采过的资源的开采，还是开发新的资源——例如，继木材之后出现了煤，然后继煤之后又出现了石油。更大量、更多样的资源使更多的人来进行生产和消费，其结果便是导致人口的增长。但是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消耗和利用的资源种类越多，资源无法与过去那种以简单技术和极有限资源为基础的生活方式相协调。因此，需要特殊的技巧和为特定目的所设定的组织结构。随着社会复杂性的增加，由于人口增长及其资源基础所带来的不稳定性也同时增加了。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采用更复杂的技术开发越来越多的资源，在以前分离的人与经济之间便产生了依赖作用。相互作用的范围扩大了：在不同的、遥远的社会和文化之间出现了不断增多的交换。这就给社会的建制和治理结构产生了压力，因此就需要新的治理和管理社区以及做生意的方式方法。有的人和某些社会开始采用新的方式来获取利益，而其他人则未能及时跟进。社会极化为现代的和传统的、富有的和贫困的以及强有力的和边缘化的。

采用复杂技术的复杂社会产生了另外一种始料不及的副作用：它不仅对社会建制和治理结构产生了关键性的负荷，而且也使环境不堪重负。自然界以意料之外的方式受到折磨：森林不能再生、土地贫瘠、气候变化、淡水量减少、海平面上升以及大气污染。

最终，巨变朝着一个分叉点前进，关键的第三阶段出现了，在这一点上社会的演化路径被迅速决定。正如在自然界中一样，社会中的分叉点被触发了，这是因为超出系统所能克服的各种不稳定性所导致的：这就是“不可持续性”的真正含义。现状极其脆弱不堪一击，而系统要么以一种新的方式来维系自身，要么它就没落下去。

在当代社会，不可持续性是经济和社会扩张的结果，同时还伴随环境的改变和退化。这些因素产生了不平等和不平衡，它们误导了人们并加重了处于主导地位的各种结构和建制的管理和社会掌控的能力。挫败引起了怨恨并产生仇恨和暴力。社会进入一个社会和政治危机的时期。

然后，巨变来到最后一个阶段。社会演进轨迹的分叉是由能量—物质—转换的“硬”技术引起的，但却不是由它们决定的。在决定一个分叉的结果时，关键的因素是信息处理的“软”（soft）技术，这些技术是知识密集型的和价值敏感型的。它们是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组织的技术，它们表达和定义了主导社会的文明。依靠处于主导地位的文明的进化，社会或者大瓦解进入到暴力和混沌，或者大跃迁到更加适应的可以持续的文明。

这四个阶段的过程是我们生存在其中的这个世界的现实情况。两个阶段在我们身后，而最后那个阶段则在我们前面。我们生活在第三个阶段，即社会分叉的临界阶段。挑战不是进入阶段4（a）大瓦解阶段，而是4（b）大跃迁阶段（见图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