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教条主义的斗争

毛泽东在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同“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了坚决而有效斗争。”^[1]

应该肯定,共产国际、苏联及其领导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曾作出许多正确的分析及决策,为中国革命作出过重要的贡献。但是,也必须看到,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共产国际、苏联及其领导人也同样犯有严重错误,中国大革命失败以后,斯大林认为,中国革命是“三阶段论”,第一阶段是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广州时期;第二阶段是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武汉时期;第三阶段是无产阶级联合小资产阶级建立的“苏维埃革命阶段。”^[2]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依照了这个观点,提出了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他说:“中国是民主革命,但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广州时期是四个阶级联合,武汉时期是三个阶级联合,南昌起义时只有工农,是两个阶级,中间不经任何停留,不经任何阶段,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3]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犯了一系列的错误。

毛泽东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同来自共产国际的“左”倾错误,同党内的教条主义作了坚决的斗争。斗争的重点主要是围绕以下问题进行。

首先,关于要不要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是以城市为中心,还是以农村为中心。“八七”会议后,各地特别是湘鄂等省在秋收起义基础上建立的工农革命军,深入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创造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但是,共产国际错误地批评中国共产党“沉溺于”农村的游击战争,要求中国党的工作以城市为中心,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运动。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中共中央机械地认为,各地农村武装起义是“因为缺乏城市领导,且没有适当的配合和联系”而失败,批评湖南、湖北省委从秋收暴动以来“主观上只号召农暴而不要城市。”^[4]单纯要求各地党组织“恢复城市工作,建立城市工人对乡村的领导”,强调“城市是乡村的领导者”。在具体部署上,1928年6月,要求湖南省委“从平岳沿湘赣边界通湘粤大道为全省暴动布置干线”,推进全省四个中心的工作,实现共产国际“城市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要求,“完成全省暴动”。湖南省委立即贯彻中央指示,6月下旬接连写信并派巡视员到湘赣边界传达中央和湖南省委命令,要红四军“立即向湘南发展”,“开始革命的进攻”,“极快速地开始乡村城市的割据”,以实现中央的“在湘粤大道沿赣边的割据”。显然这是忽视农村,强调“城市中心”论的主张。

对于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的指示,毛泽东表示了不同意见。在实践上,毛泽东坚持在农村领导工农武装割据,他拒绝了中共中央要他去上海的安排,而是在井冈山,在赣南、闽西坚持斗争。在自己所处的地位和力量不能制止“左”倾错误在红四军中造成的影响的情况下,他耐心等待并说服其他领导人。因执行“左”倾错误而导致失败后,毛泽东又同大家一起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在理论上,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和敌强我弱的形势出发,而不是从教条主义出发,科学分析农村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科学回答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最后全面阐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关于城市和乡村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批判了那种不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教条主义者,他说:“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这就是说,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并不矛盾,只有发展农民势力,扩大工农武装割据,才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

其次,围绕在农村条件下能否建设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问题的斗争。

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就必然要吸收大量农民中的先进分子入党。有大量农民出身的党员,这个党是否就是农民党了呢?这个问题,共产国际的领导者在很长一段时间是认识不清楚的,甚至忧心忡忡。在他们看来,党的工作不以城市为中心,有大量的农民党员,就不成为无产阶级政党了。直到1943年周恩来到莫斯科去,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还在说,中国共产党离无产阶级太远,担心党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共产国际的观点,影响了中共中央。1928年9月24日,中央在给湖北省委并转鄂西特委的信中指出:“不要城市就是否认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否认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结果党只有变成小资产阶级农民党”,“没有城市工作,因而党内没有工人成分,更没有工人的干部,纯粹成了农民党”,“农民党自然被农民意识支配”。1928年10月,中央在给湘赣特委及红四军的指示信中,也说:“现在全国的党有一个普遍的危险,就是无产阶级在党的成分上和领导的缩小,有形成农民党的严重危险。”因此,从中共六大决议到中央给各地的一系列指示,都一再强调,党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城市工作,必须由城市领导农村;要求各地工作由单纯的乡村转变到重要城市;要求在党的组织上必须注意吸收工人入党,使领导机关工人化,以防止被农民意识领导革命。

共产国际和统治中共中央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们教条式套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性质的原则,机械地、片面地从分析党员的成分出发来分析判断党的性质,结果陷入了一个不可逾越的怪圈:离城市太远,党内工人成分减少,农民成分增多,农民成分一增多则党的性质变成了非无产阶级政党,非无产阶级政党则受农民意识统治而不执行无产阶级政策。

毛泽东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实际,正确解决了这个问题。毛泽东认为,决定党的性质的不仅仅是党员的社会出身,党员的社会出身是重要的,但不是决定一切的。决定党的性质的主要是党的指导思想和党的纲领,是用什么思想教育党员和武装党员的问题。在井冈山根据地,在“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的条件下,毛泽东就提出了“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这些党员“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强调了从思想上建党的重要性。农民出身的党员,如果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也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反之,即或是工人出身的党员,不用马列主义武装头脑,没有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毛泽东坚持对农民出身的党员进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以加强“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从而做到了党员虽然大部分出身于农民、小资产阶级,“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坚持斗争。”^[5]针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把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和农民力量的发展二者对立起来的观点,毛泽东明确指出,这是不对的,他认为,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但是,这与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与扩大并不矛盾,相反它们是一致的。

毛泽东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实际,正确地解决了必须从思想上建党才能保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在中国条件下,必须重视和加强农民力量的发展,才能巩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这样就成功地解决了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如何建设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重大发展。

再次,围绕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和这支军队运用什么样的战略战术的斗争。

在敌强我弱、敌人占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形势下,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实行什么样的战略战术,才能站住脚,完成党的政治任务?这是党建立红军面临的首要问题。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国情,仍然按照苏联红军的经验指导中国革命。共产国际负责人布哈林认为,不能在“一个农民区域中,结集了这么多不生产的群众——红军”,为什么呢?他说,红军将把老百姓的“最后一个老母鸡吃了”,“会象一个肥胖的大肚子的女人,坐在某一个地方,便在那里大吃大嚼个精光,……到这时候,农民一定起来反对红军”。布哈林提出,将中国的红军“分散到各地方,经相当的时间,再转一个地方,到这个地方住一些时间,再转一个地方,到这个地方住一些时间,杀一杀土豪劣绅,吃一吃饭,喝一喝鸡汤,再到一个地方,照样杀土豪吃鸡,过了相当时间再前进,当着他住在这一区域时候,他可以变成农民的自卫军,来保护农民,来尽一个人民自卫军的作用。”

毛泽东从建军一开始就注意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要建立一个为建立和巩固革命根据地服务的人民军队。著名的三湾改编,其重要意义是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一支新型军队的基础。支部建在连上,是加强党对军队领导的有力保证。毛泽东认为,党在当时的中心任务就是建立革命根据地。因此,红军的一切行动都应围绕建立革命根据地这个中心。要建立革命根据地,红军的任务就不能是单纯打仗一项任务,必须根据革命战争和红军给养情况的需要,还要兼做其他工作。布哈林之所以得出红军一个地方住久了就会遭到老百姓反对,他就是把中国红军当作苏联的红军,只有打仗一项任务,这显然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规定了红军的三大任务: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又明确提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帮助建立革命政权以至可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要任务。”毛泽东要求红军必须有作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的深刻观念,使红军成为建立和保卫革命根据地的武装集团。

关于红军的作战原则或战略战术,从布哈林在中共六大的讲话中似乎可得结论,共产国际主张中国红军以流动作战的方式同敌人作战,是使红军不要根据地到处流动游击,最多起一个农民自卫军的作用。“六大”以来,有人从苏联回国传播了布哈林的主张。于是,有的领导人就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这种错误思想在红四军中也造成了混乱。

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尖锐地批评了上述教条主义的错误。他指出,有的同志“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毛泽东严肃地指出这种观点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

上述这些问题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过程中一些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这些问题的澄清过程,也就是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毛泽东敢于发表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不同的意见。实践证明,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可以假设,如果当年毛泽东在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同样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后果会怎么样?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是这样,将会大大推迟中国共产党探索革命道路的进程,乃至影响中国革命的胜利进程。

随着实践的深入,随着认识的提高,毛泽东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也更加深刻。1930年5月,毛泽东针对党内盛行的教条主义,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把教条主义提高到党的思想路线高度进行批判。毛泽东在文章中指出,教条主义者不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而是“一味盲目执行”上级指示,或者以为“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这种本本主义和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他尖锐地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不能照搬外国经验。不从中国实际出发的策略,“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也会害了这些同志自己。”毛泽东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对于毛泽东同教条主义的斗争,我们应该把它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进行考察。正是由于毛泽东在第一次历史转折关头中,敢于同教条主义作斗争,敢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才促进了中国革命形势沿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才保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革命道路。然而,也应该看到,当时是教条主义者在党内横行一时,共产国际和“左”倾教条主义者统治下的中共中央经常借手中的权力,打击和排挤不赞成不拥护他们意见的人,毛泽东在第一次历史转折过程中几次受到打击和排挤,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不被中共中央所接受,因而影响其作用的发挥。这种情况说明,教条主义是一种顽症,反对教条主义不是容易的事情,毛泽东同教条主义的斗争取得胜利是遵义会议以后,特别是在延安整风时期。尽管如此,我们绝不可低估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反对教条主义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