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地地方党的建设

毛泽东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十分重视根据地地方党的建设,他从根据地所处的客观环境和实际情况出发,对边界党的状况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深刻的论述。1928年11月他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认为边界各县的党存在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指出:“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份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据当年边界特委书记杨克敏的调查,永新、莲花、县、遂川、宁冈、茶陵五个县的党组织,党员成份均“大多数是农民”。^[28]这种情况说明,在农民成份占绝大多数的党组织里,又处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如果不加强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就不能保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就会变成农民党。

其次指出:“边界各县还有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限,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怨仇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反映到党内来时常发生无谓的斗争。甚至造成历史悲剧,土客籍问题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是一个十分特殊而又尖锐复杂的问题,在红色区域内宁冈、遂川、县,都有土客籍的问题存在,而以宁冈的问题最为严重,这种土客籍的宿怨按理是不应该引导到工农革命队伍内部来,尤其不应该引到无产阶级政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和怨恨,这种界限依然存在,这说明在加强边界党的建设中,解决好土客籍之间的矛盾,是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它关系到边界党内的团结,也直接影响到革命事业的发展。可见,土客籍问题非同小可。

第三是地方主义问题,“边界的经济,是农业经济,有些地方还停留在杵臼时代。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各县之间的地方主义也很严重,一县内的各区乃至各乡之间也有很深的地方主义,地方主义在永新特别严重,永新县委甚至发展要脱离特委而独立。其他县的地方观念、保守思想、自由散漫的劣根性也是很多的。可见,边界的地方主义,是建设“布尔什维克党”的严重障碍,所以毛泽东曾深刻感叹道:“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因此,克服地方主义是加强边界党的建设的又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第四是书记独裁成了边界党的通病。由于边界党工作繁重,任务艰巨,干部缺乏,人手太少,常常是一个人顶几个人干,无形中形成个人专断的局面,正如有的巡视员所指出的:“现在边界特委工作日益扩大,实际上一切工作与指导,都集中在泽东同志身上,而泽东同志又负军代表责任,个人的精力有限,怎理得这多?实际上也就有很多地方顾不到了。”^[29]曾任特委书记的杨克敏对此也深有感触,他说:“特委的事总是书记一个人处理,个人专政、书记独裁,成为边界的通弊。首先泽东为特委书记时,特委就在泽东一个人荷包里,后来开明代理书记,特委又是开明一个人的独脚戏………有些事不知道到前委解决呢?还是特委解决?甚至有什么事前委就推特委办,特委就推前委办,甚至两个都不管了。”^[30]这说明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完全忽视了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得不到贯彻,遇事形成两个极端,要不就是书记独裁,个人专政,要不就是互相推诿,谁也不管了。这虽然是红军和根据地初创时期,在艰巨复杂的斗争中,难以避免的现象,但如果不及时纠正给以解决,对边界党的建设是很有害的,发展下去严重影响党的战斗力,不利于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开展,甚至会影响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可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集体领导,也是根据党的建设中必须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

毛泽东不仅对边界党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作出了正确的认识,而且分析了这些问题产生的历史原因和客观环境。他从根据地党的建设的实际出发,同时又把这个问题置于整个中国革命的客观环境和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例如,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份的党。这是因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仅是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小资产阶级像汪洋大海的国家,这个社会的阶级关系是两头小,中间大,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属于中间阶级,他们必然要到无产阶级这边来寻找出路,因此,就有许多农民出身的人参加到共产党的队伍里来。湘赣边界党的状况,当然也不例外,这是由党所处的客观环境决定的。问题在于对这种不可避免的情况怎样对待,采取什么办法来加以解决。土客藉的矛盾问题,其本质是地主阶级同农民之间的矛盾,但却把阶级矛盾掩盖了,认识了这一点,就能抓住本质予以解决。边界内存在的地方主义,是由于边界社会经济发展极端落后造成的。由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一切落后,封建宗法思想充满乡村,农民做梦也想不到机器工业是一个什么样儿,是一回什么事,帝国主义到底是一回什么事。因此,实在很难使农民有进步的思想发生。”所以“说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的话,他们不大懂,不分县界、区界、乡界的话,他们也是不大懂得的。”^[31]显然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去组织共产党,当然是不容易的事。总之,边界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都是有其客观环境和特殊历史条件的,只有认清了这一点才能有的放矢地去解决。

在分析边界党的建设中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以后,毛泽东对存在的问题的性质作出了准确的判断,认为上述问题在本质上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问题,即无产阶级思想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这种矛盾反映到边界党内表现为:封建家族观念、地方主义、土客籍矛盾、雇佣思想、军阀作风,自由散漫、书记独裁、农民党的倾向、闹独立性等等,解决这些矛盾,归根到底是加强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问题,所以他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毛泽东提出的这个问题,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这就是大革命失败以后,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党不仅处在农村游击环境中,而且处在汪洋大海的小生产者的包围之中,它向无产阶级提出了在一个农民为主体的国家,如何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如何才能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问题。从而抓住了边界党建设中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为此,他采取了以下措施来加强边界党的建设。

第一,强调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注重从思想上建党。毛泽东指出,对边界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这就是说加强对边界党的无产阶级思想教育,是保证边界党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根本前提。为了加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毛泽东认为必须不定期举办党团训练班和政治训练班,采取实际措施 ,在党内不断灌输无产阶级思想。他说:“过去各地党之所以没有力量,就是因为党员没有训练,甚至入党仪式都没有举行过。现在每个党员都须加以党的基本理论的训练……特委要办经常训练班,各县亦应尽量多办短期训练班,目前基本训练工作,应竭力铲除一般同志的机会主义思想和封建小资产阶级思想,确定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生观”。^[32]为此,边界特委及各县都先后分别举办了党团训练班,,集中进行思想整顿和党的基本理论训练。在思想觉悟提高的基础上,毛泽东号召党内同志要坚决地同小资产阶自由、独立、浪漫以及思想上犹豫动摇的错误倾向作斗争,克服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

在克服边界党内地方主义、土客籍矛盾的错误倾向斗争中,除了进行耐心的思想教育外,还需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来打破地方主义,这种教育效果要比光说道理好得多,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这种地方主义的改变,说道理至多发生几分效力,多半要靠白色势力非地方主义的压迫。例如反革命的两省‘会剿’,使人民在斗争中有了共同的利害,才可以逐渐地打破他们的地方主义,经过了许多这样的教训,地方主义是减少了。”^[33]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党内教育,使两部分党员团结起来了。克服土客籍矛盾也有这样的情况,例如边界八月失败时,土籍豪绅带领反动军队回宁冈,宣传客籍要杀土籍,土籍农民大部分反水,挂起白带子,带领白军烧屋搜山,十月、十一月红军打败白军,土籍农民跟着反动派逃走,客籍农民又去没收土籍农民的财物。这种情况在党内也是一样,毛泽东采取的教育办法是:“一面宣传不杀反水农民,反水农民回来,一样得田地,使他脱离豪绅的影响,安心回家,一面由县政府责令客籍农民将没收的财物退还原主,并出布告保护土籍农民”。^[34]这种教育办法不仅使土客籍农民逐步消除了矛盾,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敌人,而且使土客籍两部党员团结一致,从而增强了边界各县党的团结。

总之,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建党思想中最明确、最突出的贡献,就是论证了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着重强调了加强党内思想教育,首先从思想上建党,从而正确地解决了边界党的建设中,既要吸收大量的农民等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革命分子入党,又要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为加强边界党的建设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第二,厉行洗党,着重从组织上整顿与巩固党。1928年5月边界党的一大以后,土地革命蓬勃发展,边界斗争节节胜利,红色区域不断扩大,县区乡各级政府陆续建立,党的组织亦普遍发展,这时党的组织也公开了,各地开始了公开建党。起初各地建党都比较慎重,注意吸收那些经过考验的工农骨干分子入党,但后来就出现了发展过猛,只注重数量,不注意质量的错误倾向,致使许多投机分子混入了党内,造成了边界党组织上的严重不纯。正如边界党的二大决议案所指的出:“党的组织扩大,完全只注意数量的发展,没有注意质量上的加强,党与阶级没有弄清楚,而只是拉夫式的吸收办法,这样将使党的组织破尽,其结果必变成不能斗争的党。”^[35]由于“拉夫式”的公开征收党员,造成质量上的失控,边界各县党员人数一时激增到一万人以上,支部和区委的负责人多属新党员,不能有好的党内教育,白色恐怖一来,许多投机分子反水,带领反动派捉拿同志,使边界内党的组织大都受到摧残,白区党的组织大都塌台,这是边界党的建设中一个严重的教训。

鉴于上述情况,边界特委决定,9月以后厉行洗党。这里讲的“洗党”就是整党,但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整党,着重是从组织上进行整顿与清洗。当时洗党的重点主要是永新、宁冈两县,不仅因为这两县是井冈山根据地的中心区域,而且还因为这两县党组织的问题最为严重。洗党的具体步骤是:首先将永新、宁冈两县的党组织全部解散,重新登记,然后在登记时对党员的成份严格加以限制,洗党结束后建设秘密的党组织。

为了帮助地方洗党,红四军军委还派出了一些红军干部深入到中心区域的基层党组织协助工作,红军干部陈东日被派往宁冈的大陇区帮助洗党,朱开卷老人在回忆当时怎样洗党的情况时说:“那时担任我区洗党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是陈东日。1928年6月全县有一千多党员,大陇区有四百多,洗党先是支部开始,陈东日到各乡的支部里与支部书记和两个可靠的党员研究,研究哪些党员不符合条件应该洗刷,哪些党员不应该洗,我们这个区共洗掉两百多个,剩下一百多个,剩下的党员就重新立过表,由各支部造花名册,送到区政府,由区政府立总册这送一份给县委。我这个支部有六十个党员,洗党后只剩下二十多个,凡是有亲戚在国民党反动派内办事的,当兵的,不听从指挥的,不愿意干革命的,社会关系不好的,就尽量洗刷,洗刷的党员不宣布也不通知,开会不叫他参加,重新立过党员花名册,对犯错误的党员有几种处分;警告、留党察看、开除党籍。”^[36]洗党的具体作法大体就是这样进行。

边界的九月洗党,是我党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整党运动,总的来看发展是健康的,取得的成绩也是显著的。通过洗党,党员数量虽然大大减少了,但纯洁了党的组织,增强了党的战斗力,各级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日益加强,显示出整党以后的新气象。但是由于当时斗争环境恶劣,情况复杂,不允许有充分的时间进行过细的工作,因此,有的地方有走过场的现象,有的地方洗过狠了一些,有的存在过分注意工人成份,排挤知识分子的倾向,尽管如此,这次洗党仍然不失为一次成功的整党运动。

第三,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边界党的集体领导。由于过去边界党的领导机关忽视集体领导,民主集中的原则得不到贯彻执行,于是形成了书记独裁和个人专断的通病,如特委只有书记毛泽东一人,永新县委只有刘珍一人,宁冈县委只有龙超清一人,以致在客观上发生群众只认识个人不认识党的误解。这种现象不利于集思广益,发挥集体智慧,无形中突出了个人,降低了党的领导作用,不利于边界党的领导机关的建设和革命事业的发展。

为了克服边界党的领导机关这种通病,在党内形成健全的民主集中制,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党的二大的决议中,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和办法,如规定边界特委经常派人下去指导基层党支部的工作,具体帮助各级党组织进行建设,要求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反对个人领导,把一切权力集中到常委会;上级机关发布的各项政策,要通过党内进行讨论,了解其精神实质,然后根据上级的政策制定出贯彻的意见和办法,各级党的领导机关的成员,都应尽量用民主选举的办法产生,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由上级指定,各级领导机关的成员,应尽量增加工人成份,要严格防止农民党的倾向发生,特委应极积加强本身和各县县委的领导力量的健全,对边界各县党的工作要有全盘计划和整个布置,强调严格党的纪律为布尔什维克的“铁的纪律”,使各级党部成为步伐整齐团结一致的坚强的战斗集体。这些办法和措施,不仅切中时弊,而且非常具体有力,对加强边界党领导机关的建设发挥重大的作用。

第四,坚持在两条战线斗争中加强党的建设。井冈山根据地党的建设是在两条战线斗争中进行,它既要反对党内存在的右的错误思想,又要反对党内“左”的错误倾向。1928年11月,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一年来,党内的机会主义现象仍然到处发现,一部分党员无斗争决心,敌来躲入深山,叫做打埋伏,一部分党员富有积极性,却又流于盲目的暴动,这些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在红军中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也是存在的。敌人来了主张拼一下,否则就要逃跑。”当时党内右的错误思想主要表现在:一是革命转折关头表现动摇。大革命失败的后,革命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由于物质生活艰苦,战斗频繁,红军大量减员,少数革命意志簿弱的人害怕斗争,思想动摇,开小差不辞而别,甚至投敌叛变,当时发生了师长余洒度离队,三团团长苏先俊开小差,以及团长陈皓、副团长韩昌剑,参谋长徐庶等企图投敌叛变等事件。二是在革命斗争受到挫折表现悲观失望。1928年3月和8月边界先后两次失败,红色区域大部分被敌人占领,当地豪绅和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许多党员和群众惨遭杀害。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党内一部分人表现出悲观失望,对创建根据地缺乏信心。三是在强敌压境,形势危急时,表现出无出路的失败主义情绪,1929年初,敌人以18个团的兵力,分五路向井冈山根据地进攻,党内和红军内部一部分人认为失败不可避免,主张退却逃跑,放弃井冈山根据地。上述右倾错误倾向虽在根据地不占主导地位,但它对开展“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危害很大,它动摇了军心,瓦解了斗志,造成了思想混乱,削弱了党的战斗力。毛泽东批判了红军和党内的这种右倾悲观思想,在边界党的一大会议上,科学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阐明了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大意义,提出红军必须坚决地同敌人作斗争,反对逃跑主义。同时在党内进行政治思想教育。1928年3月县中村,毛泽东给部队讲了一个星期的政治课,他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特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条件和作用。通过教育,使广大士兵和党员思想觉悟提高,增强了大家对革命必胜的信念,基本克服了党内的右倾错误思想。

在同党内右倾错误思想作斗争的同时,毛泽东坚持反对“左”的错误倾向,当时反对“左”的错误,主要是抵制临时中央政治局和湖南省委推行的“左”倾盲动主义政策。边界的三月失败和八月失败,都是这种“左”倾盲动主义错误造成的苦果。1928年3月,湘南特委的代表周鲁来到井冈山,指责边界“烧杀太少”,“行动太右”,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撤销毛泽东的前委书记,并不顾毛泽东等人的反对,强行拉毛部开往湘南,策应湘南暴动,结果造成湘南和边界同时失败。毛泽东进行了坚决的抵制,结果受到党中央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的组织处分。1928年6月26日,中共湖南省委又下达命令,要四军“立即向湘南发展”,“杀出一条血路”,并派省委巡视员前来帮助工作。6月30日,边界特委、四军军委和永新县委召开联席会议,讨论省委命令,会议决定不执行这一错误命令,并提出六条理由。7月4日又书面报告湖南省委,请省委重新讨论,做出新的决定,但杜修经不顾联席会议的决议,强行分兵冒进,结果造成了八月失败,给井冈山根据地再次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毛泽东在总结这两次失败的时候深刻地指出:“这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的时候,反而采取统治阶级政治破裂时候的战略,分兵冒进,致使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两次失败说明党的方针政策是否正确,对于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说:“红色政权的长期存在并且发展……还须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的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37]而要制定正确的政策,就必须反对党内“左”右倾错误政策,因此坚持在两条战线斗争中加强党的建设,是井冈山根据地党的建设一条重要经验。邓小平在谈到毛泽东的建党思想时指出:“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即红军创建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38]这个评价是符合当时实际的。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48页。

[2]见1924年1月29日《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

[3]见1925年10月27日广州《国民日报》。

[4]《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三册409页。

[5]《毛泽东选集》第一卷3—9页。

[6]斯诺《西行漫记》第135—136页。

[7]《共产章程与实非共产》见1925年12月5日《政治周报》第一期。

[8]《邓颖超回忆》1971年8月11日。

[9]贺敏学《永新暴动》。

[10]刘克犹《回忆宁冈县的党组织》。

[11]《永新部分革命老人回忆记录》。

[12]《莲花区、苏区老干部座谈会陈天福等同志回忆记录》。

[1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58页。

[14]《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186、187页。

[15]《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186、187页。

[16]《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188—190页。

[17]《毛泽东选集》第2卷609—610页。

[18]《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3页。

[19]《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3页。

[20]赖毅:《难忘啊!入党宣誓的时刻》。

[21]《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5—66页。

[22]赖毅《毛委员在连队建党》。

[23]《中央给前敌委员会的信》1928年6月4日。

[24]《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4页。

[25]《红军第四军第六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案》。

[26]《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5页。

[27]《中央给前敌委员会的信》,1928年6月4日。

[28]杨克敏《关于湘赣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

[29]杜修经《向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

[30]杨克敏《关于湘赣苏区情况综合报告》。

[31]《毛泽东选集》第1卷74页。

[32]《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8年10月5日。

[33]《毛泽东选集》第1卷74页。

[34]《毛泽东选集》第1卷74页。

[35]《湘赣边界各县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8年10月5日。

[36]朱开卷《宁冈区乡改权和党的建设情况》。

[37]《毛泽东选集》第1卷50页。

[38]《邓小平文选》41页。